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穹顶之下》对当下深度报道生产模式的启示
（一） 优质的深度报道是稀缺品。
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能轻易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英文中"Infobesity（信息肥胖症）"一词，即信息消费过量导致的一种新病症。我们处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随时随地，只需触摸或点击手机屏幕，就可以获知周围世界所发生的新闻，但实际上人们并不理解这个由大量信息堆积的外在世界和所处时代。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格雷厄姆·默多克（ GrahamMurdock）对此有深入的见解，他认为我们现今所处的信息世界是信息模式，而非知识模式，破碎的信息无法提供给人们系统化的认识，受众对于事件的解释模式和前因后果都是模糊的。
此外，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大量碎片化的无用信息所占据。这就需要更多专业记者生产优质的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报道。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需要做到核实信息真假，进而将信息模式转换为知识模式，即让信息变得有意义。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很多传统媒体从业者已经无法心平气地从事新闻生产，"职业疲倦感"和"职业无力感"倍增，与此同时，伴随着媒体从业着待遇偏低的现状，"新闻理想""豪情壮志"变得不切实际。近几年，我们的新闻行业一直在讨论所谓"自媒体""公民记者"的问题。新闻行业的门槛正在降低，"新闻无学"正当流行。在青年人的职业选择中，新闻记者不再那么受青睐，而老一辈的新闻从业者不断流失，媒体人转行的越来越多。留下来的从业者整体呈现年轻化趋势，欠缺专业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组织了一项针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调查，于 2012 年 11 月到 2013 年 1 月间进行，对全国 5 家报业集团（报社）2109 个有效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此了解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现状。结果发现，对于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认识，新闻从业者最认同"做一个置身事件之外的观察者","宣传"和"监督"角色都有明显的弱化。张志安认为，这或许折射出从业者犬儒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新闻从业者"犬儒化"也是造成深度报道品质偏低的原因。时代所需要的绝不是信息式的记录，而是知识式或启蒙式的记录，这正是深度报道的可为之处，深度报道的社会价值也在于此。《穹顶之下》带来的启示，优质的深度报道依然是稀缺品，受众对优质深度报道依然有强烈的需求。内容永远是王牌，能够生产好内容的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的渠道优势，从寒冬转到"穿暖花开"并非不可能。媒体的"内爆"增加了受众接近真相的难度，受众的新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也正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创作的空间，原创的基于核心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是当下媒介的一个缺口，深度报道应该发挥其社会功能，即为受众提供具有启示性和解释性的新闻报道。
（二） 深度报道需要在呈现方式和传播策略上有所突破。
传播媒介的改变引起阅读方式的转变，信息爆炸且呈现碎片化的时代，受众的注意力被极大分散，受众不再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注意力阅读纸媒的长篇幅图文式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曾经被视为纸媒的一大优势，静态的文字更能达到让人思考的目的。而进入新媒体时代，电子媒介盛行，网络和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媒介，受众更倾向于声画兼具的视频媒体的叙事方式，由"读写"为主的阅读方式正在向以"看听"为主的阅读方式转变。《穹顶之下》由调查记者以演讲的方式呈现也给深度报道提供了新的报道形式。
伴随着传统纸媒进入网刊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完整的新闻作品不再只是内容本身，呈现方式和传播渠道也是报道的一部分。对于深度报道而言，精良的内容生产、多元的呈现方式、恰当的传播策略三者相结合，才会在当下产生影响力，发挥深度报道的价值，体现新闻的时代意义，而这正是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所在。
深度报道曾经是纸媒的一大优势，但不是纸媒的专属优势，一篇报道深度与否，评判方式是它的报道方式和报道理念，而根据报道内容的差异性，文字形式、视音频形式或多媒体手段的综合运用，都是可以选择的呈现方式。为了更好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国内一些以深度报道见长的纸媒已经开始改变策略，财新传媒在新媒体时代的转变之一就是培养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采编团队。记者完成采写之后，还要参与稿件的发布和推广工作，以及在新媒体平台上和读者进行互动等，使优质稿件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
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如何跳出单一的长篇幅图文模式，寻找新的呈现方式，以赢得受众的关注，是深度报道当下面临的新挑战。没有现成的照搬模式，也没有标准化的普及模式，文字、图表、视频、记者表述、访谈等形式的选择和组合，主要依据深度报道的选题内容。深度报道应该借助新媒体的多元呈现方式为新闻报道内容本身寻找最佳的传播方式。《穹顶之下》在传播上实现了全覆盖，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同时助推，重要新闻网站和意见领袖为之助力，新媒体时代，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平台尽显其优势。可见，深度报道唯有跳出传统纸媒和电视的平台束缚，借助新媒体的平台优势，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三） 深度报道要打造明星记者。
在笔者看来，非突发事件的严肃新闻《穹顶之下》在娱乐泛滥的时代赢得绝对的头条位置，除了片子本身有价值，传播的时间和渠道得当之外，最重要的是"柴静"的个人影响力。如今这个时代，比起你做了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你是谁". 作为中央电视台最着名的记者和主持人之一，柴静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担任多年的出镜记者，该节目在柴静任职期间曾是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电视深度调查栏目。之后，由柴静担任记者型主持人的《看见》栏目依然广受好评。柴静所着书籍《看见》的热销更是为她赢得了广泛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因此，一旦跟"柴静"这个名字挂钩，事件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一定新闻价值。柴静央视辞职，沉寂一年之后重回公众视野，本就是一件足够引起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再加上雾霾调查这一公众议题，《穹顶之下》不火爆也难。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新闻明星制度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美国电视人为了在严峻的频道争夺战中赢得高收视率而采取的应对策略。
电视台采取好莱坞包装明星的方式来包装新闻主播，他们相信明星主持人和明星记者能够直接带动其所在栏目的关注度和吸引力。在华语传媒界，凤凰卫视最早开启了记者明星制度，借此树立起了品牌形象。之后大陆传媒也开始给予记者足够的个人舞台，促使明星记者的诞生。柴静便是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中国着名记者之一。
美国传媒界认为：一个重大新闻由一个知名明星记者来报道和由一个普通记者报道，其效果完全不同。
深度报道的选题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一个专业制作精良的优秀深度报道作品，如果能够由明星记者作为主创参与并推出，极有可能达到最大范围的传播效果。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媒介生态环境娱乐化的时代，明星记者凭借个人影响力能够直接带动其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的传播度。尤其是当其所报道的内容是严肃性极强、趣味性欠缺、对受众的时间和耐心要求更高的深度报道，明星记者的号召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作品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受众的"注意力"是传媒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
抓住受众注意力，新闻价值才有可能实现。《穹顶之下》之所以能够赢得广泛关注，明星记者"柴静"的个人号召力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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