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语言学下民粹派文学的语言特征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研究社会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社会中的运用。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中出现了一股蓬勃发展的思想潮流，即民粹派思潮。民粹派以纸笔为武器，以创作为渠道，积极表达自己的立场与主张。与此同时，民粹派作家也揭开了俄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农民开始作为独立的人物个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扮演主人公的角色。曹靖华教授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中，民粹派作家在开拓文学题材方面做出了贡献。”[1]

　　民粹派文学以农民为写作核心，以农民的生活、分裂以及农民赖以生存的村社为着眼点，以农民的语言为桥梁，努力接近农民，团结农民，号召农民。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学表达强有力的工具。民粹派以农民的语言为手段，采用农民习惯并喜欢的语言向农民传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希望借此来鼓励农民推翻黑暗的沙皇统治。

　　一、社会语言学概述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1964年以后，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64年5月，第一届社会语言学会议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得到了普遍接受。因此，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社会语言学，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既与“社会”相关，又与“语言”相关的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如此。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一门特别强调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学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是一门独特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2]社会语言学主要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研究社会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社会中的运用。

　　众所周知，语言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静态的系统。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时，会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系统，因为它通常会考虑人和社会环境的具体情况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语言本来就是在社会中应用的，是人们日常使用着的东西，语言学研究离不开使用者和使用环境。[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离开社会现实来研究语言是不全面的，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把社会和语言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才是语言学发展的真谛。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沟通的工具，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文学同样如此。因此，要对语言与文学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因素。

　　二、民粹派文学

　　说到民粹派文学，就不得不提民粹派。民粹派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俄国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民粹主义者称自己为人民的精英，因此，他们所形成的派别被称作“民粹派”.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农民与地主的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此时，一些代表农民切身利益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俄国的民粹派。由于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该派别普遍认为，村社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此外，该派别极力肯定农民的力量，把俄国农民理想化，并且认为俄国农民是俄国革命的推动力量，过度肯定农民的作用。这些平民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活动，通过向农民印刷和散发传单，进而希望俄国的广大农民可以站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利益。此外，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民粹派在1873-1874年间大张旗鼓的发动了俄国历史上着名的“到民间去”运动。

　　民粹派文学可以说是随着民粹派而产生和发展的。而“到民间去”运动更是促进了民粹派文学的发展。民粹派文学是民粹派--平民知识分子作品的统称。作为民粹派的创作成果，民粹派文学是民粹主义者宣传其主张和立场的主要手段。因此，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集中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村的社会状况，并且对当时的农民和农村村社进行了美化，借此提高农民的形象，放大农民的作用。民粹派作家非常注重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70年代，民粹派文学的主要代表有：尼·伊·纳乌莫夫、费·季·涅菲奥多夫、巴·符·扎索季姆斯基、格·伊·乌斯宾斯基等。这些作家写了大量的中篇小说以及特写，主要围绕两个题材：人民（特别是改革后的农民）的生活和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命运。[3]

　　三、民粹派文学的语言特征

　　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它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审美价值，而且能够影响接受者的文学阅读与欣赏。[4]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民粹派认为俄国革命的力量蕴藏在俄国农民身上。因此，在民粹派作家的作品中，农民往往会独挑大梁，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而当时的农民村社往往会成为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民粹派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是“以民为主”.因此，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农民的生活，民粹派作家深入农村，身着农民的服饰，与农民同吃同住。而在语言方面，民粹派作家广泛使用了农民喜闻乐见的话语、俗语。

　　虽然在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作家，如果戈里、契诃夫等都写过农民题材的小说。但是，由于这些作家并不能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描写农村问题，而只是以贵族地主的角度对农村的生活加以叙述，因此，这些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农民生活的作品。与之前的作家不同的是，民粹派作家把自己的创作锁定为农村题材，并将农村作为专门的题材进行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民粹派文学第一次把农民看作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并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来描写，而在其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农民一直没有自我独立的意识，只是被地主牵着鼻子行走的“工具”.例如，在小说《农民的选举》中，纳乌莫夫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新型的农民形象--贝奇科夫。他带领农民同欺压百姓的富农斗争。虽然在最后贝奇科夫被赶出了村子，但是他的行为是农民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反映。此外，扎索季姆斯基的小说《斯摩林村的编年史》中，主人公季米特里·克利亚瑞夫相信民粹主义，并率领群众与富农作斗争。他办过学校，开过商店，组织过信贷合作……虽然他遭到了失败，但是他的行为却鼓舞了人民。

　　毋庸置疑的是，民粹派作家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和农村村社并不是俄国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和村社。他们将农民和村社理想化和美化的目的是为了鼓舞农民认识到其自身的力量。此外，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还会广泛使用农民习惯并且喜欢的语言。这些都是民粹派文学农民本位意识的体现。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除了它的符号系统之外，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即社会性。语言是社会的语言，语言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5]语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时期历史的讲述者。在民粹派活跃期间，由于该派别认为革命的重担应该由生活在俄国传统村社的农民挑起，所以，为了让当时农民的意识觉醒，民粹派作家希冀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唤起农民的意识。但由于旧俄时期的农民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大量使用了农村和农民特有的方言以及口语色彩浓重的词汇和表达等。例如，在描写民间特色事物时，民粹派作家会直接使用农民惯用的词汇，如азям（旧时农民穿的大褂），лапоток（лапоть的指小表爱，指用树皮、草绳编的鞋），шугай（妇女穿的旧式短上衣）等；此外，民粹派作家还运用了农民所熟悉的谚语、俗语。在作品中，民粹派作家还广泛使用了一些口语词汇，例如，表达在“在农村”时，民粹派作家通常会使用农民习惯使用的на деревне，而不是标准语中的в деревне；在作品中还会出现一些农民习惯使用但不符合标准语的词汇，如ноне（ныне现在）、особливо（особенно特别，尤其）、сколь（сколько多少）、ничаво（ничего没什么）、братан（брат兄弟）、робят（ребята小孩子们，伙计们）、середь（среди在……中间）等。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民粹派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农民语言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必然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依靠农民的力量，首先必须让农民的意识觉醒，要有自己的诉求和立场。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不得不借助语言这个人类交流沟通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把语言放在社会中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曹靖华。俄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36.
　　[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曹靖华。俄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0.
　　[4]许传华。俄国民粹派文学的语言诉求--以民粹派作家扎索季姆斯基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10）：71-75.
　　[5]王仰正。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