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本体理论的当代转变

　　本体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之前，西方哲学通常都把本体论与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并列，作为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不仅如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是因为它超越感觉、直观、经验的局限，在更深层次探索世界终极之本源问题，所以哲学发展离不开本体论，或者说一切哲学体系都建立在特定本体论的基础上。

　　一、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可能性
　　
　　本体论（ ontology） 字面意思即关于诸存在者的学问，在中国最初翻译为万有论，因为万有论这个概念仿佛这个学问包罗万象，并不确切，之后又有本根论的翻译，又因为本根论这个译法容易和中国思想中的讨论混在一起，也并不确切，现在习惯的用法是本体论，但本体论的实质是研究存在问题，研究存在者的存在规定，是海德格尔发现了一个秘密，按照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本体论最基本的思想是抓住存在者的规定而遗忘存在，这个重要的思想发现引起了当代思想的重大改变，所以有学者认为 ontology 这样一个来自古希腊的词汇翻译为存在论更恰当，但按照习惯用法，还是把它翻译为本体论，但显然是存在意义上的本体论。

　　既然如此，在研究之前需要搞清楚一个前提，即存在问题研究的可能性，存在是否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是理性认识的对象。

　　假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法，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作为存在者加以分类，可以分为自然物、人工物，物质的事物、精神的事物，这些都作为存在者加以指认，如果把这些事物各自的差别抹去，找到最大的共性，似乎只能说是存在，存在就这样被“说”出来了，但人类似乎发现存在并不是一个事物的属性，假如存在是一个事物的属性，所有的事物都共有存在这个属性的话，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属性，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是白颜色，人类就不会知道白颜色，人类要想知道白颜色，就必须有非白的颜色也被直观到，所以假如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存在，人类恰好不会知道存在。由此可见，倘若把存在当作事物自身的一种属性加以指认的话，一开始就误解了存在，人类要想知道存在，必须知道非存在，但是非存在并不是知道的对象，因为非存在就是虚无，虚无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由此可知，存在问题几乎不可能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但人类试图去理解它，这是哲学不得不做的努力。

　　所以，人类不是知道了存在，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领悟到了存在。这种领悟的活动就要和知识的活动、理性的活动区别开来，因为理性总是有一个对象，领悟的活动不是理性认知的活动，存在不是通过认知活动给予人类，存在通过其他途径给予人类。

　　二、西方本体论当代转折的前提
　　
　　本体论的研究抓住了人类当今时代一切文明的困境和危机的根基性问题，当代人类状况根基性的问题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被尼采呼喊出来的，倘若没有对当代人类文明的根基虚无主义领会的话，西方本体论不会发生当代转折。

　　本体论的思想历史是人类命运的一个思想表达，倘若人类的命运以欧洲为主导的当代人类文明的命运没有发生一种重大的命运转换的话，就不会发生本体论转换。

　　人类似乎觉得当今世界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崇尚科学精神的时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理性规则来安排，似乎感觉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海德格尔所讲的当代人类无家可归的状态乃是一种虚妄之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集中描写了当代人类根基上的虚无主义，他指出： “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

　　911 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包括如今美国“棱镜门”事件，以及当代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的精神状况，都说明了人类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资本联系在一起。但是人类没有想到资本的文明并不是安身立命之根本，科学精神并不能解决人生许多最根本的问题，倘若人类怀有一种内疚和罪责感，良心受到谴责，这些问题并不是科学理性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的，但这一切始终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中的本质结构中产生出来的。由此，在这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的时代，人类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根本就成为一个问题被悬置起来。

　　倘若欧洲中世纪是在上帝的信仰中安身立命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古典的信仰时代已经垮台，虽然今天还有教徒，但早已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当代中国亦是如此，因为它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发生了动摇，在这样一个时代讨论西方本体论的当代转折显得尤为重要，是切中人类生存根基的问题。

　　假如问今天人类战争的根源是什么？ 那就是虚无主义病症的表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人类战争还曾经有其确定的精神目标和为某种真理开辟道路的意义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的事情，是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类争斗，欧洲人体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听懂了尼采的声音---上帝死了。

　　三、“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理性的矛盾运动
　　
　　人类不是偶然地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不是偶然地失去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天命。

　　假如把世界上的事物规定为诸存在者的结合，从高到低排出一个等级来，可以说有上帝、人、生物、非生物，最高的存在者是上帝，最低的存在者是非生物，在这个存在者的序列中挑选一种存在者：“人”,那么，“人”作为一种存在者，他何以把他自己和上帝区分开来？ 他何以把他和生物区分开来？“人”被命名为“人”的根据是什么？ 被称为“人”的存在者何以获得他的存在？

　　康德通过提出四个问题解释了“人”的存在：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做什么？ 3.我希望什么？ 4.人是什么？ 康德在提出前 3 个问题时即意识到这里的“我”是有限的，唯有限的存在者才想知道我能知道什么，唯有限的存在者才想知道我应当做什么，这即表明了“我”这个“人”的有限性。

　　“有限性”立即与康德哲学的前提发生矛盾，因为康德恰好要用他的学说来证明理性的普遍规范能力，即作为理性的人本当是无限的，假如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理性，理性高于感性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普遍规定事物的能力，但康德的四大问题已经确立了理性的主体本身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事物却拥有无限的理性，两者在此发生矛盾，理性具有无限性的品格，但无限性的品格却被一个有限的存在物所拥有，有限的存在者如何获得无限的东西，无限的东西和有限的存在者之间的关联如何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康德的四大问题都表明了理性主体在存在根基上是有限的，那无限的理性不可能出自有限的存在者，它来自哪里？ 基督教认为理性来自上帝，《旧约圣经》讲到亚当夏娃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时，上帝说“瞧，他们想像我们一样”,因为理性是一种神性，因为他们违背了禁令，所以他们受到惩罚，被驱逐出伊甸园，就再也吃不到生命之树的果实，于是他们就不可能不朽，作为对他们原罪的惩罚。

　　按照欧洲后希腊时代的思想，“人”获得自己的存在，是因为分享了上帝的神性，由于分享了上帝的神性，所以成为“人”,另一种说法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原型创造了人，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他分享了一部分神性，这样，“人”这种存在者就使自己和其他存在者区分开来。

　　黑格尔认为“人”有别于其他存在者是因为人能思维，“动物就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只有人才能说‘我',因为只有人才能思维”.思维不是物质的一种功能，思维是一种判断的活动，不管“我”判断什么，是对自己做肯定的判断抑或是否定的判断，都证明了“我”的存在，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这一原理把思和物质对立起来，思维不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或者功能。笛卡尔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存在者在于“思”,在于理性，这个理性不是上帝给予的，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办法证明，“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我”凭借自己的理性而存在，这是古代本体论到近代本体论的转变。

　　四、人的地位的转变和对理性的反思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给予笛卡尔极高的赞誉： “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这个基础就是认定人这种存在者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存在者就是“思”的能力。因此，在笛卡尔之前，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中给予上帝的所有一切都直接给予人了，理性就是“人”自己的神性，或者说“人”在这里就是“神”,这也是欧洲近代以来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人获得了最高的尊严，人是万物之灵，以前给予上帝的东西统统给予人自身，这是欧洲近代人道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则，人类在这种运动中获得了近代的发展。

　　但这一次命运转换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原则就是存在论上的或本体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凭借理性，认为自己是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主宰一切，以致失去了必要的谦卑态度。当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普遍欢迎这种态度，因为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态度。但当代人类正在受到人本主义所造成的对存在的遮蔽给予的痛苦，即虚无主义状态，资本变成了支配当代人类文明的主要原则。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受到海德格尔批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作为一种存在者，直接的由于自己的理性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存在者，他不是从更高的上帝那里获得自己的存在，他凭自己普遍的理性、先验的理性就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点被海德格尔加以批判。但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反人道主义者，他认为只有人类在存在问题上搞清楚迄今为止的一切人道主义归根到底都不是人道的，人类才能谈真正的、彻底的和根本的人道主义。

　　理性是自满自足的，因为它在自己的形式法则中自己完成自己，一旦脱离形式层面，进入现实感性，就不能完成自己。理性是能够自己规定世界的，即海德格尔讲的意识的内在性，人类的意识可以被称为理性的话，就意味着全部真理都在它自身内部，先潜伏在那里。按黑格尔的见解，第一颗真理的种子里已经包含着全部真理的潜在形式，以后的现实历史过程的展开，不过是把潜在的逻辑的东西加以表现。所以在意识的内在性中，也就看到了“人”这样一种存在者如何以为自己凭自己的内在意识就先天拥有一个世界规定，这种想法对造成当代人类状况来说是致命的。

　　康德无法解释理性本身的起源，所以他假设一个上帝的理性，上帝的理性是直观的，不需要推论，“人”比较有限，人不能像上帝一样看到所有真实的东西，“人”需要通过和外部事物给予的感觉材料加以理性的形式做推论来展开知识，于是这种知识就包含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分。所以人类的知识是一种推论的知识，上帝的知识是一种直觉的知识。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条件具有二元性，一元是感官接收外部刺激的能力，另一元是理性自身的先验推论的能力，康德发现统一两者非常困难，按照康德哲学自身的结论，“人”是一个二元存在，一方面是现象界中的生物性存在，另一方面是理性本体界中的自私体的存在，这样一个二元分立在康德整个哲学结构中出现，康德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呈现出来，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除非一定要假设“人”是上帝，或“人”从上帝那里获得过理性，否则无法说明理性推论的能力本身来自哪里。由此可见，“人”的这种双重存在一方面在意识的内在性里面，一方面又突破意识的内在性，在意识之外活动，这样一来，西方本体论当代转折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

　　五、理性本体论到生存本体论的转折
　　
　　存在不是知识的客体，因为存在是通过非存在的比较给予我们，非存在不是知识的客体，所以存在也不是知识的客体，我们才能领会存在，领会是一种让存在自身显现的现身情态。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存在者，获得作为“人”这样意义的存在就在于他听任存在显现自身。理性不是听任存在显现的，理性是规定存在者，以便支配存在者，即理性的作用是主宰外部世界。

　　由此可见，一种新的本体论的视域打开，人类在主宰外部世界之前已经领会存在，这即是基础性层面，这个层面叫生存，“人”的生存先于认识，倘若不生存，连认识的对象也无从获得。据此，如果把“人”作为一种存在者，认定他是理性的主体的话，那么这个主体自身封闭，对外进行规定，规定出各种事物，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在有理性以及人类在规定事物之前已经在世界中和各种事物打交道了，打交道不是认识，而是生存。当代本体论的全部努力就在于重新认识被遗忘了的存在与真理的关联。

　　存在不是知识的对象，所以不是存在本身可以被认识，但在谈论真理的时候，要通过对真理的言说去干涉存在，这即是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生存本体论的要义所在。理性的认识是派生性质的，而真理蕴藏在原生的地方，海德格尔整个学说重新对真理性进行讨论，此刻的真理性就是站在生存这个意义上，人类生活在世界中，面对这个繁华的世界，必定有对存在的领会，这种领会就是存在的无遮蔽状态，是本真的、原初的真理，当人们听某人用一种严密的逻辑推论讲一套“真理”,听后无法反驳，因为它是严密的，但在内心深处却知道他说的全是虚假的谬论，这种判断的产生就是由于人类对原初的真理自有一种领会，这种领会不会被概念的推理、逻辑的演绎遮蔽。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海德格尔说： “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

　　人类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不仅仅满足一种审美趣味，还领会到原初的真理，不同的人对同一件艺术作品有不同的领会，如果领会不到一件艺术作品的美，那只是因为这件作品的作品世界和你的生存场没有关联。真理不是通过逻辑的推论进入内心，而是通过人类对存在的领会道来，在当代本体论转变中，人类必须认定理性的运作、功能、所实现的判断不是真理的居所，如果当代人主张科学的、严密论证的结果的知识才是真理所在的地方便犯了错误，即人类遗忘了存在。

　　当代本体论转折的意义就在于人在本体论上不应当采取人类中心主义，“人”称其为“人”不同于其他存在者，并不是他有理性，而是他作为存在显现自身，比理性能力更广阔的是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本身不是事物的物质性存在，而是物与人类的生存关联，在生存关联中才有世界之出现，这个世界不是概念的世界，而是领会存在而生成的情态，这便是当代本体论的路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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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
　　[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上卷[M].孙周兴，选编。上海： 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