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1 农民工
农民工是指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生活的这一部分农村人，他们在农村还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主要不在进行农业耕作劳动，进程打工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是一个特殊存在的社会群体，来往于城市于乡村之间，受到两个不同地区特点的影响，生活方式具备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点。一方面，他们本质上是农民，保留了原有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势必会受到城市消费方式的影响，行为上向城市居民学习，那么，他们的消费也带有了城市消费的特点。
通过相关网站上公布的数据可以了解到，2011 年，我国的农民工总数达到了 25278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1055 万人，增长了 4.4%。其中，外出农民工 15863 万人，增加 528 万人，增长了 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12584 万人，比上年增加 320 万人，增长 2.6%；全家外出农民工 3279万人，增加 208 万人，增长 6.8%。本地农民工 9415 万人，增加 527 万人，增长 5.9%。对比 2009 年的数据。这几个指标都有所提高，由此可见，我国农民工的数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按照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不同，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1）老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大多出生在 50、60 年代，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不识字，能做的就是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还要养家糊口、供应孩子读书、赡养老人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极为单调，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他们给人们的印象常常是破旧的衣服，老土的打扮，苦涩的表情，一口的乡音，他们从事着城市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默默无闻，却要被城市人嫌弃。
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来往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忙的季节他们要回到农村帮忙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在农闲的季节，他们则返回城市从事非农活动赚取工资。由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过于呆板无趣，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也过于迂腐，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接受程度和融入程度在比不过新生代代农民工，在对大众媒体的接触程度和掌控程度都远远低于第二代农工，所以本文把主要对象定位于新生代农民工。
（2）．新生代农民工
本世纪初，新一代年轻的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城镇，我们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为止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对于这一群体，具备很多新的特点，学术界对他们的称谓还有“第二代农民工”或者“青年农民工”等。
王春光教授，在 2001 年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他在2003 年将其界定为两个含义：一是，年龄在 25 岁以下，于 19 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所以将他们与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区分开，因为他们是两代流动人口中间的过度性人口，与第二代过渡性人口不同。
刘胜（2010），从户籍、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几个方面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这样的界定：首先，他们是农民户籍、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这把他们与城市居民（城市户口）和长期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收入）区别开来；[2]其次，他们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与上一代农民工区别开来；最后，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他们的学历基本上是初中、高中水平，在大学本科以下，这就排除了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了大学以后留在城市生活的大学生，其性质不同。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 2.5 亿农民工里面占到 60%左右。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2010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3]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采取针对性政策，使他们市民化，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2010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他专门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指出，要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有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希望能够尽量融入城市中，让他们和城市人享有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2.1.2 大众传媒
1.大众传媒的涵义
通常认为，大众传媒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可以分为印刷类媒介和电子来媒介两种，前者主要包括：书刊、报纸、杂志等，后者主要有广播、电视、影视以及新兴的国际互联网等。《辞海》对媒介的解释是，认为媒介是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手段和工具等。传播是指人类传授信息的行为或者过程，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里展开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与感官的扩展和延伸”（麦克卢汉，2000）。
传播学的角度上，影响大众传媒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大众传媒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大众传媒的符号因素，大众传媒的内容因素等（耿秋丽，2008）。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人们把大众传媒比喻为“魔弹”，暗示了大众传媒具有很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面对它，人们只能承受其影响。
赫佐格（Herzog，1942)为传播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人们不再将重点停留在媒介本身，而是转移到受众身上；卡茨和布卢姆勒（Katz，Blumle，1974）发现，人们接触使用媒介主要是为了进行娱乐消遣，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满足社会关系以及认识世界的需要；瑞德维（Radway，1982)的研究也证明了大众的能动性。“受众接受理论”认为，面对大众媒介，人们不是毫无反抗能力，相反的，人们能够利用媒介，解释自我。莫利(Morley，1980)通过对案例的解读，告诉人们，人们了解媒介，其实就是在了解自我，诠释自我，主要包括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教育等等。“媒介培养理论”警示我们，人们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格伯纳（Gaberna）等人指出，媒介所传播的象征性意义，会严重影响当代社会人们认知世界和理解现实世界。由于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倾向和特点，与人们主管意识所标会的画面，与现实社会的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偏差。而且，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会在悄无声息的情况小影响人们的判断和意识，制约人们的价值观。
现如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支配者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新生的电子媒体。
2.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大众传媒能够超出想象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汇集各种信息，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共享等，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手段。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并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媒介可以拓展人们的视野，也为人们提供指南，或是帮助人们尽心信息筛选，或是反映社会现象（有时候也会阻碍人们了解社会事实真相），当然，媒介做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信息的平台和载体。
对于大众传媒的上述社会功能，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将其概括三大功能（见表 2-3）。在此基础上，赖特（Charles Wright）又补充了“提供消遣娱乐”这种功能。英国着名的传播学家，麦奎尔（DenisMcQuail）在他着作的《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总结概括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3.大众传媒的影响
从大众媒体对受众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区分，大众媒体的功能可以分为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赵守红，2006）。
积极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功能和娱乐功能；消极功能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大众传媒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2）由于媒介的大量宣传信息，人们不假思索的顺从现状，丧失判断能力； 3）媒介内容，降低大众审美能力并且降低文化水平。要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功能，尽量消除或者避免消极功能，从而更好的发挥其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
（1）大众传媒的积极影响：
大众传媒具有的联系社会传播功能，使得受众在接触大众传媒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科学的知识和正确的思想，也可以更好的认识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过程总，影响尤为明显。积极正面的大众媒体同样可以营造出互助互爱的和谐氛围。各种公益广告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制作的。从理论上来讲，越是集权的国家，媒体的激励功能就越强大。
另外，大众传媒的广告传播信息，在当今社会也是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被称作“造欲机器”，直接间接的促进了消费。
一方面对消费有积极作用，存进消费；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大众传媒对女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作为诱因的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是多面的，最重要的是获得关注，比如弱势群体通过媒体获得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等，大众传媒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众传媒的娱乐传播作用能够带给人们不一样的娱乐资源和娱乐空间。媒体就可以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安抚大众的情绪，引导大众的行为。
此外，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功能，正确导向价值观的形成大众传媒的服务社会功能，促进了价值观的变革。大众传媒的传递信息的功能，丰富了价值观内涵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提升了人民的生活价值观。
（2）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
大众传媒能促进消费，推动社会进步。在传媒大张旗鼓的宣传下，消费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了滋生和蔓延。但是，消费主义推崇的消费体现为符号消费和奢侈、挥霍、炫耀性消费等病态消费价值观。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人们是以消费为生活目的，追求无止境的高消费，通过过度的物质消费满足自身的占有欲，通过追求高消费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消费主义的这些特征说明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经成为了奢侈、挥霍、炫耀性消费。这种盲目的追求一次性消费和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是背道而驰的，消极危险是非常重大的。
虽然大众传媒能起到积极良好的教育作用，但是一些不良网站传播出来的暴力信息、黄色信息等，也会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青少年会见网友被杀事件，强奸事件，青少年吸毒，暴力事件等，无一不在暴露着大众传媒对社会的消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很恶劣很严重的。美国学者 Victor C 的研究表明，美国的青年平均每天花费 7 小时使用媒体，并且他们绝大多数有一间卧室，电视，一台电脑，互联网，视频游戏控制台，以及一部手机，大量的媒体接触时间对青少年的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暴力行为、肥胖症、抽烟饮酒等这些方面，这些无疑不在阻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要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规避消极作用，尽量减少不良影响，这样大众传媒才能充分发挥它在当今社会的用途，促进社会发转进步。
2.1.3 消费
消费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更是一种融进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的社会行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沟通的某种过程。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商品的交换、流通、使用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到文化符号与社会意义的象征过程。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选择某一种消费方式而不是其他种类的消费方式，这是因为，消费方式具有社会交流和社会表现的功能。
通过消费，消费者可以表现出自身的品味、个性、身份地位和社会认同等内容。消费并不是单纯的考虑满足人们的某种生存需求，还体现出一个人的与众不同，并满足精神等各方面的需求。因此，可以说消费是维持或者构建身份认同的原材料。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身份或者地位来选择相对应的消费方式。
2.2 消费认同相关理论研究
2.2.1 认同
“认同(identity )”在英语词典里有两种解释：第一指的是同一性，即“自我归类”，与其他个体所共同拥有的素质或者特质；二是个性，即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实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鲜明的个性。
泰勒认为“认同”，是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卡斯特则强调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
王结发归纳以下三点：（1）“认同”不是自我欣赏，而是在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中进行的“自我构建”；（2）“认同”是个体自主和自我反思，前者来自独立的民事权利，后者则是取决于我的价值取向；（3）“认同”具有道德导向功能，即它是外部需求的不断内化的反映。[13]关于认同的概念，最常见解释的有两种：一是“认为与自我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如身份认同；二是表示“承认和认可”。因此，“认同” 除了在字面上常被解释为“承认、赞同”外，还有一种更广泛的用法是指“个体对某一群体（共同体）的归属感”，即自我认为从属于某个群体。
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后者，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我们可以将自我与他人区分。社会学家 R·简金斯指出，认同的现代功能，事实上包含同一性和差异性两个因素，一方面解释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是谁”的问题，这就是说，它是人们对自己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定位。
“身份”是指一个人的出身或社会地位，是标识自我的重要标准。马克斯·韦伯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全面系统的对身份（status）的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14]
身份的确认标准和确认方式有很多，概括有两点：1）自致性因素，例如教育、职业等；2）先赋性因素，例如个人的年龄、性别、户籍、出生地等指标。先赋性因素是个人所无法选择的，因此，以先赋性因素确认人的身份地位，会严重的束缚了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即使通过努力，也没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认同是个体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心理认可。农民工在进程化的过程中，对身份认同的问题很难界定，一方面他们有土地，是农民；另一方面，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城市的打工收入，从这一角度，他们又是工人，绝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模糊不清。
2.2.2 消费认同
最早提出消费和社会身份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学者是凡勃伦，他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认为可以运用它们建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博取荣誉。他认为，在小的社会范围、信息共享比较容易的环境中，这两种方法的效果大体上一致，但是，在人类人会有了进一步分化，人们接触更大更多的信息环境后，后者就比前者具有更加适应的作为礼仪表现的方法。马克斯·韦伯（2006）也认为，这种环境下，“消费”是更主要的区别社会群体的标志。
他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阶层群体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之间的关系，但却蕴含了一种社会分层理论，阶层等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作为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标志，而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两者相互不可分离。农民工的身份等级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消费方式则清楚的表明这个群体的自我身份意识。
弗里德曼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都是对认同的消费。个体根据自我的认同框架做出行动的选择，采取行动。个体的行动作为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行动， 而不单单是指号(sign)， 而且具有符号(symbol) 的意义，前者对认知主体而言仅仅意味着所指的事物，而符号则能以所指事物所暗含的事物之外的事物或者意义。
工业革命以后，消费方式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主要强调阶梯结构中的阶级差异。让·波德里亚（2000）强调指出，消费的意图认得关系或者差异，而不再单纯指商品的物质性。
消费并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商品为研究对象，而是全部对象和信息总体，是一种符号运作的系统行为。人们在消费某种商品的同时也是在消费某种符号，并通过这一过程进行自我界定，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类型物品消费群体。因此，我们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不能再给我们提供认同感、归属感和确定感，我们只能通过消费建立自我与客体、集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身份和建构的意义。
布迪厄认为，阶级差异的消费认同主要取决于品味差异。而品位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拥有量不同而造成的。他设计出一种阶级结构图，在这种结构图中，人的划分完全是以品位为基础，社会群体变成了品位群体。费瑟斯通（2000），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总结了布迪厄关于品位的社会区隔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随着市场分化的加速，不同阶级之间的消费一致性程度也有所降低，实际上个体也总是在消费不同的产品。
蒂姆·爱德华兹总结了现代购物的性质，他认为，消费和购物不断构成身份认同，人们也更多的越来越按照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模式来界定自我，而对于那些自尊心比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为了成为某种人而消费、购买某种商品。
很明显国外关于消费方式和身份认同的研究多关注于消费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认为消费是身份划分的手段，同时各个身份阶层的消费方式体现其相应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国内的学者对此也持赞同观点：
国内学者彭华民（1996），结合了消费研究和社群研究两个不同方面，提出了从消费角度划分社群的看法，并且论述了意见先导者、参照群体等多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同一等级社会的人们被认为是一致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似并且相互影响，具有一致性。王宁（2001）指出，认同支配着消费，消费又是认同的显现，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认同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还指出了，认同可以划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个体）认同，而在阶层认同中，消费占据了关键地位。
姚建平（2006）在《消费认同》一书中指出消费方式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过程，一是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是通过消费方式将个人融入某个阶级、阶层或群体来定位身份，它强调的是群体间的差异。二是自我感，自我感的本质是一种群体疏离感，通过消费方式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群体或阶层（只属于自己）来定位身份，所表达的是个体间的差异。
张向东（2009）认为消费认同，是消费者对消费的文化、生产的认可、赞成和承认，并以此进行自我消费行为的规范和修正的行为。他认为消费认同具有三个特点，即：消费性，理念性和社会性。
由此可见，消费认同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消费方式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身份地位的认同。消费方式也直观的反映身份地位认同，两者不可分割。
2.2.3 农民工消费认同
目前，对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王春光是国内较早从事农民工研究的着名学者，他通过对温州、杭州、深圳三个城市的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
新一代农民工认为，他们被当做农民工看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户籍制度的规定；其次是因为城市人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有些人已经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性规定，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是因为周围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样，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由于标准不同，出现了农民工自我认同和制度上身份户籍认同的分歧。彭远春则在微观层面，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在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状态。其中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等非制度性因素均影响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乡土记忆越深，越认同农民身份；进城之前，目标期望越明确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反之，则越高；积极、好的城市体验越多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反之，负面体验越多，则越认同农民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趋向于通过消费来获得城市的认同。他们像城市年轻人一样消费：名牌服装，炫耀性消费，各种娱乐消费等，他们的收入一大部分用来自我消费，研究统计发现 85%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的 70%以上收入用来自我消费，而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个比例要低很多。孟慧(2007)实证研究了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农民工消费方式的特点，探讨了由消费所反映出的身份认同困境，提出了在农民工城市化的背景下，消费认同理论对于理解农民工的新型消费方式和消费特点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已经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农民工的消费认同，并且很多学者也对影响农民工消费认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比如说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等，但也至少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有些研究过于模糊，界定不够清晰；二是影响农民工消费认同的因素很多，很多学者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大的方向，而没有具体深度的分析较少；三是农民工的消费认同应在在他适应城市或者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来显现出来，既体现了他的消费方式的改变又表现出他对身份地位的追求。
2.3 大众传媒对消费认同的影响研究
身份认同建构理论认为，“身份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从一般性（universality）到特殊类别(category)的过程”。在消费主义环境下，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消费的频率、时间等一系列的差异都会使得消费者阶层、身份的分化更加明显；大众媒体在引导消费的过程中，对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也产生了影响。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政府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但是大众媒介占据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媒介就是当今都市文化的重要生成者，也是代表者，它对于都市文化的重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中山大学王宁教授（2001）在《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一文中指出，传媒和广告在告诉消费者某种产品适合哪一类消费者的同时，向不同消费者也传递了不同的认同框架。这种由厂家和商家在幕后主导和指定的认同框架可以称作诱导性认同框架。
在大众媒体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消费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有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对农民工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大众媒体的作用，主要不是“改变”旧的观念而是形成新的观念来改变消费（陶建杰，2009）。
大众媒体带给受众是一种“虚拟消费”，即消费的不是实物，而是一种符号、身份或者面子，以此改变消费者的身份认同。为了融入到某个群体和圈子当中，人们会形成不自觉的消费。简单来说，认同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构建认同，不同的消费反映了不同的身份认同。
当今社会，消费的目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逐渐转向商品的“象征价值”。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期，受到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多元化价值观相互碰撞，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发出“我是谁”的疑问，产生“认同危机”。大众媒体引发了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观念怎样对认同产生作用？认同是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认定，以他人为参照系建立起自我意识，包含同一性和独特性两层含义。
消费和认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们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决定的。认同决定消费，消费建构认同（田蕾2009）。商品的符号价值，是消费成为构建认同的基础，消费对象符号化、消费行为内在化以及消费主体大众化共同构成了消费认同的合理化（盖晓伟，2009）。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号”，被给予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符号消费”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获得身份、名望以及意义途径（鲍德里亚，2008）。
列维·斯特劳斯，概括了符号消费的规律：即除了满足和享受等天性，把事件性的意义赋予消费；（列维·斯特劳斯，2006）。在当代社会中，人们消费商品时，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不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是代表了一系列的象征，例如，名声、地位、权势、荣誉、欲望等的符号，这个时候，人们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不单纯是物理价值。消费既能证明自我的存在感和存在地位，也能被社会所接受的一种方式，因此，消费物品的符号意义就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最基本的需求，从而证明，消费成为了一种最为重要和最常见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形式（姚瑶，2011）。
总之，大众传媒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社交行为，思考方式以及消费行为等几个方面，大众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人们行为的进步，一方面又严重误导了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体对大众媒体的接触时间、接触频度、内容偏好上的差异都会直接导致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观念的不同。
2.4 大众传媒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大众媒体的作用具备多样性，一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一个世纪以前，“近代犯罪学之父”切萨雷·龙勃雷梭，曾经论述媒介对犯罪的影响，解释了恶性循环的发生逻辑，他指出：报刊报道犯罪事件，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和销售量，而发行量的增加，又会使得更多的人接触犯罪，对犯罪进行模仿，从而导致了更多犯罪事件的发生，如此循环，不断的模仿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也就是说，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原本属于媒介故事人物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并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用这种意识来指导控制自我的行动。
大众传媒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从消费者对大众媒体的接触强度、使用频度、接触时间、接触动机、媒介满意以及内容偏好性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大众媒体对特定群体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徐福刚，2008；耿秋丽，2009；闫超，2012；李爱美，2009）。消费者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长短、接触量的多少会影响其消费观念进一步影响消费行为，经常接触广告等媒体形式的居民会有更强烈的消费意识。曾洁曾经对农村居民广告媒体接触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工的个性特征会影响其消费观念，大众媒体接触量影响其消费观念，农民接触广告媒介的时间越长，消费观念越趋于现代，反之，趋于传统；农民越偏爱含现代信息较多的广告种类，消费观念越趋于现代，反之，趋于传统（曾洁，2009）。
李爱美（2009）认为接触大众传媒的不同程度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了一致性，经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相对赞成消费，对大众传媒比较高的信任度的人相对赞成消费，接触比较少信任度比较低的人，相对消费行为也比较少。
陶建杰（2005）通过对农民工的研究指出，大众传媒对他们观念方面的影响力整体上比较小；但是在消费、维权等特定领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是形成新的观念，而不是改变旧的观念。
有学者形象的把大众媒体比喻为“造欲的机器”，大众媒体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视、网络等媒体表达方式的通俗化更加直接的感官参与和体会，这是媒体造欲的技术支撑。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资料的过剩，为了刺激购买，通过媒体制造欲望成了必然的趋势，逐渐形成了“欲望——购买——新欲望——新购买”的循环模式。大众媒体撩拨了受众的欲望，让受众得到的是虚拟形态的假想式的满足，从而诱惑受众产生冲动并导致购买行为发生（骆双丽，2011）。
大众媒体对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一方面对人们的消费具有指导作用，促进消费；例如，有学者从广告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广告媒体对消费观念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广告作为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肩负了引导消费者树立可持续发展消费的消费观念（周游，2009）。
另一方面，正如大众社会理论和宣传理论所宣扬的那样，认为个体接受信息采取的是机械的“刺激——反应”行为公式，媒体的暴力内容可以直达大脑并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徐耀魁，2005）。
作为诱因的媒介对公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有大众传媒特性的一点，即获得关注。当公众急切的有被关注被重视的需求的时候，大众媒体为这一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可能性，造成了一些盲目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之风的盛行。有学者就对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大众媒体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闫超，2012；[37]Sinnathurai Vijayakumar1and Olga Brezinova，2012[38]）。
大众传媒对消费分层也有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步，社会分层越来越以消费为标准。大众化传媒以其强大的宣传能力，培养创造消费者需求，给予商品不同的象征意义，成为消费社会促进消费的主要工具。以消费主义为桥梁，大众传媒通过培养消费群体、建立分层标准、倡导品味情趣等途径，影响 消费分层。（贾军，2009）[39]大众传播工具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普及，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熏陶，他们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并向同伴传播思想，他们拥有新的多元化价值观和开放的思维，更加利于他们接受新鲜事物，从而也更加容易受到城市同龄人（参照群体）的示范性影响，渴望通过外在的消费和商品、服务等来获得城市的认同和接受。 (闫超，2012)。
总之，大众传媒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社交行为，思考方式以及消费行为等几个方面，大众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人们行为的进步，一方面又严重误导了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体对大众媒体的接触时间、接触频度、内容偏好上的差异都会直接导致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观念的不同。
2.5 农民工消费行为
农民来到城市打工，虽然生活环境、工作类型以及收入都和农村有很多不一样，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思想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消费习惯依然保持着传统型，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行为与在农村时候保持一致；但是，在城市中生活，也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和影响，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又具有一定的城市型消费特征。因此，其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消费。农民工是现代化经济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农民工人数在 2012 年已经超过 2,6 个亿，能够拉动农民工的消费势必会在极大程度上拉动内需，促进消费。那么农民工消费具有什么特点呢？
有学者对 112 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40.7%的农民工业余时间会看电视，28.1%打牌，闲逛 13.9%，上网 15.4%；46.3%的农民工没有文化消费等；[41]钱雪飞（2003）对南京市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其消费特征，指出，南京是农民工的消费占据了收入的绝大部分，他们消费水平普遍偏低，位于城市居民消费的最底层，但是，他们的自我满意度很高，消费水平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这可能与他们的工作环境差、收入水平低、赚钱主要是为了补贴养家等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大部分在农村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他们把钱都寄回了家里，自己并不消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在城市消费少的问题。
严翅君（2007）分析了长三角江苏八城市的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转变趋势，简单的说体现在四个方面：1）消费结构逐渐复杂化；2）消费工具逐渐现代化；3）消费行为逐渐开放化；4）消费心理逐渐前卫化。她还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消费转型的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构转型明显，二是平台式提升不够快，三是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比较低，四是食品和居住消费支出很高。她还提出有效建议来推进农民工消费的转型。
随着农民工进城时间的延续，以及近几年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年轻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进入到城市中，他们期望能够长期留在城市，所以为了谋求发展、改变农民的命运，他们除了关心工资待遇的好坏，也更加关注福利待遇、工作环境以及未来的长期发展前景。目前学者们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大多从消费行为特征、消费行为的符号意义、消费与认同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唐有财，2009；孙超骥和郭兴方，2010；肖金平，2010；谢培熙和朱艳，2011)。
最近几年，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消费内容滋生出很多新的变化：首先，手机消费普遍，被访问的农民工中，有 66.13%拥有手机, 平均每月手机消费达 70.99 元；其次，奢侈品消费，访问数据显示了 20.81%的农民工曾经有过奢侈品消费是经历。第三，买房消费，调查显示有一小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另外，还有买车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比如，17.69%的农民工有一辆电动车甚至小轿车，11.29%的农民工拥有电脑等。很多虽然没有电脑，但是会经常去网吧上网。尽管上述消费内容在受访的农民工人群中只是少数，但是也能显示出农民工消费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趋势。（严翅君，2007）。
可以看出，农民工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1）消费质量差，消费内容单调；（2）消费支出比较少（近年来有增长趋势，但总体上还是较低，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消费层次低；（3）消费需求明显，但消费意愿较弱。
要拉动农民工消费，势必要借助大众传播工具，向农 民工宣传传递消费观念，改变旧的消费习惯，探索大众传播媒介对农民工的影响作用，从实际上改变农民工消费现状，从而达到一定的效果。袁靖华（2011）指出，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受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制约，另外还存在很严重的“符号障碍” (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非法身份、污名称谓、主体缺失、弱势地位等等都是“符号障碍”的集中体现。
也有学者强调，要重视媒介支持系统在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过程中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曾来海和陈丹英（2009）也提出了大众媒体追求片面利润，嫌贫爱富，对弱势群体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
针对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应该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一面，而不是排斥他们的存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表层影响效果来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等，本文主要从深层次研究大众媒体对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研究。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前人的研究对本研究均有可借鉴之处，但是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查阅，我们发现对农民工消费行为方面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以上研究都能反映出农民工消费的一些独特性，特别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相对比较贫乏，本文主要考察大众传媒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消费认同的中介调节作用，对于探索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而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我们提出了一些思考，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深层次研究一个具体因素，本文主要研究大众媒体对农民工消费认同的影响，从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次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定位；第三我们会把农民工进一步区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并对比检验大众媒体对他们消费认同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计划对结果进行分析，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对商家提出营销建议，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