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过去十几年中,“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在符号学、应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日益引起重视。
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语言使用问题,不仅考察现实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是探究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政策取向、权势、身份等问题。据粗略统计,自1997年至今,国际规模的“语言景观”专题研讨会已举办过五届,以“语言景观”为主题发表的论著达十部以上,期刊论文及硕博士学位论文则不下百篇。由于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新颖而独特,Gorter(2006)将其看作是研究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的新路径,Spolsky(2009)认为语言景观研究是考察一个城市社会语言生态的好方法。世界各地的语言景观研究发展势头迅猛,相比之下,国内语言学界对于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则关注不够。那么,语言景观研究指的是什么?语言景观应如何研究?有哪些理论视角?研究中面临怎样的挑战?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介绍语言景观研究的背景,包括其概念界定、功能、研究内容等,接着阐述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然后探讨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后提出语言景观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了解这些方面对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语言景观的概念、功能及研究内容
2.1 语言景观的界定
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称作语言标牌(linguisticsigns),如路牌、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等。在社会语言学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语言使用的研究称作“语言景观”研究。
Landry &Bourhis(1997:25)最先提出并使用“语言景观”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这是语言景观研究中最经典、引用最为广泛的定义。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其他学者给语言景观做出界定。例如,Itagi &Singh(2002:ix)提到,语言景观指的是“公共领域中可见的书写形式语言的应用”;Ben-Rafael et al.(2006)把语言景观定义为“标识公共空间的语言物件”;Ben-Rafael(2009:41)又提出语言景观指的是“公共空间的象征性建构(symbolicconstruction)”。而Jaworski &Thurlow(2010:1)则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将其定义为“语言、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所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这是我们所见的对语言景观最宽泛而深刻的定义。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语言景观的核心背景是“公共空间”。
Ben-Rafael(2009)借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标牌所存在的公共空间指的是社区或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财产的任何空间,如街道、公园或公共机构等。在这些为公众所共享的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建的语言景观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陈列或呈现,其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创设机制和思想意识。其实,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已从公共空间延伸到室内场所及虚拟空间等。
2.2 语言景观的功能
语言景观本身可以发挥两种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Landry &Bourhis 1997)。信息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某个语言群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这是语言景观最基本的功能。比如,通过一个地区语言标牌上主要使用的某种语言,我们便可断定此语言是该地区的主要用语;而某地多处设立多语标牌,则说明该地区有多语共存的社会现象。语言景观在这里相当于提供语言状况信息的工具。象征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能映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语言景观包含着语言群体成员对语言价值和地位的理解。
例如,对于存在语言竞争的社会,用作路名、地名等的语言标牌上选择某种语言,表明官方认可该语言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讲该语言的族群相对于其他族群具有较优势的社会身份。在这两种功能中,信息功能是语言景观的显性功能,而象征功能则属于其隐性功能。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是挖掘语言标牌的象征功能,看现实环境中呈现的各种语言如何反映权势关系、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
2.3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
语言标牌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呢?Backhaus(2007)认为,语言景观研究总体上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语言景观由谁设计、语言景观供谁阅读以及语言景观反映了哪些社会语言状况。而在具体研究中,语言景观可供考察的方面非常多。
例如,我们可以从语言形式入手,考察标牌上的语言特征(如拼写、词汇、句法特征等);英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景观一般都会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问题也值得关注;在多语地区,语言景观中某种语言出现与否、凸显与否及其受什么因素制约,都值得深入考察;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体现的是事实上的(de facto)语言政策(Shohamy 2006),我们也可以研究它与官方政策是否一致。总体来说,语言景观与语言群体的权势和地位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
3.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论
3.1 研究对象
如前所述,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标牌,如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政府建筑的公共标牌等,都是该领域所关注的典型的语言实体。
实际上,其他非典型形式的标牌,如位置具可移动性、内容具常变性的展示牌也可看作语言标牌,又如海报、横幅、标语、告示牌、电子显示屏等,也都是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另外,有些学者主张语言景观研究对象的范围可以更广泛些,不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标牌。例如,Shohamy &Waksman(2009:314)认为,语言景观指的应是“不断变化的公共空间中出现或陈列的文字”。与之类似,Pavlenko(2010:133)指出,语言景观研究的是书写语言的公共使用情况。这就使得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标牌,而是出现在任何现实环境中的所有语言实例,如文化衫、示威游行的标语、车身广告、产品包装和印刷品、墙壁上的涂鸦等,都进入了语言景观研究的范围。
3.2 语料收集方法
语言景观研究最主要的语料收集方法是拍照。数码相机的产生和普遍应用为语言景观研究带来了便利,使得获取语料的手段变得相对简单。研究者只需携带一部数码相机,拍下现实环境中的各类标牌,便基本完成了语料搜集的田野工作。
不过,拍照看似简单,其实研究地点的选取值得仔细斟酌。当前的语言景观研究大多选择考察城市地区街道上的语言标牌,然而,城市的标牌密度非常大,各类标牌数不胜数,要把一个城市或地区所有的标牌都拍照下来不太现实,因此如何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区域就显得尤为关键。例如,Backhaus(2006)以东京的铁路线为基准,在地铁站点周围任选一条街道,对所有的语言标牌进行考察;Huebner(2006)选择多个不同的邻里社区作为曼谷语言景观的代表;而Cenoz &Gorter(2006)则是选取不同城市和国家具有相同特征的地区或地段进行考察。到底要选择哪个研究区域通常根据研究目的而定。
除照片作为数据外,语言景观研究也可以借助问卷调查、访谈等来了解景观制作者的动机、读者的态度和感受等。这些辅助性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可以用作研究的证据,让研究者在语言景观分析中避免片面或臆断性的结论。可惜的是,由于很多情况下语言景观的创设者难以确定或不易接触,这些研究手段在目前使用并不普遍。
3.3 语料的分类
语言标牌的照片收集完毕之后,需要对这些语言标牌进行归类。语言景观研究通常区分两类标牌:1)官方标牌,即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名、建筑名等,在文献中也常称作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由于这类标牌的设立者一般是执行当地或中央政策的机构,因此标牌语言代表的是政府的立场和行为。
2)私人标牌,即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名、广告牌、海报等,在文献中也称作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signs)或非官方标牌等。由于私人标牌所受条规限制相对较少,语言使用较为自由,因而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语言构成情况。简言之,官方标牌主要体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语言政策及意识形态,展示形式常常有法规可依,而私人标牌主要体现制作者的个人喜好和需求,语言呈现形式具多样性。
官方与私人标牌的分类主要是按照标牌的主体性(agency)进行。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其他分类方式。例如,Spolsky &Cooper(1991)指出,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语言标牌可按三种标准进行归类:1)根据标牌的功能和使用分类,如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建筑名、信息牌、纪念牌、物品名牌、涂鸦等;2)根据标牌的制成材料或物质形式分类,如金属、陶瓷、木料、石头等;3)根据标牌上使用的语言及其 数 量 分类,如单语标牌、双语标牌、多语标牌等。
Leeman & Modan(2009)把商店标牌分成店铺特设标牌和店铺一般流通标牌,前者一般用于标明店铺的名称,后者则用于提供其他信息。虽然学者们提出过不少标牌的分类方式,不过当前最常见的还是“官方与非官方”标牌或者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标牌分类法。
3.4 语料处理和分析方法
对于收集的语言景观的照片进行一些标注是很有必要的。要准确解读语言标牌的信息,可以标注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1)语篇体裁,即标牌的类型,如路牌、传单、菜单、海报、广告、通知、规章制度等;2)方位,即标牌出现的具体位置及可见性,如商店门楣、户外广场、火车站入口处等;3)地点,即标牌出现的社会场所,如城市的中心地区或郊区、商业区、工业区、乡村地区等;4)场域,即标牌出现的领域,如公告领域、教育领域、工作领域等;5)语境,如公共场域包括了医疗、餐饮、公共服务、行政等语境;6)具体场所,如餐饮场所包括酒吧、饭馆、食堂、快餐店、路边小摊等;7)载体,即标牌的材质及永久性,如纸质、金属制、永久性、临时性等。标注这些信息便于以后的归类和统计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语言景观研究中,照片语料的标注一般是人工进行的,不过也有学者尝试使用电脑软件辅助处理照片数据。例如,Barni &Bagna(2009)使用电脑程序MapGeoling作为研究工具,通过为图片标注来协助语料的归类和分析,在统计时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
语料分析可以采用量化或质化的方法。从量化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统计各类标牌的数量及所占比例,以此来看各种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呈现情况。这是目前语言景观分析最主要的方法。量化分析中涉及一个最根本的操作就是确立分析单位,即哪些语言实体应算作一个标牌纳入统计。这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Backhaus(2006,2007)认为,每一个语言实体无论其大小,在统计时都应算作一个标牌。
Cenoz &Gorter(2006)则把每一个店铺看作一个分析单位,店铺内出现的小标牌则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另外,语言景观研究也可以采用或结合质化方法,通过观察和思辨来分析标牌上的语言使用问题,如官方语言政策与具体语言实践之间的差异、多语信息的不同形式、标牌语言的功能、语言景观的整体意义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依靠观察进行判断,不做数量上的统计和评价。由于无法提供数据支持,结论缺乏说服力,因此单纯依靠质化方法的研究不多。
4.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
许多从事语言景观研究的学者尝试构建该领域的理论体系,如Spolsky &Cooper(1991)、Spolsky(2009)提出公共标牌上语言选择条件的理论,而Ben-Rafael et al.(2006)、Ben-Rafael(2009)等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提出形成语言景观的多种构建原则。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里我们着重介绍Scollon &Scollon(2003)的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及Huebner(2009)提出的SPEAKING模型。
4.1 场所符号学理论
Scollon &Scollon(2003)采用Kress &van Leeuwen(1996)的视觉符号框架来研究“场所中的话语”(discourses in place),并称之为“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看话语如何在具体场所中表达意义。场所符号学作为地理符号学属下的一个子系统,是一套用以分析现实环境中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框架,由语码取向(code preference)、字刻(inscription)、置放(emplacement)等子系统构成。
地理符号学是语言景观研究中比较成型的分析框架之一。不过,作者关注的意义类型非常广泛,这里我们只选择跟语言景观分析相关的论点加以介绍。
语码取向指的是双语或多语标牌上各种语言之间的优先关系,以此反映它们在语言社区内的社会地位。当语言标牌上涉及多种语码或文字时,孰先孰后便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很多地方,政府会制定相关政策对语言的相对位置做出规定。一般来说,在包围式的文字排列中,优先语码出现在中心位置,非优先的语码则置于边缘位置;文字横向排列时,优先语码置于标牌上方或顶部,非优先语码则置于下方或底部;而纵向排列时,优先语码置于左侧,非优先语码则置于右侧。当然,对于那些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来说,语码优先的方式可能刚好相反。选择可能基于政治思想、语用上的便利、当前的流行时尚等,究竟是哪种原因导致语码优先的选择,则需要历史及民族学的分析。
字刻指的是有关标牌语言的呈现方式的意义系统,包括字体、材料、附加成分或延伸、状态变化等。字体指的是文字的书写方式,从手写、书法到印刷体、专业字体等,包括大小、形状颜色等,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材质指的是字刻的物质载体,从花岗岩纪念碑到沙滩都在此列。材质可产生的意义包括永久性或持续性、暂时性或新近性、质量优劣等。这些意义可以通过字刻的媒介(刷子、雕刻)、标牌本身的材料(金属、木料、塑料、帆布、纸张)、安装的新旧程度等表征出来。累加(layering)指的是一种字刻作为添加成分附在另一(通常是永久性)字刻上面,附加物表征的意义是新近性、临时性等。状态变化则是以背景灯光的亮灭来指示营业状态。例如当open或“营业中”的灯箱或标牌亮起时,表明店铺开始进入营业状态。
置放研究标牌设置在某个地点的行为所激活的意义,这是地理符号学所关注的最根本的问题。置放共有三种形式:
1)去语境化放置(decontextualized),指的是标牌不受出现的语境影响,语言文字在任何场景中出现都保持同样的形式。这尤其适用于商标品牌的语言形式,如可口可乐、LV等名牌无论在海报、商品包装、销售商店里,都会保持同样的形式。
2)越轨式放置(transgressive),指的是标牌放置在“错误”的位置,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如涂鸦等。
3)场景化放置(situated),指的是标牌在适当的场景中发挥该有的功能,如普通的规定性标牌、方向指示牌、商店标牌等。Scollon &Scollon(2003)的场所符号学理论为研究语言标牌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完整框架,指明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切入点和着眼点。不过,他们的研究着重质化分析,对如何量化处理阐述不多。
4.2 语言景观分析的SPEAKING模型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Hymes(1972)从人类交际文化学 (ethnography ofcommunication)视角出发研究人类言语活动的交际效率,认为言语活动的主要构成要素可以用SPEAKING中的八个首字母来表示,从而形成了SPEAKING交际模型。其中S代表背景与场合(setting and scene),即交际的时空背景和情境环境;P代表参与者 (participants),包括说话人、听话人等;E代表目的(ends),指的是交际的目标及期待的结果;A代表行为次序(act sequence),指交际中言语行为与事件发生的形式和顺序;K代表基调(key),指交际中的语气、表情、姿态等;I代表媒介(instrumentalities),即交际的传播形式和风格;N代表规约(norms),指交际时需遵守的各种社会规则;G代表体裁(genre),即言语行为或事件的类型。
以此为理论基础,Huebner(2009) 认为,语言景观研究也可参照SPEAKING模式进行语言学分析,以梳理语言手段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多重关系。具体来说,1)在背景与场合方面,语言景观研究可以考察标牌放置的即时语境(即标牌相对于读者的时空方位)所构建的社会意义;2)在参与者方面,语言景观的参与者包括创设者和读者分别是谁值得研究;3)在目的方面,研究者要考察语言标牌的普遍功能,如广告牌的功能在于推销或推广产品、服务或活动,而街牌的功能在于标明街道名称;4)在行为次序方面,要考察语言条目的空间组织方式,包括语言排列的先后顺序、凸显程度、信息呈现等;5)在基调方面,语言景观研究要考察文字密度、信息的明确程度及语码选择;6)在媒介方面,语言景观研究可以探究词汇选择、正词法、句法等语域层面的问题,也可以考察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等语码层面的问题;7)规约包括交际规约和理解规约,其中交际规约因社会阶层、年龄、种族和言语社区的不同而不同,而理解规约指的是行为和特征的具体意义;8)在体裁方面,研究者可按标牌的类型(如路牌、广告牌、布告、传单、海报)进行分类研究。
Huebner认为,这种SPEAKING分析模型可以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分析框架,全面分析语言景观的语言形式、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创设人的动机、读者的反应等。
5.当前语言景观研究面临的挑战
语言景观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获得多个学科的关注,但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还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需要加以解决方能走得更远。
第一,重计量而轻解读。语言景观研究对于各类标牌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着墨甚多,但对于背后的原因分析得不够深入。研究者对于语言标牌设立动机的解读多停留在猜测层面,缺少来自制作者和管理者方面的一手信息。由于无法获得创设者的意图,对语言标牌的解读缺乏支持性证据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一大缺陷。
第二,分析单位如何确立尚无统一意见,这是语言景观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语言标牌种类和数量繁多,如何确立分析单位成为难点。语言景观研究对于分析单位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所得出的结果才具有可比性。
第三,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区分有时不明确。由于企业和个人的语言使用受到公共语言政策的干预和影响,加上政府和个体业主合作频繁,导致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界限不再清晰。这就为语言标牌的分类带来难度。只有确立清晰明确的归类,统计数据才有说服力。
第四,目前尚无广受认可且完善的语言景观标注体系(coding scheme)。虽然语言景观研究都采用实地采集照片的方法收集语料,但收集语料过程中到底要观察和记录哪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探讨,以制定出一套明确而又行之有效的观察记录系统。
6.结语语言景观研究
自1997年至今,获得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尤其在众多语言学者的努力下,已逐渐发展成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实践,不是简单、静态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读者、标牌制作者、所有者多方互动的话语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体现了语言的赋权(em-powerment)功能:官方通常希望利用自上而下的语言标牌传达国家的语言政策及官方的意识形态,并隐性地操控公众的言语行为,而公众则通过自下而上的语言标牌为自身争取实际利益或身份认同等。因此,语言标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管窥社区内权势关系的窗口。而在当今时代,双语或多语的社会语言环境正在日益普遍化,关注语言此消彼长、融合衍变的多维生态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可以为全球化及语言接触对语言本身的影响提供证据。本文从概念界定、方法论、理论视角、发展中的挑战等方面对语言景观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综述。可以说,国际上的语言景观研究以“多元文化”这一后现代认识论为理论驱动力,注重探求语言景观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虽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等方面仍面对一些挑战,但总体发展前景相当明朗。
最后再提一下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我国学者对街道标牌、橱窗广告、商业匾额、招贴及海报等也进行过不少考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语言规范、文化及修辞特色、外语使用错误等方面(陈妹金1995;胡范铸2004;郑梦娟2006;孙利2009;张晓旭2009等),对于语言景观背后的身份及权势关系等却鲜有提及,而这恰是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所在。国内学者如能借鉴国际研究视角,关注新的维度,语言景观研究很可能获得长足发展。我们希望本文全方位的介绍能够引起社会语言学者的兴趣,将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