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卢卡奇典型观对胡风典型观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胡风关于典型的理论完全受卢卡奇的直接影响，那也与事实不符，但若说二者完全没有影响关系，却也有失公允。”⑤《齐鲁学刊》于 2001 年第 1 期刊登的红苇、周斌的文章中对于胡风的典型观的形成有如此研究：“40 年代中期以后，胡风关于典型化的文艺思想有了相当大的转变，这时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位理论家是卢卡契与别林斯基。”
这些研究都明确阐释了胡风典型观明显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胡风阅读过的《小说底本质》和《叙述与描写》中都有关于“典型”问题的论述。胡风在与周扬等人的论战中汲取了卢卡奇的理论资源，从而增强了自身的理论色彩。
卢卡奇的典型观是以整体性原则为基础的，卢卡奇强调人物典型必须要放到整个作品中去看，而不能将典型人物孤立出来。卢卡奇认为，只有将人物放在具体情景之中，放到与别人的对比之中，映射出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人物才成其为典型。如同哈姆雷特如果没有雷欧提斯、霍拉旭和福丁布拉斯的对照，哈姆雷特的典型性格是展现不出来的。这体现出整体性思想成为卢卡奇典型观的基石。韦勒克认为，在卢卡奇的典型观中，整体性也是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典型人物必须放在艺术作品整体中、放在情节中去观察。必须用一种观点，一种具体的世界观，一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来使艺术作品获得生命力。”
韦勒克将典型人物的生命力的源头定位于整体性上，是非常准确深刻的。谭好哲先生在《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体论的典型观》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实质所在是其有机整体观念，整体性是艺术典型的基本特征。”
看来，作为“整体性”文学来说，典型人物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子。陈伦杰在《卢卡奇文艺理论的中国接受研究》中分析卢卡奇的典型观对于胡风的影响时说：“就基本的思路来说，胡风与卢卡奇的理论思想在绝大程度上是匹配的。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胡风成为卢卡奇的文艺理论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界，某种程度上的代言。”
卢卡奇认为文学形象具备以下三个特性才能称为典型人物。这三个方面都对胡风的典型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对普遍性的特殊化。卢卡奇在典型人物性格中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恰当的平衡，但是卢卡奇更为强调的是特殊性，即卢卡奇经常提到的“特性”.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也强调人物形象的个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这是卢卡奇在接受亚里士多德以及黑格尔的观点基础上，将哲学辩证思想应用于典型的阐释之中，在普遍性和个别性之外又添加了第三个美学范畴--特殊性。卢卡奇给予了特殊性以非常的喜爱，认为艺术的拟人化反映形式正是建筑于特殊性的范畴之上。基于此，卢卡奇讲：“正是典型这个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典型它一方面是本质和现象辩证关系在艺术上的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在其他领域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又同时回到社会的历史的过程。”
卢卡奇清晰地认识到典型的重要作用。韦勒克就认为卢卡奇在典型人物中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均衡，但是却更为注重特殊性，即特性，并分析这一点与黑格尔提出的“具体的一般”是有很高的相似性的。
特殊性是要把普遍性作为基石的，是要在普遍性的观察体验中具体化出来的特殊性。优秀作者不能将自己塑造的人物脱离出社会人物的普遍性，作家应当具有超群的概括能力，并且还要对普遍性进行复杂深刻的“相互作用”,这样从中提炼出的人物性格才是典型性的。卢卡奇称赞高尔基是真正的文学文化的一个伟大的模范，他的小说《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尼洛夫娜就是从人生的成长转捩点中成为典型人物的，她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典型的革命的道路。这样的典型形象即使将普遍性的革命道路特殊化在了尼洛夫娜的特殊性之中。这是卢卡奇颇为佩服的，他指出“作家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探索和找到穿过阻碍重重的偏见密林的道路，即作家必须孤立无援地逆流探索并找到走向这样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的道路。”
看来，将普遍性熔铸于特殊性当中，是需要作家不断探索和深化的。
但是鲜活的人物仅仅具有普遍性是远远不够的，卢卡奇称赞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人物形象的鲜活感。应当怎样使文学形象具有栩栩如生的活力呢？卢卡奇认为典型人物是一定要具备明显的个性，也就是特性的，他再三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一般的、典型的形象，同时一定是特殊的行动，是一定的个别人物的个人的情热”④。并且将个人个性的加强视为典型的秘密所在，“事实上只是加强这些个人的外表，却使个性提高为典型的秘密所在。”⑤只有个性足够突出和明显，才能成为永久烙印在我们脑海中的典型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康斯坦丁·列文，即使在思考问题时都可以流露出了自己的个性所在，这便展现出了最深刻的个人的特点，形成专属于列文的智慧风貌。
胡风的典型观中也包含了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与周扬关于典型的论战也是主要集中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中。胡风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答文学社问》一文中，认为典型是“含有普遍的和特殊的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概念”①，并说：“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②明显看出，胡风关于普遍和特殊的理解有些偏差，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可以同时存在在同一社会群或是同一个人物之中的。这方面周扬的理解更理性化一些，但后来胡风在论战中又慢慢修正了这一观点。广大研究者都认为，胡风的典型观中的普遍性这一因素是受了高尔基和鲁迅的影响，比如胡风经常用“概括”和“综合”来阐明典型问题中的普遍性因素。
关于典型人物的“个性化”问题，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中阐释了很多关于典型个性塑造的问题，这也促使胡风进一步识到了个性化，即特殊性在典型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典型论底混乱--现实主义论之一节：论社会的物事和个人的物事》一文中，讲到：“我曾郑重地一再解说过文艺上的典型须得通过个性化的创作过程，须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人物',不过，作为典型的人物是代表了许多个体的个性，是包含了某一社会群底普遍性的个性。”
胡风并没有否定典型中是含有感性个体的，即恩格斯所说的 this one,只不过特殊性是手段，而普遍性是目标。胡风认为作家创造典型的过程也与卢卡奇有诸多相似之处，即是先综合、概括出普遍性之后再具体化出特殊性。胡风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作者为了写出一个特征的人物，得先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的群体里面取出各样人物底个别的特点--本质的阶层的特征，习惯，趣味，体态，信仰，行动，言语等，把这些特点抽象出来，再具体化在一个人物里面，这就成为一个典型了。”④这个过程与卢卡奇的典型观是不谋而合的。除此之外，胡风也强调了综合和概括的普遍性的历史界限，认为一定要在社会环境出概括出最为本质的性格。
其次，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赫拉克利特提出了“模仿说”,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具体可感的，文艺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即表现、再现以及创造，摹仿的对象主要是人的行动和生活，提到了人物形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当然，典型人物的创造是要依赖于对生活中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认识，卢卡奇曾说，“伟大作家创造典型人物和典型情境的能力，就是这样远远超越过日常生活的正确地观察了。对生活的深湛的认识，是永远不局限于平凡事物的观察之内的。”①卢卡奇是别有用意的，他认为典型人物的创造是作家对实现完整个性的人物复归的重要途径，承认世界及人性整体性的同时克服了日常生活的异化以及拜物教，从而写出真正地具有整体性的人物。
但除了基于生活之外，典型人物还应当高于生活，超越生活。亚里士多德说：
“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诗人模仿易怒的或不易怒的或具有诸如此类的气质的人，也必须求其相似而又善良。”
诗人刻画出来的典型人物是要超越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一切的。同样地，卢卡奇认为，一些文学人物和境地，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模糊不清，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却通过矛盾的集中性使之变得更为纯粹。因为日常生活本身是弱化矛盾的，而典型人物却是通过把日常生活的矛盾集为一体并提高到一定高度，才能拥有直达人心的穿透力量。在这一层面上，卢卡奇称赞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因为与风车搏斗的人物和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有的，但是这种超越过日常生活的人物和场景却塑造了了堂吉诃德。孙悟空、猪八戒等更是在日常生活中万万不能出现的，但是这些神魔怪兽却映射出了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矛盾，是吴承恩在深湛认识生活之上又超越日常生活的结果。
胡风的典型观中也包含了此种倾向。胡风认为典型人物是从现实人物中抽象具体而来，并不是作家凭空捏造的，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与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有相似性，但是却超越了日常生活，这表现在典型性格的完整性和凸出性之中。
胡风说：“实际上存在的人物，虽然和他们（典型人物）相似，然而却没有他们那么完整，性格没有他们那么明显或凸出。”
胡风认为，典型人物超越日常生活的另外一个表现，即是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表面偶然性，而达到了本质的必然性。
“说是从一个特定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里面抽出共同的特征来，那意思是说，得从现象里面剔去偶然的东西，把社会性的必然的特征熔铸在他的人物里面。”①胡风的“熔铸”一词用得很精炼恰当，将作家的主观作用与必然性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作家就是要将自己的深入体验融入和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然后达到熔合铸造的境地。胡风的这一观点点明了典型人物刻画的一个必要条件，作家运用自己的能力将日常生活中人物的必然性特征生动恰当地表现出来，超越生活，挖掘本质。胡风常常赞扬鲁迅先生的阿 Q 是个典型人物，阿 Q 的癞疮疤是阿 Q 的典型特点，原因是癞疮疤已经不是日常生活中偶然见到的，而是与阿 Q 的整个精神状态和他自己对此的特殊反映，以及人们对癞疮疤所加的态度。而不是像有的作家，只是运用一个特点或习惯去刻画表面上的“记号”,不能反映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特征。
最后，对世界反映的交织感。典型人物不仅仅是要塑造人物的某一性格，而且要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织感，与周围的情境、事件呈现出紧张必然的联系。这与卢卡奇一直坚持的文学人物的原则是有关系的，卢卡奇认为生活着的人都是整个社会中的人，而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千丝万缕地与其他人、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
卢卡奇指出“典型情境的非常的性质，是由于要从里面充满着一切矛盾的人类性格中，抽出其最深刻、最根本的因素的必要而来的。”
人物自身不能单单是一个人，而应当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现状，将这些都抽出并再次凝合在圆润的人物身上，才会形成典型人物。与卢卡奇处于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首次提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说法，并将两种类型的人物给予同等地位的对待。卢卡奇此处所说的人物典型，与福斯特的圆形人物是相通的，因为圆形人物是像生活般能随时给人以惊奇并且变幻莫测的，与卢卡奇的反映复杂生活的交织感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斯特认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同时运用，才能将小说的“面”进行融合，使之成为和谐的整体，与卢卡奇的重视小说的整体性相似。除此之外，福斯特对俄罗斯的文学也是赞赏有加，认为俄罗斯的小说中大部分是圆形人物，并列举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为例。这种文学倾向和态度也与卢卡奇相近。
典型人物对现实的交织反映是要有动态性的，即动态地展现及反映整个过程经过。生活本身也是一个运动地实体，在运动的多面的生活中形成的人物才可以提升为典型的高度，如卢卡奇所说“只有作为这么一个很复杂、流动和重大的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充满着极端的矛盾的，这才可能把一个人物提升至真正典型的高度”①。爱默生曾说，全人一定立即行动。卢卡奇分析很多典型人物都是在他的矛盾中、行动中获得肉体的和思想的全面的统一，获得形象的无限的丰富性，诸如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对人物的描画。
这方面的观点也对胡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胡风认为典型人物一定是社会的相互关系之反映。卢卡奇在《小说底本质》中写到：“伟大的小说家们努力地想寻求对于他们那时代底社会的状态是典型的行动；作为这行动底具现者，选择了一方面带着典型的阶级的特征但同时是由积极的典型所表示的人。”
卢卡奇认为作家要努力塑造有着阶级特性乃至整个社会状态的人物典型，胡风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底总和”是要“屹立”在文学创造的原则之中的，因此典型人物更应当集中、深入、本质地反映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感。其次，胡风也认为典型人物要动态反映社会生活。胡风说：“社会生活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新的性格不断地产生，旧的性格不断地灭亡。前进的有能的作家能在社会生活里面发见还在萌芽状态里的新的性格来，给以艺术的概括，送到一般人底的面前，因而被看成了’时代的预言者‘.”③胡风认为只有这样能够先于现实生活、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典型人物才是值得回味的经典，比如奥涅金在发表之时遭遇了很多非难，但是过了不久之后便是俄罗斯贵族社会里的典型代表了，这样的典型人物是参与着历史前进的脚步的，是承担着最伟大的思想的。而如果只是静止重复、同一反复的情境和性格，那么这样的人物被胡风称作“类型”（stereotype），是只能显示出“常同姿态”的刻板人物，并犀利地指出这样的作家还是不在少数的。
胡风认为作家应该具备两种能力才能创造出典型人物。第一，想象与直觉。在论述“典型”问题时 ,胡风也着重明确了“想象力”的基础作用，论述了创造典型要在想象和直观熔铸的基础上来通过认识人生和分析人生的能力才能实现。注重感觉力和想象力这一点在现实主义文论的批评家中是难能可贵的，突破了传统的机械反映论，这可能也正是胡风现实主义文论在当代理论的生长点。实际上，在“现实性”中，感觉力与想象力所代表的“虚构性”是必不可少的，“在创造形象的过程上，现实性和虚构性是互相纠合在一起的。在现实性里面包含了虚构性的萌芽。”
如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的写作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实践者，莫言的现实主义品格是受到普遍关注的，而现实主义中的很有特点的部分就是魔幻色彩，魔幻与现实交织成为一部部深入人心的巨着。第二，认识与分析。胡风说：“艺术家在创造’典型‘的工作里面，既需要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出来的一切印象，还需要认识人生分析人生的能力，使他从人生里面取出来的是本质的真实的东西。这样创造出来的典型才使我我们底认识更加扩大、深化。”②人物典型的魅力在与作家在这样的人物中所揭示的对人生的思考，只有作家在综合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细致分析，读者的体验才能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