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挫折一攻击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传统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已经不能恰当解释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学者们幵始尝试从新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美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幵始从心理学视角对群体性事件做一研宄，提出了当时流行于美国社会的“挫折-攻击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勒庞、泰得·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等人。
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集体行动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勒庞对集体行动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在其着作《乌合之众》中，勒庞精致地描述了集体行动中人的群体形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当他是单个的人时，他一般都是理性的，但是一旦和其他的个人聚集在一起，个体彼此之间就会受到对方行为的影响和感染，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个体相互之间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从而使这群互不相同的个体的行为方式逐渐趋同，而其行为也会逐渐失去理智。于是，个人在群体中会更自恋，也更暴力，导致群体更容易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美国着名社会学家泰得·罗伯特·格尔主要从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大众的心理变化来研宄社会运动的形成机制，在其代表作《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中，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 “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他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对他们的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差异的主观感知，如果这种“相对剥夺感”足够强大，以致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会“造反”,即：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成的破坏性结果也越严重。格尔将这样一个过程命名为“挫折一反抗机制”.此外，格尔对期望价值和价值能力进行了论述，并根据这两者之间的迥然不同关系，将他提出的“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具体细化为：递减型的相对剥夺感、发展型的相对剥夺感和欲望型的相对剥夺感。
（3）资源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代表人物是麦卡锡和左尔德。麦卡锡和左尔德于1973年发表的《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一文为资源动员理论奠定了基础。麦卡锡和左尔德认为，美国社会运动的剧增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剧或者是如格尔所描述的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加，个人的剥夺感等心理因素只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常量，决定美国社会大量发生的关键是当前美国可供社会运动参加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同时，他们指出，这种资源的逐渐增加会使美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专业化，社会运动过程中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的多少决定了社会运动最终的成败。
麦卡锡和左尔德通过大量的社会运动研究，最终认为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社会运动的资源将由内向外不断扩张，有些社会运动的资源甚至全完依赖于外部的资源。第二，挂名成员机制会越来越普遍。第三，传统的社会运动领袖是从内部参与者中涌现出来的，但是现在由于资源主要是外来的，往往出于对某个组织的同情的外来人会对社会运动进行领导，这些人甚者将领导这场运动当作自己的职业，有时甚至是一个全日制的稳定工作。第四，传统社会运动中，参与者往往存在一定的剥夺感或愤怒感，并基于一定的剥夺感和愤怒感而发起社会运动。但在以后的社会运动组织中，这种剥夺感和愤怒感往往会由领导人刻意的去制造，只有这样才可以延长这个组织的生命。第五，领导人作为全职专业人才，在引发社会运动时会采取更多的手段去利用新闻媒体，利用新闻和报刊等为运动集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4）政治过程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在众说纷纭的美国社会运动研宄领域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它是在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试图为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型。在诸多从事政治过程理论研究的学者中，梯利和麦克亚当是这一理论的代表。
梯利在其成名着《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运动的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在政体模型中，梯利把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认为在这个政体下包含了两类成员：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一般是政府成员和能通过常规渠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决策的一般成员。政体外成员则因为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且缺乏关键的政治资源，则不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要想影响政府决策，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将自己包容于政体内，要么去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引发了社会运动或革命。在动员模型中，梯利论述了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所应具备的六个因素，即：运动者的组织能力、运动者的利益驱动、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社会的动员能力、政治机会或威胁。其中，社会运动的动员是导致集体行动的核心，这也是“动员模型”的称谓由来。
麦克亚当是另一位政治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主要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麦克亚当对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也构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变迁是由诸如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大规模的人口变迁等宏大的社会经济过程所导致，但他强调，只有在社会变化影响到现存的社会结构时，它才会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带来影响，换句话说，社会变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运动的发生。
从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模型图中可以看出，宏大的社会经济过程会使社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会致使两个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政治机会的扩张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政治机会会给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一种可能，但是要把政治机会转化成社会运动，组织资源则成为关键。与梯利的模型不同的是，麦克亚当在他的模型中引入了认知解放这一因素，在存在政治机会和组织资源时，社会运动的发生还需要参与的群体。他认为认知解放、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与政治机会三者密不可分，在共同作用下，社会运动应运而生。
上述四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问题的理论研究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社会冲突理论注重社会冲突的积极功效。将社会冲突看作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为整个社会系统缓解一定的压力，能够作为社会的安全阀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社会冲突“正”功能的强调符合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研宄趋势。但这一理论自身也存在缺陷，大部分冲突在体制内以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并非必然引起社会运动。挫折-攻击理论过度的强调了情感的作用而忽略了很多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具有剥夺感、压迫感的人都会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情感只是集体行动发生的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条件而己，发起社会运动还需要组织、资源、机会等其他因素。资源动员理论过度强调外来资源和领袖的作用而e低了愤恨感，这明显不合理。政治过程理论则机械地将社会运动模式化，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运动形式。
1.3论文结构及内在逻辑
本论文共分6章，主要探讨转型期社会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运作机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动因以及法律解决路径这三个问题并层层对其论述。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论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其中国外研究部分重点对社会冲突理论、挫折-攻击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这四个代表性理论进行了介绍及评析。
第二部分笔者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词义、词性及适用范围三方面的变迁梳理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同时对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类型予以归纳、界定。
第三部分，笔者选择瓷安事件作为典型案例研究，以时间为脉络，从结构性因素、群体认同感、刺激性因素以及群体心理这四个层次探索出瓷安事件的运作机制。
第四部分，在瓷安事件分析的基础上，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积聚，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法律规定缺失或不完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三个视角对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动因进行探析。
第五部分，以法学研究为视角，着重从：思想上，转变固有观念；立法上，畅通利益表达机制；执法上，依法执政，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司法上，公正司法，健全司法救济制度四个维度上建言献计。
论文的结尾，即第六部分，笔者对本为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并指出本文原因涉及但却无法顾及的一些问题，并对我国未来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趋势做出前瞻性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