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卢卡奇“克服物化观”对胡风的影响
卢卡奇的“物化观”主要集中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当中，这时卢卡奇并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却与马克思的关于“物化”的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卢卡奇的“物化”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商品化为基础，认为“物化”现象使人与自我对立、人与自己的劳动商品对立，物化不仅仅只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更是如幽灵般地渗透在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意识之中，造成了人们文化观念的深刻普遍的“异化”.提到“物化”,就必然要将与之并列的概念“阶级意识”与“总体性”统一起来。卢卡奇一直将阶级意识放置在总体性与物化中间，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只有以总体性为引导，在思想和实践领域都以总体性为基本原则，才能自觉抵抗无所不在的“物化”的入侵和侵蚀，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意识的纯粹。
胡风阅读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层面的“异化”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异化文学”.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的散文压倒了人的实践的内部的诗，社会生活日益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这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①日常生活因为异于自己本身而变得冷酷残忍，日常琐事占据优势地位并且愈加碎片化，占据了原本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人性、美学及伦理；人性的诗意已经逐步衰落、堕落乃至残废，从而加剧了人性向野蛮凶残的兽性的滑落。“人们活着而没有激动的内心生活、没有生动的人性和人的发展--这个悲惨的命运，同成千上万个具备人的无限可能性的活人每日每时都在被资本主义变成‘活尸’这一事实相比较，远没有后者那么令人愤慨。”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异化现象所造成，从而也导致了“异化文学”的加速蔓延。“异化”文学在西方社会早有源头，并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它的步伐、扩张了它的阵地，即卢卡奇所说的现代文学就是其重要代表。
卢卡奇表明“整个现代文学眼见‘既成’的资本主义把生活偶像化和非人化，毫不抵抗地投降了，那当然也是不可容忍地把事实简单化了。”詹姆斯·乔哀斯的《尤利西斯》中古代英雄人物堕落为现代形象，这正是西方社会异化的最真切图画。卢卡奇以之为例，认为他的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是没有生气、没有变化的，沦为静物般、物件般的死一般的状态。虽然一些作品对于异化的事实表现了不满和憎恶，但却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人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的人的基础”,没有做到真实的斗争。
胡风对于卢卡奇的“克服物化观”的接受以及受到的影响，是借助于在日本盛行、由福本和夫引导的一股重要左倾思潮--福本主义。福本和夫从师于柯尔施，并在老师的引领下参加了“第 1 次马克思主义研究周”,这时首次结识了卢卡奇。在第二次与卢卡奇会晤时，卢卡奇赠与福本和夫《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这对之后福本和夫的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香港学者黎活仁分析指出福本主义的“物化观”与“阶级意识”等思想都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并在自己的着作《社会进化论》中多次引用卢卡奇的“物化”一词。福本和夫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在日本“首次用异化的观点来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引进了比当时马克思主义修养更为深刻的理论范畴，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它阶级的自觉，在这里他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阶级自觉的重要性提到了突出的位置。”①此时国内后期创造社成员大量译介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着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斋藤敏康指出，活跃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的理论家，“其中不仅有福本政治理论的影响，特别也多少借鉴当时福本主义影响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成果。这种情况并非仅仅表现在李初梨一个人身上。”②但对于李初梨有没有传播“异化”理论上，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黎活仁的《卢卡奇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对后期创造社与异化理论的关系断然不予涉及。斋藤敏康的文章中也明确说明李初梨没有传播异化理论。但是赵璕却持相反观点，认为福本和夫在《社会进化论》一书中“多次使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对‘无产阶级意识’进行论述。……只不过，‘物化’在中文中一律译作‘事物化'.”③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中也保留了“事物化”的概念，“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碍物，是需得粉碎的。”这里面“事物化”明显具有“物化”和“异化”的含义，“这一坚强的证据，无可置疑地显明了’异化‘理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真实存在。”④并且当时文坛上对于“奥伏赫变”（扬弃）的翻译也可以作为“异化”已经充分引起文艺理论家重视的佐证。
正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发起的对于以鲁迅文艺观为代表的五四文化传统的批判促使鲁迅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着作，寻找马列主义文艺观的支持及帮助，并且使自己搞不明白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已有研究证明，鲁迅于 1928 年曾购入日译本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虽然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有限，但是鲁迅却是肯定了无产阶级，重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辨析，加入了革命文学的阵营，1乃至于卢卡奇的影响。胡风是鲁迅坚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胡风很多文艺思想观念的形成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当时鲁迅在进行革命文学论争之时，胡风“既没有弄懂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思想实质，也没有懂得鲁迅的伟大”,因此准备“先弄懂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再弄些普罗文艺理论，应该在学术上寻找安身立命的理想。”①这成为胡风去日本留学的直接动因。
黎活仁不仅研究了福本主义对鲁迅的影响，还坚实地证明了“与鲁迅晚年关系密切的胡风（张光人，1902-1985），就曾经是一个福本主义者，他在 1932 年9 月以日语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地发展》一文，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情况，其中仍认为鲁迅是人道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认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中国福本主义者的其中之一的论调。”②黎活仁明确指出了胡风是一个福本主义者，对于胡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就间接说明了胡风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接受，也就证明了胡风的文论观点着实受到了卢卡奇的“异化”方面的影响。这样，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与物化理论经过了福本和夫糅合改造之后变形成为的福本主义就对鲁迅和胡风都产生了影响。
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却是在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积累的毒素对贫苦大众的创伤与损害，从而导致的人民精神的落后性和麻痹性，是一种“以封建主义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虽然卢卡奇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与胡风的文艺理论具有不同的生长土壤，但还是含有很多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因子。黎活仁的研究表明“创造社的福本主义者是结合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卢卡契的主客体辩证法和列宁党组织论中把社会意识注入工人运动的方法，形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方法论……波、卢、列的理论，都以知识阶级为革命的主体，知识阶级对大众负起启蒙责任，而不是向大众学习，至于知识阶级的大众化，是以克服异化、恢复无产阶级意识的卢卡契的方法论为前提。”③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卢卡奇与胡风的相关理论，得出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在两方面受到卢卡奇“异化”理论的影响。
其一，克服异化、消除精神奴役创伤都具有大众启蒙意义。卢卡奇的克服异化的重要作用即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大众可以得到精神层面的启蒙，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对自身物质实在和精神上的双重“异化”,从而在文学上进行“文学革命”,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斗争。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引用马克思的语言详细阐释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异化的不同反应。“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表现了同一种的人的自我异化。但是，前者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舒适而顽固，懂得异化就是它自己的权力，并从中得到人类生存的假象；后者在异化中感到自己被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①源于这样的愤怒，无产阶级主动与资产阶级做阶级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找到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这样的文学以赫拉克利特所谓的“醒觉者”的共同博斗、互相对抗、彼此扶持世界为基础，有助于消除异化，巩固无产阶级意识，达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总体性的目标。
与此相类似，胡风也认为知识阶级应当承认人民身上蕴含着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美德，但也应当辩证地认清并承认人民自身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在知识分子帮助人民消除封建主义留下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伤痕过程中，完成知识分子向大众的转化。“从大众底生活需要出发的文化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一切封建的文化麻醉，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文艺欲求，使他们的向前的志愿和切肤的情绪得到表现。”②胡风的文化斗争的目标是在消除精神麻醉的基础上对民众进行文艺方面的启蒙。并且胡风在回答是否应该向人民学习的问题时，沿用了福本主义的论调。
在这里胡风指出了“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将封建主义与人民割裂开来，没有全面认识人民的确实存在并且有拓展倾向的精神奴役创伤。知识阶级只有勇于承认人民精神被损害的这一性质，着重去消除它，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知识阶级的对大众的启蒙作用。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方法就是作家将表现中国人民大众的不平、烦恼、苦痛、忧伤、怀疑、反抗、要求、梦想的方式与现实生活相容积，获得文学力量；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描写人在精神方面的斗争，表现大众在沉重压迫下的负担、痛苦、愤怒和反抗，理解人民的需求和渴望，从而从精神上“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
其二，克服异化、消除精神奴役创伤都需要人道主义文学这一途径。卢卡奇在文论中重视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呼唤，注重作品对人性的阐释与解读。人道主义文学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关怀“人”的生存处境，使“人”了解“人”、同情“人”、尊重“人”,从而扬弃商品、科技、交往、文化乃至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对人的异化，使人重新回归人的本原、自然的生活状态。人不再是漂浮在无限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死寂、冷漠、绝望，而是有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不再是碎片化的残酷无情的环境，而是在灿烂星光下的温暖家园。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论观也是建构在“人”的文学之上的。胡风认为消除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就要求作家一定要深入人民、与人民结合，去切实体会人民的活生生的生活，把握他们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并且要有和他们的生活内容进行博斗和批判，因为“他们底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①同时这也是作家自己的分解、斗争和再建的过程。
魏绍馨分析指出：“胡风文艺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核心问题是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特点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②胡风的“人”的关怀是从始至终贯穿在他的文论中的，像是一束光亮照耀了我国的文艺理论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