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个时代都因人们关注的对象及其关注的方式产生着特定的哲学思维。哲学肇始于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的思维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理性对某种“终极关怀”的追求。哲学第一次将人类关注的对象由宗教的世界转向对异己的客观自然世界，在人类追寻知识的道路上开始了哲学的旅程。
西方哲学有着深厚的本体论传统，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它试图通过思维来把握实体或终极的存在，却由于其超验性，使理性对“终极关怀”的追求越来越远地偏离了经验的世界；对哲学始基性的探究终究无法获得对“终极真理”的认识，也无法实现对“终极关怀”的追求，却使哲学成为一种“近乎宗教的纯粹思想体验”,本体论哲学的研究主体最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上帝”或“上帝的存在”,但哲学形而上的发展产生着对自身的怀疑和否定，哲学终极思维的嬗变最终使哲学研究的主体由超验的存在、实体、“上帝”或“上帝的存在”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验的世界，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巴门尼得的“存在”首开本体论哲学传统，形成了哲学史上第一个超验的哲学主体
在人类思维活动的早期，人类还无法将自己同异己的自然世界区分开，人类对自然的一切都产生着敬畏，认为在世界的万事万物背后，存在着某种异己的神秘的支配力量，伴随着人类不发达的思维同落后的生产力，于是，宗教就应运而生。但宗教的产生实质上也是早期的人类思维对异己的支配万事万物运行的神秘力量的追求，实质上是人类试图以思维把握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早期人类追求知识和获取知识的一种思维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思维的发展，人类最终将自己同异己的自然界区分开，但异己的自然界依然是人类思考和获取知识的对象，此时人类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就开始了哲学的思维：面对异己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哲人们发出最早的哲学追问：“在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如果存在，这个实体究竟是什么？”“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构成的？”
“世界的本原究竟就是什么？”正是这种探究世界本原，坚信对象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绝对永恒不变的实体，这种绝对性的追寻万事万物本原的观念就构成了早期哲学的核心内容，形成了早期的形而上学观念，构建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基础，成为古典哲学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观念，并影响了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年之久。
对此，哲人们也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米利都学派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其代表者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阿那克西美尼则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气”,也有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是“土”等，他们都力图用思维着的知性解释世界的本原，力图说明世界万物得以形成的始基，都侧重于追寻宇宙自然最初的存在形式即世界本原的存在，解释宇宙自然得以形成的“时间的先在性”,哲人们追求知识的思维活动却因他们追寻不可经验的世界本原及其无法验证的通过理性思维来把握世界终极存在的方式，使哲人们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始终无法形成普遍的一致的认识，也无法实现哲学追寻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认识的初衷。于是，巴门尼德对哲学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反思：他批评了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知识的方式把握宇宙自然的本原。他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的先在性，他将处于第一位的根据和本质称之为“存在”,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他们有一天都将不复存在，唯有一切事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他指出“存在”是事物的本质性的根据，由此开创了哲学史上第一个超验的哲学研究主体---“存在”.在他看来，正是自然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探讨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的对象是变动不居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的“意见”,因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此，他提出了“存在”这一超验的概念，认为只有“存在”才是存在的，能被思维的，才是哲学探究的对象，只有这样，哲学才能走上真理之路。巴门尼德将超验的“存在”确立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开创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于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经验的世界日益不再成为哲学家的思考和关注的焦点，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由“经验”的世界开始转向“超验”的世界，逐步形成了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多年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因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正是他的“存在”开创哲学史上本体论的传统，“在欧洲哲学史上首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理论先河。”
巴门尼德掉转了哲学研究的方向，使哲学转向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研究，转向对超出人的经验知识之外的“超验”对象的研究，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在“超验”的存在中才能取得。对“超验”对象的研究成为此后哲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巴门尼德之后，哲学家们发展了这条道路，着重研究事物自身的“存在”.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他继承了巴门尼德的衣钵，区分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指出每一类事物都有其“类本质”或“共相”,亦即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柏拉图以其“理念”将世界二分，确立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理念”和居于现象和现象之后的“理念世界”,但他所指向的哲学研究对象却是超验的，理念和具体事物是分离的。因此尽管他提出了“两个世界”的划分，但却无法回答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关于“理念”与事物的分离，而认为现实存在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到一起的，但他认为我们认识事物可以将形式与质料分离，将形式作为认识的对象，这是一般科学所研究和关注的对象，而哲学则应研究“存在本身”和“作为存在的存在”.他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他提出了“范畴”学说，并以此“衰落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尽管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以“范畴”的概念来取代存在，却仍然没有超脱本体论哲学通过思维把握存在的哲学传统，只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论证的方法被引入了形而上学的研究体系，使通过思维把握存在的哲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并构建了“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演变成了以存在的意义即范畴体系或世界的逻辑结构为其对象的形而上学”体系[2],而实体概念就成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最高的哲学对象，于是经验的世界从此从哲学研究的视野中淡出，而超验的居于万事万物之后的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成为哲学家们思考和关注的对象。
2 由超验的“存在”或“实体”转向超验的“上帝的存在”
对超验的居于万事万物之后的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的把握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本体论哲学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对于有限的人类理性来说，本体论哲学通过思维把握存在的方式始终无法达到对终极存在的真理性认识，尽管亚里士多德将逻辑论证引入了本体论的哲学探索，但也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关于世界本原的最初的“存在”由于其超验性，最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同样超验的“上帝”或“上帝的存在”.于是，本体论哲学对超验的终极存在的追求再一次拉近了哲学与宗教的距离。
中世纪，西欧各国在向封建制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加强思想控制，统治者们感到仍然沿用“教父哲学”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而一直为宗教做论证的教父哲学则逐步抛弃了以信仰来把握上帝这一终极存在的方式，而将亚里士多德逻辑论证的方式引入其体系，来为上帝的存在做出证明，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经院哲学是一种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基督教神学，它用哲学的形式为宗教神学作论证，为封建统治作辩护。经院哲学的主导观念认为一切真理都已经由《圣经》提出来了，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思维和逻辑手段去论证，解说教义，特别是“上帝的存在”,于是“上帝”---这一“超验”的存在成为经院哲学的研究主体。被称为的“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在《论道篇》中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认为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是关于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存在物的观念，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是不可以思议的最完美的观念了，而且在一切完满性观念的总和中，必然要包括着存在。上帝的观念既然是最完美的存在物的观念，所以它必然存在。尽管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的荒谬性显而易见，但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却始终是经院哲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将经院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使经院哲学发展到了顶峰。他利用和歪曲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改进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并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四种证明，尽管论证方式有所差别，但这些“证明”却与安瑟伦的论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先把上帝的存在当作真实的，然后再加以证明，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经院哲学的理论大厦。最终，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哲学体系，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改造，哲学研究的对象最终由超验的“存在”或“实体”转向“上帝的存在”.实际上，体论哲学通过思维把握终极存在的方式注定了这一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3 哲学研究主体由超验的“上帝的存在”向经验的世界的复归
由于“上帝”、“上帝的存在”的超验性，经院哲学家们的繁琐论证也同样无法使人们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尽管人们探究自然世界的实践一再地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的打击和压制，但人们关于经验世界的认识却在日甚一日的发展着，形成了关于经验世界的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并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取得日益丰硕的成果，也日益地验证着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
尽管在漫长的中世纪，经院哲学长期占主导地位，但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经验论的斗争却一直在持续着，反映着人类理性对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认识的不同成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可感世界”或“经验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入，逐步形成了分支较细，可以实证的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因此，哲学家们由对哲学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反思：经验的世界在哲学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为什么人们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始终无法形成精密一致的认识？人们究竟能否认识超验的“存在”或“实体”或者“上帝”?哲人们对此产生着怀疑；而对于“经验”世界的认识却日益地走向深入，经验的世界日益成为哲学家们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哲学家们逐步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与事物自身可能是不一样的。因而，哲学家们深入地分析知识和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将认识主体确立为认识的逻辑前提。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将“我思”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者“基本出发点”,将蕴含于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背后的主体性因素揭示了出来。
“我自故我在”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但是笛卡尔却将其“不合法地转化为本体论的命题”,并且在这基础上形成了本体论研究的三个主体：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但是，他同样也无法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并且由于主客体的二分同时也在两者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他只好求助于上帝来实现二者的统一性，这样就使近代哲学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沼。笛卡尔的二元哲学同时凸显了经验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经验论在知识的来源上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认识论产生着冲突，经验论认为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而关于超验的“存在”或者“实体”的认识就不能作为认识的来源，也是不能够认识的，这样就产生着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休谟将怀疑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底，他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但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来源的感觉经验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感觉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主张哲学不应该追问诸如“存在”、“实体”等等这类超出人类认识能力因而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从而以这种方式取消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问题。
休谟之后，康德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更深刻更系统的批判，他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打破了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教条，而将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对象必须符合知识，从而来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然而康德并非要彻底批判形而上学，而是为了“给形而上学一条出路”.于是他提出了“物自体”这一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指出“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我们的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而不能做超验的使用，从而为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生路。但他提出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研究证实“超验”的形而上学对象，实际上却葬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康德严格区分了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把意志自由当作基设看待，致使信仰与理性，教会与国家分头发展而又使彼此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康德超验与经验的分离有力地促进了对哲学经验世界的研究，使哲学对哲学经验世界的认识进一步走向深入。之后，黑格尔也力图挽救形而上学，他指出了康德对理性批判的不彻底性，认为他的理性批判的自身仍然有独断论的嫌疑，真正的批判应该是理性的自我批判，是认识自身的辩证运动。他认为认识活动能认识事物自身，因而事物自身本质上就是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能够认识宇宙的终极实在也就是“绝对”,是因为“绝对”本质上就是“绝对精神”.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来填补认识与“实体”的鸿沟，进而构建了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大厦。对黑格尔的做法很容易使人想到马克思对古典哲学的批判：“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所击败的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形而上学本体论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巅峰。但是黑格尔无法摆脱“循环论证”的局限性，并且在形而上学看来，宇宙的合理性是其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不过是证明的合理性而已，这就使他最终无法脱离经院哲学的窠臼。而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却击中了形而上学的要害，他将宇宙对象化为现象世界，提出“知性为自然立法”,但对于超验的世界，人们无法认识，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样也无法逃避这一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样也是超验的，因而也是无法被认识和证实的，因而他构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大厦最终也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实际上自形而上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来自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诘难，同时由于形而上学本体论自身的超验性也使自身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拒斥形而上学，反对绝对性观念成为现代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最终哲学的研究主体实现了由超验的世界向经验的世界的回归，哲学真正在经验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并继续了新的自我批判和反思。
参考文献
[1] 朱德生，李真。简明欧洲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
[2] 张志伟。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 刘述先。理一分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5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