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摘 要：首先指出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在年龄与语言变异研究上面的不足，理论上表现为对显象时间、真实时间、年龄级差等概念缺乏介绍，实践上表现为缺乏趋向研究和选定研究。然后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做了搜集，重点译介了Penelope Eckert的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最后结合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指出老年人群体语言变异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异 年龄 变量。
　　
　　一、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的处理。
　　
　　总体来讲，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这个变量处理有简单化的现象。自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47）介绍了“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真实时间”（real time）、年龄级差（age grading）等概念后，就笔者所见，只有陈松岑（1999:199）再次提到了这些概念，并介绍了国外和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国内许多社会语言学教程都没提到这些概念，如郭熙（1999）、戴庆厦（1993）、游汝杰（2007）只是多以儿童、青年、老年这样传统的划分法来处理年龄问题。从教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处理不利于社会语言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因为社会语言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代际差异，更需要掌握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语言变化的反应，还是仅仅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民族学的渊源极其密切，很多学者在没有接触到社会语言学之前就是从事方言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因此某些材料，或许从方言学、民族学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但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却不具备普遍意义；另一方面，要反应真实时间的变化，需要进行趋向（trend）研究或选定（panel）研究，而这种研究时间跨度大，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相当的理论水平。因而，教科书上的不足亦是我国客观研究现状使然。
　　
　　二、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是任何社会语言学研究都离不开的。不过单独对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的探讨还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如同笛卡尔那样逐个用理性检验传统的观念与概念一样。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是Age and anthropologicaltheory,限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只介绍Penelope Eckert（1997）。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区分语言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与真实时间的变化。Penelope Eckert（1997）在文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解决这样的分歧涉及到一些根本的语言学争议：说话人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在人生路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嵌入人生阶段和人生事件中？年龄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诸如阶层、性别、民族这样的社会学变量发生互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语言人生路径（linguistic life course）。接着他解释到语言是为数不多的例行纳入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变量之一，但还没有从人生路程视角上来看变异的专项研究。和性别一样，年龄是凭借其社会性而不是生物身份与变异发生关联的，所以对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量的年龄的研究需要我们关注年龄与年龄增长的本质和社会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调查显象时间和现实时间语言变异的基本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研究现状。要提供现实时间证据，需要把显象时间变异和语言早期阶段一般材料结合起来，比如用古老记录、地理证据、需要研究的方言之解释把当代数据语境化。现实时间证据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大小在于反映不同时间的标本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项关系多密切？当然社区研究的在某一时间的重复是最好的证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稀少。自从拉波夫1966年纽约市调查后，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重复研究了，不过更多的还是趋向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谈不同概念意义上的年龄。对变异的社区研究绝大多数依赖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来给言语者分组。但是，（人的）社会化、生理成长并不和实际年龄同步进行。当实际年龄基于日历时间把年龄设置为同质连续体，实际上年龄被镶嵌了各色各样的人生标志，它们不一定是均匀分布在人生历程中的。我们经常是用一些普通的人生阶段的事情来解释行为的，比如第一天上学，第一天退休，第一次来经血，掉了第一颗牙，生了第一个孩子，等等。虽然实际年龄与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是近似的关系，但在工业社会中它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的确，家庭身份、机构身份和生理成熟被用来作为实际年龄的标志，而非相反。然而在一些传统上不使用实际年龄的社会中，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跨文化年龄系统的差异有着重要的社会语言学含义。举个例子，某一社会以十年为一段来分，而这十年看成相对静止、孤立的状态。而在年龄等级社会中，个人前进要依照人生发展的标志。年龄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是跨文化不同的。比如，成人年龄对男女来讲就不同。工业社会中的民族差异将不同年龄系统并置于单一个社区中，所以我们不能必然地指望实际年龄与社会年龄整齐地对应，即使在同一个言语社区中也是如此。既然，人生路线的许多方面都是基于阶层的，那工业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也涉及年龄系统的不同。举例来讲，工人阶级步入早期成人阶段就要比中产阶级早一些。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认识到：中年视角主宰整个社会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年偏见：对儿童的研究聚焦在社会化进程上，对青少年和年轻人则聚焦在学习成人角色上，对老人的研究则聚焦在成人能力的丧失上。因此，只有中年人生阶段处于发展视线之外；只有中年人在使用成熟的语言，而不是在学习或丧失语言。这样的偏见忽视了特定年龄的语言使用和相互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发展视角（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认识到发展是伴随一生的。生命就是关于变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其道。每一人生阶段的语言在对应的那一个时间段都有其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