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形式缺乏稳定性
知识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各民族和国家的教育环境。[23]
不仅要求政府角色再次进行审视和定位，成为竞争型政府，而且要求公共组织纷纷进行市场化改革，打造更加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的公共服务。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也随之迈入改革的浪潮。然而，政府和大学都力争得到高校更多发展自主权，权利和利益的竞争把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大学的服务职能都进一步弱化，模糊了文化主体互惠光荣的价值理念；同时大学师生和地方市民离开决策机构的有效的指导和管理，所举办的各项文化活动也成了表面的"形象工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实际价值。
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形式缺乏稳定性，主要表现为：第一，相关行政手段的干预缺乏理性。19 世纪的美国为维系地方大学与地域社会互动发展的行为关系制定了《莫雷尔法案》加以保障，而我国恰恰缺少这一环节的尝试，导致两极化现象严重，一种是政府态度放任自流，缺乏必要的行政手段干预；一种是地方大学在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成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和执行者，大学应有的文化职能不断遭受冲击，发展过程变动性很大。第二，大学文化功利性色彩浓厚[24].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不仅给地方大学带来了发展机遇，而且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变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群体文化态度的改变，导致文化本质的逐渐荒芜。部分地方高校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盲目扩建校园，引发了地方大学处于负债经营的生存状态，影响着其服务地域经济能力和水平的发挥。同时，大学文化的功利性误导了一部分社会文化的发展，使社会不良风气入侵地域传统文化，造成地方人价值观念的弱化，助长社会的逐利之风，这是很难实现地方大学文化引领区域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第三，应用性科研评估考核指标较少。通常大学用办学水平来衡量他们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困难，不能满足地域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教师和科研人员大多数只关注自身的教学生存状态，缺乏对地方大学文化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学校科研部门制定的教师考核指标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更多的是强调晋升职称和成果报奖的短期利益，忽视高校教师应有的人文情怀。
四、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功能缺乏实效性
现代大学的文化使命要求大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25]
一方面从理论上肩负起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使其朝着合乎人类理性的方向发展的使命；另一方面是从实践上即大学要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责任，为本土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市场化趋向日益显现，文化产业的生成也都是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地域文化本身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环境，忽视了地方大学文化对地域文化的引领价值。地方大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汇地，承载着文化的多元性和先进性，离开地域文化的滋养，地方大学文化也就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
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功能缺乏实效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受个体利益因素的影响，文化群体缺少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发展眼光和目标仅仅局限于近期和短期的利益关系上，缺少稳定的与文化群体相对应的互动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高校、企业和社会文化部门各自为营，难以需求利益的均衡。因此，如果要激活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发展联系，必须构建一系列长期性、稳定性的动力机制。第二，文化资源共享程度比较低。[26]
学校的中心意识的影响，人们常把学校文化和教育资源的优势大于当地的文化和教育资源。大学文化缺少地方文化资源的注入，妨碍了地方大学教育民主化和个体的社会化的进程，从而不利于地方大学教育创新及地方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学校文化资源也向地方社会开放的程度也不足，通常都是校内师生参观和学习。其实，文化真正来源于生活，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是文化产生的动力基础，地方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生活经验，创造了许多原生态的文化资源环境，地方市民的实践能力才是与大学文化互动发展无以伦比的优越性。第三，相应的制度保障不到位。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发展既缺乏长效的动力机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环境保障。西方许多地方大学与地域的互动发展都是通过法律来加以保障的。
我国地方大学缺乏必要的专门负责地方事务的机构和法律文件保障，地方也没建立起相应政策的落实机构，两者的联系缺乏必要的机制保障。综上所述，功能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发展缺乏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