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演绎
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演绎是以否定性的方式生成的。这种否定性又以抗争和解放两种形式同时展现开来，通过对外在自然、全能上帝和强大理性的反抗，促使个人主义从中解放出来，从而构成了个人主义的演绎历史，最终，个体得以确立、建构并日趋完善。
最初，面对强大的自然，人们经历了原初束手无措的恐惧、害怕，继而采取勇敢抗争的方式，从而使人自身从强大的自然奴役中解放出来。众所周知，古希腊早期，人们还处于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像婴儿一样，对强大的外界自然的无知使人们充满了恐惧，通过神话的想象和虚构，人们寻找到了解释自然的钥匙，从而使人们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当然，这时候的人们在心理上还以一种崇拜和臣服的姿态出现在自然面前。伴随着人们群体力量的增强，人们一方面遵循着对自然宇宙之神的崇拜和敬重，另一方面人们把思考的重心从外在移向了人间，开始注重现世的伦理生活。从苏格拉底所追寻的“认识自己”到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已表征着人们在挣扎中努力去脱离神话思维的束缚，去积极探寻人如何在世的问题。但是，这时候对“个人”本身的界定还充满着体制性的束缚和局限性，众所周知，对城邦的依赖使人们只能把公共生活置于首要的位置，把城邦的善作为最高的追求，个体或者个人只是城邦的一部分而已，甚至“人”的这种称呼只是对特定群体而言。尽管到古希腊罗马化时期，人们从对外部世界以及城邦公共生活的探寻转向了对个人伦理道德的关注，但真正理性个人主义的历程还未开启。
其次，面对万能的上帝，人们从最初的真诚信仰臣服走向了依靠人类理性来抗争，从而使人从强大的神权中解放出来。在漫长的中世纪，人最初依然是以一种臣服的姿态跪在十字架下寻求信仰的支撑，人们否定世俗的生活，希望通过禁欲赎罪获得上帝的宽恕，死后通往天堂。虽然，个人在上帝的庇护下拥有自由意志，但在集大成者的奥古斯丁看来，“事实上，人滥用自由意志，才使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1]（ P220），因为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滥用自由意志才被上帝惩罚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人类背负着罪恶前行，如要得救，只能依靠信仰上帝。因此，这时候普遍平等独立的主体依然是不存在的，“个人”或者“个体”消融在全能的上帝之中，人的自由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而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不再相信现世的教皇和皇权所提倡的如何获得来世的救赎，当否定了通过来世的路径并不依赖于世俗的权力而是来源于自我的信仰，人们便大胆地关注世俗的生活，渴望回归当下，回到人自身，探寻人生命存在的感性合理性。当然，这时候对人的探寻，更多存在于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感性直观方面，虽然抗争大胆但解放的依然是片面之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疑把人从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主体的存在不再依赖于上帝的恩宠，思考本身就确证着自我的存在，从此，人类走向了自我意识独立的历程。洛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把人的理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人们发现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个体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总之，人们确立了自我的独特性，确证了个体生命的存在。
最后，面对传统形而上学所建构和演绎的强大理性之人，后现代主义者们选择批判、解构和超越，力图把人从纯粹理性中解放出来，澄清个体的独特性和本真性。主体性的确立和精神自由的张扬相对于神学的蒙昧统治而言无疑是进步的，它不但使人们感受到自我意识对于外在自然世界征服力量的增强，也使人们享受到精神自由和平等的福泽。然而，个体不得不面对双重的考验，一重来自于个体理性自身内部生成所伴随的风险即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也是原子式的自我生成的过程。正如弗洛姆所言“人挣脱了中世纪社会传统的镣铐，却害怕新获得的自由，因为这自由使他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2]（ P46）另一重考验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者希望通过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的解构，达到对个体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关注。
二、西方个人主义面临的困境
西方个人主义发展至今，在重重的矛盾困境中行进，从自身概念的歧义，到内嵌的原子化结果； 从外部对个人主义自身根基的巨大挑战，到未来发展前景的隐忧，成为个人主义所面对的现实境遇。
困境一： “个人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在“个人主义”术语的早期使用过程中，这一概念更多的被赋予贬义的意义，因为“对某些人来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思想； 在另一些人看来，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或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缺乏必要的制度和规范，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指普遍的个人自私自利的态度。”[3]（ P6）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者后来使用该词时不断强调其所代表的进步性即对个人自主性、自由和尊严的肯定。当然，不可避免地，部分学者也在焦虑中担忧着个人主义所造成的个体对政治、伦理以及社会冷漠的消极影响。例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以历史的眼光审视 19 世纪的早期美国，在看到个人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进步性的同时，也担忧个人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的原子化的结果。所以，他指出，个人主义是民主时代的产物，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他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4]（ P682）面对个人主义自身的悖论性质，如何在平等的进步性和个体自由的消极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个人主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面对对个人主义的种种质疑，哈耶克通过区分真假个人主义，以期为个人主义正名。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对个人主义的误解一方面表现在把个人设定为原子式的，即“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 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 观点，而不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5]（ P6）这是一般误解中那种最为愚蠢的误解。
另一方面，以笛卡尔、卢梭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伪个人主义，因为他们假设了所有的人都平等且充分地拥有理性，人类社会秩序的发展都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直接结果，也受到个人理性的控制。不难看出，这两种伪个人主义主张“第一，把所有上述较小的群体全部都分解成一些不存在任何内在凝聚力而只有国家强行设定的强制性规则对其适用的孤立的原子； 第二，试图对所有的社会交往关系都作出规定，而不是把国家主要当做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以防较小的群体僭越强制性权力。”[5]（ P20 -21）所以伪个人主义一方面忽视了个体与他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社会秩序的运行并非只是理性塑造的结果，还存在着传统和惯例等对自由社会运行的重要。哈耶克认为，真个人主义既肯定家庭存在的价值和小群体共同努力的价值，也信奉地方自治和自愿结社。同时，真个人主义也主张人们通常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得更好。对于理性，真个人主义认为，人类获得众多成就的许多制度并非是在理性设计和指导下形成的，理性只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有限的作用； 民族和国家的制度是人行动的结果，并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自由的人们通过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通过心智理解的东西更伟大。
通过对伪个人主义的批判，哈耶克坚定地表达了对真个人主义的支持。但哈耶克对“个人主义”的诠释并没有消除个人主义自身的歧义性，相反，引起了对个人主义更大的争议，这也恰恰确证着对个人主义概念自身裂变所导致困境的消除不易。
困境二： “个人主义”存在根基的合法性。个人主义演绎至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个人主义面临着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质疑，例如，后现代思潮对主体、自我概念的猛烈批判使个体存在的根基受到了动摇； 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主义在伦理道德上的价值正当性也在不断受到挑战，例如，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追寻个性自由是值得肯定的，但现代个人主义打破了传统价值追求的神圣性和超越性，精神祛魅之后却使人生价值和意义陷入了病态的xuwuzhuyi和自恋主义。
从哲学角度，后现代思潮对现代语境下的“个人”展开了解构，从而消解了理性主义确立的“主体-自我”模式。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启近代理性主义的大门，人成为了欧洲哲学家们研究的中心，当然，这个人更多的时候以“主体”“自我”的概念形式出现。在后现代哲学家眼中，传统理性主体需要被解构，因为这类主体是被预设在普遍性、同一性、必然性等理性基础之上，这忽视了或者贬低了主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具体性以及偶然性，“德里达对同一性思维的解构试图昭示人们： 在同一性中内在地存在着差异、非连续性和断裂。”[6]（ P43）与此同时，后现代学者还认为需要对主体进行非中心或者说去中心化的理解。
福柯认为，建立在传统理性基础上的人将走向死亡，因为，这种自我的构成要素仅仅与头脑清醒、健康和服从社会习俗有关，而把疾病、非理性、违法乱纪等看做与人的本质毫无关联。但是，对历史而言，人类主体不是恒常不变的，不存在人的本质或者人性。所以，这种理性意义上的自我将走向毁灭，人死了。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家则通过颠覆传统对于语言的理解，将主体去中心化了。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工具，人可以掌握语言，从而人是语言的中心。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这里，人不再是语言的中心，相反，人只是语言的一种功能。“这意味着： 一向作为传统哲学中心的自我---主体逊位了。换句话说，主体被外化、被放逐了，其一直享有的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地位被否定了。”[6]（ P62）结构主义在把人消解的路途上又迈出了一步。拉康则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把“自我”斥之为“便利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构”,最终，他把人看做无意识的主体； 德利兹和夸塔里则把主体看做是不存在的，把人仅仅看做一架运转的“欲望机”,人的同一性和中心性被彻底消解了，人成为了支离破碎的碎片。后现代主义把支撑现代个人主义的理性根基消解了，使人们陷入了文化xuwuzhuyi和价值重估的迷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