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分界与融合历史考察

　　“心”“物”及其相互关系是西方哲学“认识论”领域中的一组重要理论范畴，这组范畴反映在美学领域，往往表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形式而展开，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在整个西方哲学以及西方音乐美学的发展历史之中。本文拟从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分界与融合做一个简要梳理及其历史考察，并由此关注20世纪西方美学“心”、“物”二元论对立的消解与融合趋势，及西方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以此求证于大方之家。

　　一、西方哲学与音乐美学“心”、“物”二元论的分界溯源
　　
　　柏拉图《费多篇》认为，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肉体“天生的虚弱”和“易于腐烂”;而“灵魂（理式）”存于人“心”（人的心灵），能保持永久。认为“心”（心灵）与“物”（肉体）相分，“物”是“心”的载体，人透过被肉体囚禁的“灵魂”（心灵）看待“实体”,“心”与“物”是相分。由此，柏拉图把二元论划分感性世界和睿智世界（TheSensible World and Intelligible World）。

　　继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美学二元论（dualism）逐步分化为形上学的（metaphysical）二元论和知识论上的（Epistemological）二元论。形而上的二元论认为，在任何既有的领域之内，都有两个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元的实体（substance）。宇宙最根本的实在是二元的，即，通常所谓精神（心）的与物质（物）的；而知识论上的二元论则认为，人的认识对象“物”（特指被知觉或被记忆的事物）和认识主体“心”（呈现在认识主体心中的感觉、记忆或概念等）是相分离的。

　　心物二元论思想尽管在柏拉图时代有所呈现，但其正式出现则不晚于笛卡尔时代。笛卡尔说，“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成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这段文字是笛卡尔形而上认识论的核心，强调“心”为主体的能动作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说得精神比物质确实……偏向把物质看成是唯有从我们对于精神的所知，通过推理才能认识（倘若可认识）的东西。”笛卡尔之后，欧洲绝大多数哲学家、美学家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关于“心”与“物”二元论的思想，即认为在“我思”的前提下，“心”与“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统一于上帝。

　　按照笛卡尔的二元论，既然“心”和“物”是完全不同的实体，那么，两者都可以不依赖于对方而独立存在。因此，“心灵”也应该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不占据空间的“非物理性”实体。这种观点带来了一系列的认识论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心”、“物”互动关系的矛盾。如果假定“心”、“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如何解释“心”、“物”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一个完全非物理性的“心”在因果关系中作用于作为物理对象的“物”（肉体）本身？

　　笛卡尔其之后的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等哲学家们也提出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可能的”,认为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个例证，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心灵”（或译“精神”、“心”）在现代的意义很多时是指人的“思想”或“思维”,但莱布尼兹明显不用此意。莱布尼兹时代，崇尚笛卡儿把世界分为“物质”与“心灵”,莱布尼兹虽然继承了这种二分，但没有选择“物质”,只好选择“心灵”,认为“心”“物”二元论关系中，“心”比较重要。到 18 世纪的康德（I.Kant）二元论，则强调人们能够认识的只是“表象（phenomenal）”,即经验及可能经验的事物，而“物自体（thing-in-itself）”或“本体（noumena）”是不可知的。而知识论上的二元论则认为，人的认识对象“物”（被知觉或记忆的事物）与认识主体“心”（呈现于认识主体心中的感觉材料、记忆或概念等）截然不同，在“心”、“物”关系中，作为主体的“心”具有主导的地位，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认为不是“物”（事物）在影响人，而是“心”（人）在影响“物”（事物）。是人（或“心”）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也首次把“客体”（“物”）与“思维”（“心”）的同一归于“主体的能动性”,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着名论断就是：“人为万物立法。”人“心”是认知万物的主体，“心”决定了“物”的表象，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通之处，即，事物（“物”）的特性与观察者（“心”）有关。

　　①到 19 世纪，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等人为代表实证哲学流派，认为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实证的”事实，反对以任何“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分析问题的依据。在这种学说的带动下，十九世纪的欧洲哲学、美学界兴起了一股强调实证、热衷于实验方法的潮流，由德国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GustavTheodor Fechner,1801-1887）所创立的、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美学也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了，在这个时期的“心”“物”关系中，“物”更为重要。

　　在音乐研究领域，实证主义及实验美学的影响也显现出来，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尔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在其着作《音乐感觉论》中，尝试以生理学和物理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与音乐的关系。汉斯立克曾在《论音乐的美》一书中提到过这位研究音乐的科学家及其着作，从汉斯立克本人的言论来看，实证主义哲学显然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在书中说：“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推动着一切知识领域的力量，要求对于事物取得尽量客观的认识，这个要求也必然牵涉到美的探讨。要满足这要求，美学必须屏弃从主观情感出发，在事物的整个边缘作一诗意的漫步，又回到情感中去的方法。假如美学不致全部成为幻觉的话，那么至少必须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至少要试图接触事物本身，在千变万化的印象后面，探求事物不变的客观真实。”

　　汉斯立克将音乐的美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对象（“物”），这种对象的性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更不取决于人的情感，他说：“美好的事物始终是美好的，即使它不产生什么情感，甚至在没有人观看时也是这样。”“审美探讨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美的物体，而不是感受着的主体。”在审美关系中，审美的对象是“美的物体”（“物”），而与审美主体“感受着的主体”（“心”）没有关系，汉斯立克的这种论点与李斯特、瓦格纳为代表的，主观色彩浓厚的情感论音乐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历时来看，汉斯立克信赖的这种实证主义美学观也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的核心便是忽略甚至否认了音乐作为审美对象、作为精神产品所特有的本质，割裂了审美主、客体，或“心”、“物”互为依存的关系。认为，美学的根本目的就是采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求事物不变的客观真实，而不是通过考察对象“物”与人“心”的特定关系，进而揭示人的内在本质的关系。可见，19 世纪，“心”“物”二元关系的矛盾，无论在哲学界、美学界，或音乐美学界也都普遍存在。①
　　
　　二、20 世纪西方音乐美学“心”“物”二元的消解与融合
　　
　　20 世纪以来，“心”“物”二元关系的矛盾仍为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们所重视，几乎所有的学派均力图以自己的理论构架消解“心”“物”二元对立的矛盾，寻求二者之间的某种融合，并以此影响到 20 世纪音乐的音乐美学（或音乐哲学）。

　　20 世纪上半叶的“行为主义”是最早试图解决二元关系矛盾的哲学理论。“行为主义”尝试用经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灵本质”和“心”“物”关系问题，力图通过可直接观察的“行为”来研究不能直接观察的“心灵现象”,从“行为”透视“心灵”或“观念”.“行为主义”理论包括“逻辑行为主义”,“本体论行为主义”和“方法论行为主义”.逻辑行为主义主张根据“行为”来定义或解释日常“心灵”名词的意义；本体论行为主义认为“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等于“行为倾向”（disposition），不存在“行为倾向”以外的“心灵状态”,或不存在“行为事实”以外的“心理事实”;方法论行为主义则是探讨整个“心灵科学”或心理学应当怎样进行的学说，它包含了“否定性”和“肯定性”两种主张。否定性主张认为，虽然“欲望”和“信念”等词汇代表了引起行为的内在状态（逻辑行为主义者否认这一点），但科学的心理学应该避免谈论“欲望”和“信念”,因为它们是无法观察的内在状态。我们所能够观察的是他人的行为，而不是人们内心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心理学应当是“行为科学”.
　　
　　20 世纪中叶出现所谓“心灵哲学”②,认为世界事物都有“物理的”部分和“心灵的”部分，“心灵”（“心”）的任务在于“统合”“物”（事物）的物理部分。心灵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心灵”（“心”）如何与我们“身体”（“物”）产生关系。因此，处理这个问题就势必面临两个方向：一是，偏向于肯定“身体”与“行为”的“物理主义”与“行为主义”;一是，偏向于肯定“心灵”的“理想主义”或“观念论”.其存在问题时，其在讨论的“感受性”和“意向性”等“心灵”状态在逻辑上无法“完全还原”为可观察的“行为属性”或“物理属性”.

　　第三种理论是所谓“心脑同一论（mind-brainidentity theory）”,“心脑同一论”的出现标志了现代西方哲学关于心、身从“二元论”对立走向“一元论”的“融合”.

　　“心脑同一论”也称为“心物同一论”,或“心灵神经同一论”、“类型同一论”和“类型物理主义”等。如果说，笛卡尔的二元论和逻辑行为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先验的理论的话，那么笛卡尔以来，所有的理论几乎都仅通过对“心”“物”概念或关于“心物概念”的日常语言的分析得出支持二元相分理论的结论。所不同的是，“心脑同一论”则力图通过诉诸科学已有的发现来预测科学将会发现的事实。按照“心脑同一论”,“心身”、“心脑”、“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仅靠“内省”和“语言分析”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观察和实验才能解决。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人的精神活动和人的大脑的某些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大脑受伤会严重影响受伤者的推理能力、记忆、知觉，甚至性格；大脑中的某些化学变化，如血液中高含量的酒精或某种药物，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判断等；脑死亡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中止。认为痛觉、思想等心理状态都存在，但不过是经验到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状态。心脑同一论特别是中枢状态唯物论，不同意行为主义把心理状态或现象等同于行为的观点，认为心理状态是某些行为的内在原因。它承认心理现象具有成为动因的效力，思想、决断、注意等等都能产生行为上的结果。但这个原因究竟具有什么性质，这不是逻辑分析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对它的回答将取决于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第四种理论是 20 世纪末出现所谓“功能主义”,认为，具有“心灵”属性的物理对象之所以具有“心灵”属性，是因为它们能够执行“心灵”属性所要求的功能，这和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及怎样做成的无关。它们不一定非要是大脑，也可以是别的东西。

　　比如电子计算机，即，某种能够执行“心灵程序”的功能。但“功能主义”所遇到的困难其实是整个唯物主义还原论所遇到的困难。前面所讨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包括“行为主义”、“心脑同一论”和“功能主义”,都试图将“心灵”现象或还原为可观察的“行为”,或还原为某种物理属性（如大脑状态），或还原为功能状态，但这种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它们无法解释第一人称所感受的“感觉”和“意向性”等。唯物主义声称所有的“心态”（“心”）和“事件”（物）都由物理过程所决定。“属性二元论”声称“心”的现象不能被还原为“物”（物理）的特性。这使得西方心灵哲学不得不转向“非还原论”的唯物论，由此导致两种主要理论形式的出现，即，“属性二元论”①与约翰 · 罗杰斯 · 塞尔（John Rogers Searle）的“生物自然主义”②.约翰 · 罗杰斯 · 塞尔认为，这两个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调和的立场事实上并不矛盾。他提出所谓“生物自然主义”学说，他认为，“意识”、“意向性”等“心”的现象都是人大脑的高级特性，它们由大脑中的较低水平的神经生物过程所引起，尽管这些较低水平的成分本身并不具有“心”的现象的特征。运用这一观点，塞尔声称，对于“心”与“物”（身）的本质所作的调和中所引起的种种困难可以得到解决。

　　“心”“物”从分界走向融合在哲学和美学上表现也较为突出。20 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心”所感知的“意向对象”不是“客观实体”,意向作用也不是经验性活动，它们分别是聚结于“意向关系”体内的特定方面。胡塞尔在其《笛卡儿沉思录》一书中将意向性定义为“自我在其中作为自我生存之意识方式的基本特性”.指明意向性是“我思与我思对象的张力关系（spannung）”.胡塞尔主要研究“对象”（物）在意识（心）中的显现方式，即对象的“透视性形变”、显现时的清晰度， 以及意向关联体的统一化作用。目标是使现象学还原深化为“纯粹现象”或“纯粹意识”（心），以便使知识的“客观性”（物）或确定性建立在纯主观性的基础上。经过这一还原，一切经验性内容都将被排除，只留下“纯粹意识”或“先验意识”,包括所谓先验自我、意向作用和意向对象，还原到先验意识。这个时候，“物”的客观存在及存在性被“悬置”起来不论，认为，先验“自我”（心）是意识和意向结构的最深核心，同时也是推动心理活动和引发知识结构的总根源，同时也是现象学还原的终点、构造的起点。

　　胡塞尔现象学在音乐美学领域代表，就是他的学生波兰哲学家罗曼 · 茵伽尔登 （Roman Ingarden,1893-1970）。茵伽尔登在一篇题名为《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的着作之中，认为，音乐作品既不是“实在客体”,也不是“观念的对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由“纯意向性”（心）所指向的“物”,即“纯意向性对象”.在音乐的“心”“物”关系中，“心”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和容纳客体“物”的存在，而是“心”,及“意向”主动地指向某一对象“物”,并在把握这个“对象”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重建”和“具体化”.在“心”、“物”关系中，“物”成为“意向性对象”,其依赖于人类意识--“心”的这种“意向性”活动而存在，是一种“意向性存在”的“对象”.他认为，不能把音乐作品的欣赏者、演奏者在聆听或演奏这一作品时所产生的某种情感反应等同于音乐自身。

　　音乐作品的各种“非声音因素”是以音乐构成物声音材料为基础的，属于音乐自身，“它们离不开声音构成物，只有借助于抽象才能把它们从声音构成物的整体性中分离出来，”而欣赏者和演奏者的情感是以他们个人的心理活动为基础，虽然可以说音乐作品唤起了他们的某种情感，但这情感只能属于他们自己而不能属于音乐作品。在音乐美学中的“心”“物”关系中，“心”（情感属性）与“物”（音乐）的关系的“非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汉斯立克与他律论美学“心”“物”关系的矛盾。

　　胡塞尔的追随者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释义学美学，其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现代释义学比以往任何一种学说的美学观念都更加全面而充分地肯定了人类艺术思维及审美经验中的“主体性原则”,尤其强调了接受“主体（观赏者）”对艺术作品意义所具有的重要性。其核心论点认为，因为有了“接受者”的参与，艺术作品的意义才得以实现，由此推论，由于“接受者”的体验千差万别，而艺术作品的意义也就无穷无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艺术作品本身就是那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不同地呈现出来的东西，现在的观赏者不仅是不同地去观赏着，而且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这就是说，理解的多样性不仅属于理解者，而且也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

　　③这种将理解上升到本体层次上进行考察的美学观念，在一向奉行“心物二分”、“主客二分”,同时在将审美活动判定为“主体认识活动”的西方美学思想体系中，无疑也是一次重大的突破。20 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心”“物”分界逐渐消解，“心”“物”相融似乎进入了历史的“怪圈”,中西，或西中美学史，貌似从“天人合一”走向“心物相分”,或从“心物相分”走向“天人合一”.21世纪的人们似乎看到，中、西音乐美学在一个新的历史维度走入了各自发展的历史“怪圈”.

　　三、结 语
　　
　　由于我们所理解的因果作用一般只存在于物理对象（如音乐的声音--“物”）之间，我们很难理解一个非物理的对象--“心”何以能够影响或作用于一个物理对象（“物”）而不违反许多现有的物理规律。解决“二元论矛盾”的一个最好方法似乎是将“心灵”理解为一种可观察的“物理属性”,这样西方美学中的“心”“物”关系就不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实体，从而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心”“物”互动的问题，而不会陷入认知“非物理的属性”何以能够影响“物理属性”的矛盾。

　　本文认为，中西“心”“物”关系体现了中西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应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里要表述的是，中国哲学、美学中的“心”“物”关系至少从西周以来一直与人的生命意识有本质的联系，人的生命与宇宙的生命互为感应寂然一体，“心”感“物”应，“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美学及音乐美学的“心”“物”关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绝对对立的二元分立，强调“天人相分”,强调对立与斗争。尽管在 20 世纪以来，通过心灵主义、行为主义、“心脑同一”、功能主义，以及“属性二元论”和“生物自然主义”的洗礼，但“心”“物”对立的关系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根本的解决。综合来看，西方哲学解决“二元论困惑”的最好方法似乎是将“心灵”理解为一种可观察的“物理属性”,这与中国美学中“心”感“物”动于“气”的思想相近但又有较大的差异。

　　“心”“物”及其相互关系是中西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美学的基本问题。有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心”“物”关系的部分笔者另有专论。这里只对西方美学和音乐美学中的“心”“物”关系做一简要梳理。以上文字毋宁说只是一个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希望得到方家之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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