第二章 莫言作品中方言运用的深层原因
语言作为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承载着作家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因此作品中的方言并不仅是表面看来的一种写作技巧或写作策略，方言的选择和运用其实是作家深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的外在显现。2001 年莫言在苏州大学的演讲这样定义他自己--“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檀香刑》后记中莫言提出“大踏步撤退”的口号，正式回归到民间。而作为“大地之音”的方言，承载的则是大地在作品中的诗性言说，体现出了作家与他的“血地”之间的血脉相连。品读莫言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把自己作为一位“民间工匠”,运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语言资源，把自己的作品扎根大地，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
第一节 方言运用与民间立场
有人这样评价莫言“从真正的民间立场出发，把民间文化世界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并在其间感受着民间世界的丰富与博大，为民间自身的深厚所震撼。”①20 世纪 90 年代，陈思和对“民间”这一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阐释，《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是他系统阐述“民间”的两篇论文，此后文学界和理论界便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各界理论家纷纷响应，对“民间”的定义和阐释也层出不穷。
文学要真实展现民间，站在民间立场上就必须让民间的语言发声、说话。评价莫言时，陈思和认为“莫言艺术最根本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正是他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大气象。”
陈思和看到了莫言艺术语言与民间文化、大地母亲割不断的血缘联系。本文从莫言的作品入手，阐释莫言自身对“民间”的看法和立场，以及他站在这种立场上所做出文学实践。
莫言在《我的文学经验》的演讲中，坦言道：“回头总结一下自己个人的文学道路，总结一下个人文学创作的经验，就感觉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向蒲松龄学习的道路。”“蒲松龄先生创作的主要资源是来自民间”③蒲松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利用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写就了不朽的《聊斋志异》，莫言也一直像蒲松龄学习，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
民间立场作为作者的一种文化姿态，必须要依托其作品，构成作品的语言便首当其冲成为表现作家民间立场的武器，莫言就选取并借助方言这种扎根底层大众的民间话语来展现其民间立场，在民间立场上进行他的“民间写作”.
一、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写作
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都主张从民间语言资源中获取灵感进行中国的国语建设，这是早期方言被理论家所看重的主要原因。以周立波为代表的作家，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则是为了使作品深入工农兵、贴近工农兵而使用方言土语。中国作家一直在为如何写作而努力探索，对方言土语的使用也没有终止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哲学思潮影响后，中国的作家不仅如早期理论家那样把方言看作丰富国语的一种素材，更察觉到了方言所承载的丰富而深厚的内涵。莫言，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方言运用的杰出代表，无论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方言词汇、方言句法，还是茂腔、歌谣唱词、山东快书等等地域声音，都可以看作是莫言发现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突出表现。
在《作为老百姓写作》一文中莫言提到：“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是伪民间。”②“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写作。”③这是莫言对为什么而写作，为了谁而写作的主要观点，也可以看做莫言对“民间”的态度和看法。可是如何“作为老百姓”写作？这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摒弃为庙堂写作，丢掉知识分子的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的评判标准来写民间底层民众。在《作为老百姓写作》中，莫言提到沈从文早期作品中对妓女的描写：“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的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厉害。但沈从文却把她们写的有很多可爱之处。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的。”而莫言也认为沈从文“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保持着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
这是民间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价值评判。这就需要作家发现民间而不是制造民间，真正站在底层老百姓的立场上，完全不能带有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对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每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都是一个挑战。
莫言又曾这样表明自己对民间写作的态度：“民间写作，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个人鲜明的个性，就真正的民间写作。”①民间写作是强调作家个性的写作，每一个作家的思想不尽相同，每一个作家心中的民间更是千差万别，而莫言就借助“高密”这一土地，用他自己的语言向世人展示了他心中的民间写作。
莫言生命的前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高密，当地的方言土语早已深深植根在莫言的血液中。莫言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二十岁前他一直想逃离贫穷落后的故乡，而当他离开后审视故乡时，却发现故乡的烙印无法抹除，故乡是他的根和归属地。莫言从小就是一个机敏的孩子，热爱读书、记忆力特别好，还特别喜欢听故事，流传在当地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成为莫言最早的文学启蒙。参军后，他走出高密见识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接触到了外国优秀作家的众多作品，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但高密的烙印却始终跟随着他。他创作的“高密东北乡”虽然是一个文学地理空间，但其骨骼与血肉却是他记忆中在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童年的经历和故乡的浸染，让莫言的作品染上了与其他作家不一样的色彩。
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民国时期这里旧称“高密东北乡”,自古这里就是中国的农耕区。中国作为一个农耕传统悠久的国家，农民的语言是古老的也是生机勃勃的，它来自世世代代的语言传承，一直被运用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世世代代的农耕生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进而愈发贴近大地。与那些一味堆砌方言土语使其读起来更“土”不同，莫言并不是把方言土语当做作品的装饰，而是真正实现了与作品创作立场、创作动机的水乳交融。农民的语言是生动的形象的，有些词汇和句法，具有普通话所没有的神韵。“中国的农耕史是世界上最长久的农耕史，因此，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民，于是中国农民的语言便包容了最丰富长久的历史积淀，书斋里的文字一旦到了农民语言面前，便无法不显得苍白，贫弱，乏味。”
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和句法的使用为作品增加了别样的韵味。“在诗歌的描述中，不涉及意识的事实，其成分是虚幻的；语言的印记创造了事情的全部，即创造了’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有特色的语言如圣餐上的术语、古典词语、带有稚气的措词等等，成了诗歌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方言诗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彭斯不可能用标准英语说到田鼠，甚至注意田鼠时也不能想到它的标准的英语名称吧，否则，他的思考就会稍近滑稽或多情。农民语言中的田鼠，总有泥土、谷物、耕耘、收割等朴实的场景，这是一种与土地联系甚为密切的生活，农民利用工具和牲畜所做的事，简直跟田鼠依靠啮咬和搬运所做的差不多。田鼠孳生是农村常见的灾害，没有人能比农民更好地欣赏这句话：'The maun live’（你们也得活下去）。这里的方言强调了两者类似的均依赖那些谷物过活的现实，也在熟悉如何越冬的思维方式中铸造出了全部的体验。”
这是苏珊·朗格在讨论方言诗时的一段论述，她对方言的看法由此可以窥见：她认为方言与农民、土地有着天生的亲近性，与标准语相比，方言运用是农民思维方式的展现。同时运用农民语言来写农民思维还使作品的文学性更强。
作者在运用方言写作的同时，思维方式上是“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作为老百姓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中，“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可以指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民，更多的是指向普通的农民。莫言作品中“民间”的发生地-高密东北乡是农村，笔下的人物大多也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形象。这里的“民间语言”也就指向了农民的语言。作家在运用方言进行写作时，主要运用方言词汇、方言语法、民谣唱词等方言资源。这些方言运用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思维方式是不可分割的，而同时这些方言的使用，对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不可或缺的。莫言作品中“高密东北乡”中众多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描写，假若没有了山东方言肯定会逊色不少。如《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等中塑造的诸如“余占鳌”、“上官金童”、“孙丙”等等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必须使用方言才恰如其分地符合他们的人物形象。而如果这些作品在中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语言时没有运用山东方言的话，这些人物形象则会逊色不少。
苏珊·朗格认为：“方言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工具，它的运用可以是精巧的，而不一定必得简单搬用它的语汇；因为方言可以转化为口语，以反映妙趣横生的思维。”②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展现，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文学作品中对方言词汇的简单模仿和使用并不能真正反映民间立场的精髓，没有民间思维作为内在支持的方言词汇只会是不合时宜的装饰品，并不能完全融入作品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方言所具有的修辞和表达效果，是莫言将其大量在作品中使用的原因之一，但是莫言还看到了方言背后所隐含的农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农民渴望发声的民间话语的体现。一直以来民间话语处于边缘地位，被官方话语排斥并且遮蔽。莫言则以一个置身民间的老百姓的姿态写作，试图还原民间话语的本来面貌，毫不加遮掩。
在访谈中，莫言多次提到他对方言中文学性极强的山东方言的运用，他认为“民间的语言，非常有文学价值，当年在农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很多话文学性是很强的。比如山东人在描写一个女人的时候，说一个姑娘很漂亮，不会说她很漂亮，说她奇俊。奇怪的奇，奇俊。要说一个人跑得很快，不会说他跑得非常快，我们说他跑得风快，像风一样快。要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不会说特别黑，我们会说怪黑。像这样的语言写到小说里，比说特别黑、非常漂亮更文学一点。而且没有违反任何汉语的规则，这样写了，既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又完全可以让天南海北的读者看得懂，这就是好的文学语言。”
而方言土语中用风来修饰快，是民间形象思维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看出莫言对方言土语持赞赏的态度，主动采用民间语言写作，将方言诉诸笔端使其流淌在作品的角角落落，这些充满生命的方言运用更是为莫言独特的高密民间王国增光添彩，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了更独特的阅读体验。
莫言作品中的民间话语主要通过作品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加以体现。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中，莫言大量借助方言而不是使用通用的普通话，这是因为方言在展现民间话语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方言最接近农民的思维方式，这就回归到民间，站在民间立场上。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不要把语言看做一种实体性事物，即具有其自身实在性，而应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工具，我们借助它而建构起一个客观性的世界。”②老百姓的语言就是方言，老百姓的腔调就是方言的腔调，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就是潜藏在方言中的思维方式。只有抓住这一点，真正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才能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
二、继承创新传统民间文学
莫言民间立场的另一个特征，是对民间文学的发现和利用。莫言对民间文学加以利用的观点看似简单，其实更暗合了他“作为老百姓写作”,让文学作品成为“接地气”的人民群众爱看的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口头语言艺术，最大特点就是口头传播，当涉及一地时，地方方言便成为它最主要的载体。“土里土气”的方言让民间文学有着不同于作家文学、官方文学的旺盛生命力，更深一层来讲，这实际上是与“官方文化”相悖的一种观点。
民间文学是一种口头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粗略可以分为非专业的，如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谜语、笑话等作品，及专业的，不是每个人可以讲或讲唱的，如说书、各种曲艺、皮影戏等等。”①民间文学作为优秀的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不如正统的作家文学规范、成熟，却也有不可否认的巨大价值。
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价值更是亟待发掘。首先，民间文学具有地域性。那些流传在此地的神话、传说，让此地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都染上了不一样的色彩，而这些独特的神话、传说也渗入了当地人的思维中。方言作为民间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更加深了民间文学的地域性。其次，民间文学的民间立场更加明显。民间文学作为受官方话语影响较小的一种文学，底层大众掌握了话语权，反映了大众的心理期望和思维方式，是民间立场的鲜明体现。
众多理论家也看到了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民间立场之间的关系。在探讨文艺学文化研究的趋势时，程正民认为钟敬文和巴赫金两位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见解与倡导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要充分重视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下层文化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巴赫金立足于文人文学而研究民间文化，寻找文人创作的民间文化资源，比如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钟敬文先生不同，他以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研究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两位先生的整体文化观又是接近的。”
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资源为文人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研究文学时立足于民间立场，这就要求要注意到影响文人文学的民间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学巨大价值。
巴赫金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研究拉伯雷作品时就独具慧眼看到了民间对文人文学的影响。“读者如何能借助民间文学（有多种定义）理解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最杰出的贡献是米哈伊尔·巴赫金为拉伯雷建立的模式。巴赫金认为，要理解拉伯雷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的世界，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关于笑的价值观、整个多种语言混杂的文化氛围，以及民间文学被用来展示这些方面的途径。”③这些对虚构的民间文学的借鉴和使用，其实反映的是现实环境的现状，是对占优势的“官方文化”的一种抵制，只有理解了民间文学，我们才能对底层大众占多数的世界得以理解和反思。
莫言对民间文化的感情是十分真切的，“民间文化在我的理解也不是那么狭隘，也就是说如民歌、民谣等被整理成文字的民间文化；再者，像汪洋大海般的老百姓日常口语，口口相传的关于历史、人、鬼神的，这也是一种民间文化；民间戏曲也是民间的文化。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文字、声音和表演的结合，更集中表现了地方老百姓心理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每个地区的老百姓性格都可以在戏曲中得到曲折表现。”
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些民间文化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真正的民间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是真正的民间立场，莫言在作品中借助文学的改造与运用将老百姓深层的心理结构得以全方位的展现。
莫言作品中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主要集中于两个类型：一是对茂腔、山东快书、地方歌谣的运用。一是对民间传说的借用和化用。在利用民间文学时，莫言很注意保持民间文学的语言临即感，运用原汁原味的方言进行写作，产生了地域氛围和乡土认同感，这让民间文学成为莫言作品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十三步》中，描述校长的心理活动时，莫言另辟蹊径借助山东快书《武松传》的片段。山东快书作为起源于山东农村的一种说唱艺术，以山东方言进行表演，山东的地方色彩浓厚。山东快书的代表作是《武松传》，《武松传》采用似说似唱的技巧，塑造了武松这一位有血有肉深受人民喜爱的英雄形象。“使武松活生生地处于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处于人民群众之外，更不是处于人民群众之上。”②山东快书成为莫言这位具有创造力的作家的工具，他把口说的山东快书直接转化为民间语言，成为《十三步》的有机组成部分。
山东快书在这里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与人物形象形成了一种反差。校长在去殡仪馆的路上竟然不合时宜想起了略显粗俗的《武松传》唱段，对校长这种心口不一的人产生了极强的讽刺效果。
《檀香刑》中贯穿始终的茂腔是民间文学的鲜明表现，整部作品的语言呈现口语化、方言化的特征，其中也不乏对民间粗话俗语的运用，这是对方言的宣扬，也是《檀香刑》中大举“民间”大旗的表现。在《檀香刑》后记中莫言写道，“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③这种地域声音的运用，使《檀香刑》呈现出戏剧的特点，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巨大魅力。莫言在这里“大踏步”撤退到民间，是对民间文学继承和创新。
《天堂蒜薹之歌》中，每一章开端出现的瞎子张扣的唱词，从侧面概括了“天堂县”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这部小说本就是莫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莫言作为农民的儿子，感同身受，感受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对农民的同情。这就让莫言“绝对站在了农民的一边，当时就找了一个地方用 35 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④瞎子张扣却因为直言讽刺而丧生，瞎子张扣的唱词可以看做是莫言内心的一曲悲歌。
莫言既同情民间，也看到了民间所存在的愚昧和无知。他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有民间传说原型依据的情节描写，如《檀香刑》中借二爷说出的关于火车的愚昧看法：二爷压低嗓门，更加神秘地说：
“下面的话，千万别去乱传-德国人把中国男人的辫子，压在了铁路下面。
一根铁轨下，压一根辫子。一根辫子就是一个灵魂，一个灵魂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你们想，那火车，是一块纯然的生铁造成，有千万斤的重量，一不喝水，二不吃草，如何能在地上跑？不但跑，而且还跑得飞快？这么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自己想想吧！”（《檀香刑》，第 189 页）这是一段对火车如何跑得飞快的原因，是对科学的愚昧无知而做出的错误判断，同时也是《檀香刑》故事的触发点之一。另外，孙丙假借天兵天将，学得神拳，召集大家学习神拳。
“木犊顶着马前张保，余金顶着马后王横。习拳之日，人人都选了自己心目中最敬佩的天神地仙、古今名将、英雄豪杰，做了自己的附体神只”（《檀香刑》，第 218 页 ）但这种愚昧的抵抗方式颇得农民的青睐，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民间传说的使用不仅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使用和再现，也符合当时农民愚昧无知的状态，使莫言的作品更具真实性，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的想法是：第一，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既不能建党建国，更不能亡党亡国。第二，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那么神圣那么崇高。作家就是一个老百姓，无论别人怎么吹捧，你也是一个老百姓。”
这可以看做是莫言“民间立场”的生动写照，他真正用“民间话语”,“作为老百姓”来写作，这种创作动机的无功利性与莫言自身的个性相互结合，让莫言自《檀香刑》起开始“大踏步撤向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