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陆九渊文艺思想与主流文论之间的关系
陆九渊作为我国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大家之一，他博古通今、涉猎范围极广，在融会贯通了此前的许多重要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艺主张。因此，陆九渊的文艺思想体系中许多重要的文艺主张都是在继承并发展了此前重要文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下面，本章则从“言志”说、“缘情”说、以及“载道”说三个方面，对陆九渊文艺思想与此前主流文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一、象山文艺思想与“言志”说的关系
“言志”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理论，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可见“言志”说在我国主流文论中的重要地位。“言志”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之中，在记录舜与夔的对话时提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4].
这里的志体现着上古时期对于神明的感应，与如今之志的含义尚有所不同。在这之后，《史记》、《汉书》、以及《文心雕龙》中都有过对于“诗言志”这一概念的阐述。
后世学者们认为，最早将言与志放在一起是《左传》中的“不言，谁知其志？”的说法，而明确的提出“诗以言志”这一主张则也是在《左传》当中的“诗以言志，志诬其上。”的说法。这里明确了诗与言志的关系，体现出文章表达志向的主张。这里的志，开始指向人们的思想情感，是意与情的结合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志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诗言志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在意义。
在了解“诗言志”来源的基础之上，我们则可以进一步探究陆九渊文艺思想与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志的含义进行分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经解释“志”为“从心之声”.《诗大序》中也有关于志与心的论述，即“在心为志，发言为情。”由此看来，志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外化，言志则为言心之声，这与陆九渊的本心学说以及前文我们探讨过的陆九渊关于心与文的关系的主张似乎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陆九渊主张文要遵道并且归心，文章的创作要依据本心，文章则是人之内心的外在体现形式。“诗言志”则主张诗文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志向，而志又是心之声音，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陆九渊关于立心为本、作文为末的主张似乎与诗言志这一重要文学理论的思想精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可以认为，陆九渊的有关文要本心而作的主张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诗言志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在陆九渊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对“言志”说的另一方面重要发展则在于对“辨志”这一概念的强调。所谓辨志，即分辨志向，这里的志有作者情感价值取向的涵义，辨志即要明白自己所学为何，明白心中所向。针对这一点陆九渊提出“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56]
此处陆九渊论述了学者为何要辨志，以及辨志的重要性之所在。他主张学者所学要以志为先，辨志与为学有着必然的联系。学者所学为何是由其志向所决定的。若志向在于义，那么所学也必然侧重于义，若志向在于利，那么所学也必然在于利义。因此，辨志对于学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志向能决定学者学习的方向，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正由此显现出来。若要进一步进行分析，不难认识到，在陆九渊的文艺主张中，辨志其实则是由学者之本心出发所体现出的外在志向作用于学者的所学方向的过程。他认为志不仅要“言”,更要“辨”,学者要先学会“辨志”,在把握正确求学方向的基础之上再谈“言志”.这无疑是陆九渊对于“言志”说的重要发展，为后来学者对于“言志”以及“辨志”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志”这一概念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
二、象山文艺思想与“缘情”说的关系
“缘情”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由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57],“缘情”即是源自于人的情感，这是在“言志”说的基础之上对于诗文本质特征的进一步探究。陆机认为诗文由于包涵人的情感而变得美妙华丽，这一主张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情感，也肯定了抒情在文章中的作用，同时更加贴近诗文的本质特征，因此“缘情”说是在“言志”说基础之上的进步。《诗大序》中进一步提出了诗文创作应当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但在这一理论产生初期，由于政局的动荡，“缘情”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直至后来刘勰、钟嵘等众多学者在着作中多次提到情之于文的作用，强调自然与社会对诗文之情的感发，才将“缘情”这一文艺理论概念逐步推向主流文坛，使之成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流文论。
陆九渊作为并非超离情感的理学家，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也十分注重情感的流露，他在许多作品中流露出对于高尚人格的由衷赞美，以及对家乡故友的怀念之情，从这些抒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陆九渊是一个重情重义、有血有肉的人。不仅如此，陆九渊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有关诗文言情的主张，他对于“缘情”说的态度与《诗大序》中的观点较为一致，他提出“风之变也，亦发乎情，止乎礼义，此所以与后世异。”
在这里陆九渊强调，文章风格的变化与抒情有必然的联系，同时，文章的抒情应当适当的把握分寸。他承认诗歌抒情的重要性，却排斥过分抒情而导致的“浮靡”之风。在此基础上，陆九渊又以自己的心学理论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对“缘情”说进行了发展，陆九渊将此情归于礼义的情感，而对礼义的把握则要从心而发，所以抒情要回归本心，并且以道德性为前提。可见，陆九渊将“缘情”
主张也归结于心，他认为抒情一定要本着无邪、诚善之心，镇文章浮靡、繁复之风，这样才能使文章流露出作者俯仰于宇宙之间的浩然之气，才能表现出诗文含蓄蕴藉的风格特征。正所谓“气禀识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写物态，陶冶性情，或清或壮，或婉或严，品类不一，而皆条然各成一家，不可与众作混乱。”
陆九渊以此作为衡量诗歌创作之标准，抒情标准的不同，则会导致诗文风格的差异，唯有本于心并且存乎理的诗文创作，才能不与世俗混为一谈，才能达到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陆九渊文艺思想与“缘情”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肯定诗文之抒情特征的前提下，陆九渊主张诗文抒情应“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把握诗歌抒情的尺度，肯定抒情对于文章的重要性却强调诗文不可过分抒情，否则则会造成“浮靡之风”.他对于“缘情”说的发展在于强调此情为归于礼义之情并进一步将此情回归于本心。以上则是陆九渊文艺思想中对于“缘情”之说的继承和发展。
三、象山文艺思想与“载道”说的关系
“载道”说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主张，“载道”说侧重于体现文章的社会功用，这是在“言志”说与“言情”说基础上的又一理论进步。“文以载道”这一重要文学理论主张，早在汉代《荀子》中就有所体现，但是早期的道涵盖的范围较小，主要包括圣人之道，并且以宗经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关于文章内容和道德关系的主张。这一理论到了汉代由杨雄进行进一步发展，将道上升为社会最高价值标准，他的主张在儒家思想之上融合了一部分道家思想，对于儒家思想中关于文与道的论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
在此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文与道的关系进行发展，提出了有关文章创作应当体现道德的观点。道作为刘勰理论主张的根本，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根源于道的，那么文章之创作也自然源于对道义的感发。并且，刘勰对于“道”的理解也对此前理论有所超越，他认为道不仅仅是儒家主张的圣贤之道，也包含了道家所提倡的自然之道。在此基础上，刘勰还把道作为评定文章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明道是文学的本质，也是文学的功能。因此，判断文章的价值则自然要把是否对道有所体现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刘勰关于“载道”说的主张对陆九渊对文与道的关系的探究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随后，这一理论又经由唐代众多古文运动学者进行不断的补充及完善，较为清晰的提出“文以明道”这一主张。这时的学者认为能够体现作者道德修养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与陆九渊文艺理论中的“尊德性”具有相似之处。到了宋代时期，在充分受到前人关于文与道关系探究的影响之上，周敦颐正式提出了“文以载道”这一理论主张。“文以载道”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将文章比做车，而“道”则是车上的物品，所以，文章要对“道”进行运输和传播，即文是道的载体，道义要通过文章进行扩散，这里的道早期是指儒家所主张的仁义道德，因此，这时的文章成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承担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教化服务的重要责任。与“文以明道”不同，“文以载道”并不是主张文与道为一体，而是强调文章对道德的承载作用，更加突出了道的地位，同时他也认为要作好文章则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
以上便是“载道”说的理论渊源，要探究陆九渊的文艺思想与“载道”说的关系，就有必要提到宋代其他理学大家对于文与道关系的态度。其中，最为极端的要数程颐，他提出“作文害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无用，唯有道才是宇宙之间最有价值的存在。这种极端否定作文价值的观点当然是不全面的。在他之后，朱熹对于文与道的关系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提出“文道合一”的观点，这是一观点属于一元论。他认为文与道是本与末的关系，道为本，文为末，同样的，朱熹也提倡文章之创作要重视对道德的体现，否则文章将会变成无本之末，失去创作意义。
在了解“载道”说发展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要具体探究陆九渊文艺思想与“载道”说的关系。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在陆九渊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向来不缺乏对道的论述，陆九渊的进步体现在将“道”的范围扩大至充塞于宇宙人生之间的万物之理，并且提出道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论及文与道的关系时，陆九渊的观点更倾向于二元论，他主张道为第一性，文为第二性，作文要重视对自然之道的体现。他的观点与刘勰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可以说是对刘勰“文以载道”这一主张的继承。首先，陆九渊对于道的把握并不局限于儒家的圣贤之道，而是将道置于宇宙万物之中。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仅仅是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更是将文章创作之目的扩大到对于自然之道的感发和表露。他提出文章的创作要以体现道义为根本，并反过来将道作为品评文章价值的重要标准。
这是陆九渊对“文以载道”这一理论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更为全面和具体的阐述了何为道以及何为文，并从两个方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