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实证分析
5.1基本理论依据
根据第4章的分析,土地财政对城镇化?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于提供了空间和资金,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奠定了基础,并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转变,改变劳动力需求,引导人口向城镇聚集。但是由于土地财政拉高了城镇生活成本,对人口流动形成了一定阻碍,使得城镇化发展不健全,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不同步,无法完全释放人口集聚效应。
同样,理论上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首先,高地价推高了企业厂房租金等营运成本,也提高了城镇生活成本,劳动力工资相应增加,工业企业成本上涨。而土地财政的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发展体现出来。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在完善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运作能力和集聚效应。
由于学术界在土地财政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房地产业的作用方面己有较多的研宄,再结合本文的研究角度,在实证部分对产业结构的计量分析将集中于工业方面。
5.2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实证分析
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产业结构的计量方程。由于土地财政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中,除了本身的作用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城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下文将首先建立土地财政与城镇化方程,通过该辅助方程,计算城镇化的拟合值并带入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的模型中,以体现土地财政通过城镇化影响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
5.2.1 .变量及指标的选取
5.2.1.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目前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指标尚存在争议,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了土地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户籍城镇化率以及综合型城镇化指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结合中国的国情,下文将釆用通用的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比重)citi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5.2.1.2听变量
解释变量为土地财政。目前衡量土地财政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包括了开发费用、成本等,并不完全归属于地方政府支配。
根据国土资源年鉴的数据,各地区的土地出让纯收益比重皆不同,且年间波动很大。由于统计部门只统计了 2003-2008年间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其余年限只显示土地出让总收入,难以得知当年的政府分得收益。因此土地出让金难以较准确的衡量土地财政。二、土地财政总规模。根据第四章的内容,土地财政包含了四方面的收入,由于与土地间接相关的税收数据和土地融资收入数据难以获得,土地出让收益难以准确度量,因此土地财政规模的核算会存在较大误差。三、土地价格。通常采用土地出让总收入与出让面积之比而得,可以剔除了各省土地财政收入分成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性,又可以通过土地价格反映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土地财政差异气相对来说,土地价格比较能体现土地财政的状况,因此下文将釆用土地价格landprice作为土地财政的指标。
5.2.1.3控制变量
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合中?国情,除土地财政的拉动作用外,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和城镇规模等。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密不可分。经济增长是推动城镇化的动力和资金来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采用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
根据中国的国情,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幅度的增加能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提高了地方竞争力,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奠定了物质基础。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invest作为衡量指标。
城镇规模体现了城镇的容纳能力,是城镇化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城镇占地面积并不能真正反映城镇规模,本文选择我国统计部门通常采用的城镇建成区面积area作为指标?。
5.2.2样本选择和统计性描述
样本采用中国各省(除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省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中经网、国土资源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等。
5.2.4计量结果分析
针对土地财政对城镇化影响的模型,可以看到土地价格对城镇化率有正向关系,说明土地财政对推动城镇化有一定的作用,土地价格每上升1单位,城镇化率上升0. 0006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是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通过政府介入和市场运作,大量闲置用地和农业用地被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土地从一项自然资源转化成资本,成为推动城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土地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随着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城镇建设便有了资金来源,促进了城镇交通、通讯和各项公共建设事业的建设。从城镇规模角度来看,城镇规模每扩大一个单位,城镇化率会增长0. 004个单位。沃纳?赫希(1990)曾指出城镇间存在着比较利益,城镇基础条件优势有利于产业集聚和人口汇集。其中土地财政就为城镇化解决了空间和资金问题,对城镇化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
同样,经济增长、投资增加扩大都会对城镇化的提高产生正效应。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个单位,城镇化率分别会上升3. 86个单位和2. 59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叶裕民(2001)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实际决定了可吸纳的城镇人口数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着更高层次优化升级,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新的市场和需求,引导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5.3 土地财政与工业的实证分析
在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上,下文借鉴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予以拓展和优化。
5.3.1变量及指标的选取
5.3.1.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工业发展水平。由于本文希望能考察我国土地财政是否存在“去工业化”作用,如第四章所述,国际上“去工业化”多通过工业比重的下降来反映,故被解释变量Y,是采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iav作为工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5.3.1.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率。土地财政的衡量指标同样采用土地价格landprice。城镇化率采用上一小节估计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方程得出的城镇化率拟合值citi2,以体现土地财政通过城镇化而产生的间接作用。
5.3.1.3控制变量
根据本章第一节的分析,设定的控制变量主要反映了城镇发展水平,包括城镇工资水平、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工资水平采用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作为指标,交通状况的指标采用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数量bliS,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则通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toilet来反映。
5.3.2样本选择和统计性描述
样本采用中国各省(除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省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中经网、国土资源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等。
与上一实证分析的方法一致,本部分计量同样釆用面板数据进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全国性整体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东中西部分别进行分析。根据我国三个经济带划分,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西藏、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
根据F检验和Hausraan检验的结果,计量分析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为提高计量的精度,减少截面数据异方差的影响,方程中采用cross-sectionweight进行加权。回归的结果如表12:
5.3.4计量结果分析
5.3.4.1全国样本
分析模型的计量结果,土地价格、城镇化率和四个控制变量与工业比重均呈现显着相关性。我们看到土地财政影响工业的作用是两方面的:首先,土地价格每上涨1个单位,工业比重就会下降0. 002个单位。土地价格和工业比重的负相关性证实了前文论述的去工业化的影响,过高的土地价格和城镇生活成本提高了工业总成本,限制了城市集聚效应,阻碍了工业水平的提高;其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工业比重就会上升0.87个单位,两者的正相关性也说明土地财政通过推动城镇化会间接对工业产生另一种效果:由于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拓,对工业产生正面效应,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因此在分析土地财政的影响时,必须一分为二: 一是土地财政的正负作用。
土地财政既会以拉高成本的形式制约工业的发展,又会通过推动城镇化促进工业前进,不能一概地肯定或是否定。二是影响的持续性。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水平不可能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稳定甚至回落的现象。进一步来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尚存在众多问题,如第4章中的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不协调性,制约了城镇化本身应释放的强大推动力,若没有及时的调整和改革,反而会产生阻碍作用。所以城镇化推动工业的作用是短期且不可持续的。在土地价格上,历史数据显示,除非出现经济危机等特殊情况,土地价格一般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因此对工业的影响是比较持续的。
较高的工资水平wage对工业比重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工资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工业比重会下降0.0001个单位,这可能是因为工资水平越高会加重企业负担的劳动力成本。而便捷的城镇交通bus、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toilet则提高了城镇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汇集程度,还带动了企业的集中,对工业有积极作用。
5.3.4.2东中西部比较分析
东中西部各变量与工业比重iav的关系基本与全国性的结果一致。在土地财政对工业比重的直接影响上,除西部不显着外,东中部皆显示出土地价格与工业比重负相关的特征,反映出土地财政确实存在“去工业化”作用。另一方面,观察citi2的系数,土地财政通过推动城镇化而对工业产生的间接影响,在全国三个区域都是积极的,说明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的工业的前进。
在其他显示城镇发展水平的变量上,基本与全国整体样本的表现一致,如越高的工资水平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城镇生活水平,加快城镇人口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