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正常人物"形象解析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与"非理性的牺牲品".
毛姆的人生观世界观主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这一时期正值古典与现代交锋和过渡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一环，毛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毛姆自十六岁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旁听教授讲授非理性精神鼻祖叔本华哲学起，就开始受到非理性思潮的影响，他也曾提到作家们总会受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现代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正是西方人面对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迷惘与反思阶段，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毛姆自然会把创作的焦点对准心灵遭受重创后失落迷惘而失去常态的人们。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现代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普遍的精神危机：虽然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在经历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和空虚荒芜的精神荒原，西方人开始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反思。传统理性曾许诺给西方人一个美好的未来：
从古希腊时代起，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而面对这样的二选一，人类总是选择了理性所代表的前者，而牺牲了后者，从而获得历史的进步。因此人们坚定地认为通过理性的指引，人类最终会到达一个美妙的彼岸世界。可是进入二十世纪，人们发现被人们牺牲掉的自然、人伦、感性和理想已沉沦，人们失去信仰，而牺牲所换来的"进步的"世界却也令他们失望："社会的痼疾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暴露了出来。比如剧烈的社会动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次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科学技术反过来造成的可怕灾难如原子弹的爆炸等等。这一切，使人们逐步失去了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坚定信念，失去了对科学技术的乐观崇敬，失去了对上帝所保证的世界规律、社会秩序的信任。反过来，人们深深感到世界秩序无可理喻，历史过程盲目虚无。"[35]
在这个过程中，人也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多重异化，人成了非人。
面对眼前这样一片荒原，"上帝死了"后的西方人不免精神失衡，出现一系列精神问题。信仰崩塌，精神空虚荒芜，情感萎靡，导致人们或冷酷、麻木，或偏执地执着于本能，成为欲望和物质的奴隶。尼采认为理性被误认为是人的本质，导致现代人生命力衰微，缺乏意志，奉行一种驯服的奴隶道德，现代人精神颓废、衰退，致使"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36].人们因此沦为非理性的牺牲品，而只有重新唤回生命及其意志的本质地位，摧毁理性的权威，才能重建健康、正常的生命基础。与此相对，毛姆也通过游荡在他笔下的一个个丧失信仰，精神空虚，心态扭曲，只能执着于本能和怪癖的的非正常人物，表现生命意志和理性位置倒置后人奉行奴隶道德、精神颓废的非正常状态。如准备和十二位女性结婚好凑成整整一打的通缉犯；《领事》中宁愿受虐也要留在中国"丈夫"身边的兰伯特小姐；《兰贝斯的丽莎》中任人性的弱点主宰人生，用酗酒、偷情来麻醉空洞的精神，最终把他们可怜的一生引向一幕幕悲剧的贫民窟人们、现代西方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人们受金钱、物质、利益控制，更加剧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人为了追逐物质和利益牺牲良心和情感，导致精神分裂、空虚，情感萎靡，最后只能为被牺牲的良心和情感付出代价，或经不起良心的拷问，或放纵本能和情欲弥补精神的空虚。如《蒙特拉古勋爵》和《大班》中的勋爵和大班在利益和地位等物质条件驱使下，不惜牺牲他人来让自己获利，最终却经不起自己良心的折磨，陷入精神崩溃而亡。《刀锋》中的伊莎贝尔则信奉实用主义，无法忍受物质的匮乏而与心爱的拉里分手，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对着拉里意淫，还残忍无情地毁掉拉里的婚事，间接导致了另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死亡。又如《剧院风情》中的朱莉亚、《面纱》中的凯蒂和《别墅之夜》中的玛丽，她们受世俗压力所迫选择了由名誉、财富、地位主导的婚姻，婚后不免情感萎靡，精神空虚，只能求助于偷情来发泄她们的情感和欲望。
两次灭绝人性的战争更是加剧了人类的异化和创痛，如《不屈服的女人》中的法国女人，战争令其家园颓败，生活艰难，侵略者不仅践踏了她的家国，还粗暴地践踏了她的身体，事后还硬要与她结婚，而女子真正心爱的男友却死于战场。身心遭受如此巨大打击的女子已然失去正常的心智，才会变态地杀死自己的孩子以此报复给她带来不幸的德国大兵，也是以此控诉这场灭绝人性的战争。
启蒙运动以其"理性之光"照亮中世纪的蒙蔽，从此理性被认为是人的本质，被赋予了绝对的、主宰的、合法的地位，然而从 19 世纪开始，哲学上开始警惕地注意到理性的极度膨胀可能会带来恶果，人们开始反思理性的局限性，并认识到人类的认识、思想和行动都包含着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因素，两者各有其功能，相互弥补。而以理性的权威和霸权排斥和否认非理性领域则有可能带来上述恶果。由此，现代哲学家开始转换价值观和研究视角，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此兴起。非理性主义的先驱叔本华认为盲目的冲动和无休止的欲求构成的生命意志才是世界的本质。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且认为现代人生命意志力衰微导致精神颓废，需要认识到人的本质是意志而不是理性才能重建生命的基础。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宣扬人内心的欲望是人行动的主因，并对人潜意识幽微深暗处进行了探索和揭示，人类由此得以认识到人的非理性领域的存在和意义。而这团黑暗而混乱的非理性领域，则是无法用传统理性解释和把握的，是不合逻辑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是病态、畸形、混乱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思潮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理解和解释的人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它脱离了同人的情感、情绪、体验的紧密联系，因而其实是不合理性的先验假定。以尼采、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倡导的"非理性主义"反拨传统哲学和传统理性主义对真正的人的忽视，强调关注个体生命。非理性主义不是反理性，相反，非理性主义正是体现了理性。因为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分膨胀的传统理性已经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和幻灭时，只有人们再重新唤回自然、人伦、情感、理想使其平衡才是真正理性的认识和做法。这样人们才可以开始转而认识真正的人，个体的人，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把人只作为抽象的虚设放入历史进程中去看待了。传统理性对人类来说必不可少，但却不是唯一出路，人类应该适当地转换价值观念，认识到非理性因素对人的意义，使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平衡，才能重建人类生命的基础，唤回健康正常的人。
与现代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领域的关注和探索相对应，毛姆在他的小说中着力表现出人的非理性活动如本能、情感、欲望在人的生活中的强大甚至决定性影响，体现出非理性本是人的本质和天性。如毛姆笔下那一众被原始本能左右的人物，和众多受无法解释的力量摆布而作出古怪甚至邪恶举动的人物。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及一切事物的本质，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没有止境的原始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人只能不断地满足意志的要求，永无解脱之日，因而人生注定是悲剧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曾对毛姆产生深刻影响，毛姆的小说中也对人的永无满足的意志有过多次形象的描绘，如《人性的枷锁》中无论理智如何清醒地认识到应该离开米尔德丽德，身体里的神秘力量却压倒理智，以至在结尾处仍对米尔德丽德无法释怀的菲利普："他不禁害怕起来了。难道他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情欲的束缚了吗？他感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论以往发生过什么事情，自己对那个俗不可耐的女人怀有的不可名状的、强烈的思慕之情，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最后只有待到双目闭合时，他的欲壑才能填平。"[37]
而与尼采认为的恢复人的原始生命力是解救现代人的方法相应，毛姆也认为恢复人的原始生命力才能重建健康理想的人性，毛姆向往自然和原始，认为被传统理性排斥和否认的原始非理性领域中正存在着解救现代西方人的良方，毛姆的原始主义倾向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既然非理性因素在人性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应该承认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而压抑否认非理性的做法自然只会使人性更加扭曲，如《雨》中长期压抑以至最后疯狂施暴的牧师，又如《恐惧》中害怕过满意的生活做热爱的事会被上帝惩罚，因此以殉难者的激情来折磨自己，以至身心极度痛苦扭曲的传教士。
非理性主义认为以传统理性为依据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已然消失，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受意志驱使的不可理喻的世界，理性被认为是意志的工具，理性无法预见未来，因为历史充满着盲目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与非理性哲学对传统的理性世界秩序的消解相似，传统的世界秩序在毛姆这里颇受怀疑甚至明目张胆的嘲弄。他曾说："哲学关乎哲学家的个性和情感倾向，而不是只关乎纯逻辑。"[38]
他还经常描写由偶然性决定的特殊事件，冲击和消解着传统理性世界秩序的权威。比如，在《蚂蚁与蚱蜢》中，毛姆讲述了拉姆齐家两兄弟的故事，哥哥一直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地努力生活工作着，而弟弟却抛下一切到巴黎，四处交游就过起了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生活。二十年来，弟弟一直过得花天酒地，借钱为生，却总是过得兴致勃勃。哥哥认为天道酬勤，自己半生的努力一定会换来一个安稳的晚年，而游手好闲又品德低下的弟弟若年老色衰后，就会没有经济来源了。结果却听说，弟弟同一个有钱的老女人结婚了，女人居然很快死了，弟弟就继承了她的一大笔财产。本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哥哥听闻此事气得直骂。毛姆在这里十足讽刺地揶揄了所谓的勤奋老实的生活态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传统的理性生活态度就如哥哥这样，规规矩矩，讲究体面，坦率直爽，而弟弟这种游手好闲，品格卑下，放荡不羁的人，"假如真有恶有恶报的话，他就应该在收容所里生活".[39]
而毛姆却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理性规则的故事，而且津津有味地揶揄了一番前者。又如《人生的严酷现实》中，股票经纪人加林特的儿子尼基十八岁了，长成了一个诚恳坦率正直的惹人喜爱的小伙子，由于网球打得不错，经人介绍到蒙特卡罗参加网球联赛，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出家门，父亲再三嘱咐他不要碰三样事物：赌博、借钱和女人。尼基打完比赛后想放松心情不知不觉就去赌博了，结果赢了很多钱，借钱给了一个女人后，那个女人居然后来找到他把钱还给了他，于是他和这个女人一起过了一夜，虽然女人趁他熟睡偷了他的钱，他却又把钱偷了回来，还无意中多拿了不少钱。这次的经历使他觉得父亲的话也不一定对，他虽然做了父亲不让做的事，却得到了更好的结果。毛姆总是这样调侃严肃的生活态度，放大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来挑战传统秩序的权威。"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命运之神没有权利向人们开这样的玩笑。"[40]
可是事实却是这样，他还借别人的口说"生来幸运比生来聪明或富贵要好".[41]
既展现了人生荒谬，也有对人生荒谬无奈的嘲讽。
毛姆通过他笔下众多的非正常人物在呼唤人们转变价值观，对人的非理性领域正视和尊重，使理性和非理性因素都被哲学和社会意识考量进去，这与非理性主义反对科学和理性的僭越和霸权，使理性的归理性，非理性的归非理性的努力是一致的。
第二节 "权力规训"与"常规的反叛者".
毛姆笔下的另一类非正常人物"常规的反叛者":拉里、斯特里克兰德，他们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理所当然地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或是遵守传统道德，而是自觉地去追求个体的价值，却被身边的大部分人视为"非正常",饱受冷言冷语和排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与理性、常规所规定的的驯服于社会与权力的人不符，所以被视为"非正常".
从古希腊时代起，尤其是文艺复兴后的几百年里，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带领人们用文明战胜野蛮，进步代替愚昧，并且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展开必然要求人类自身关系的不断调整、改进。由此，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程度越高，人类社会组织的程度也就越高。于是，人们一方面不断挣脱自然规律对自己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社会法则对自己的控制，自己给自己设定了新的不自由的枷锁。于是，社会终于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它极度压抑生活在其中的人，使其或扭曲、变形，或失去立身之地。"[42]
传统理性主义要求历史发展，因此要求社会组织程度提高，并且组织的成员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定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压抑人、规定人，使人扭曲变形，成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产物。至此，历史发展淹没了个体的人的发展，活在这个社会有机体内的人极度异化，"人"的意义也面临消解的危险。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到的："有些人的生活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有机体内，也只能依靠它而生活，这种人总是给人以虚幻的感觉。他们有如体内的细胞，是身体所绝不能缺少的，但是只要他们健康存在一天，就被吞没在一个重大的整体里。"[43]
当人要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去时，他需要扭曲改造本性去符合规定的标准，"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44]
但久而久之，这个虚假的标准会被人们认为是约定俗成真正标准，"一个人只让你看到他希望别人接受他的一些表面现象，你只能借助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小动作，借助不知不觉中掠过他脸上的一些表情对他作出正确的了解。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副假面装得逼真，时间久了，他们真会变成他们装扮的这样一个人了。"[45]
而既然传统理性要求个人的感性存在和价值应该让位和服从于历史的发展这一宏观远景，那么接受社会对人的异化和压抑会因天性被扭曲而有成为上节所述的"非理性的牺牲品"的可能，而拉里、斯特里克兰德这类自觉追求个体价值，而不是服从社会历史的安排的人物，却也会被周围的人们认为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
福柯指出，现代社会是"规训"的社会，所谓规训，福柯特指一类技术方法或手段，它们可以微妙地控制肉体使肉体永久服从。规训的结果是产生服从于社会规范的驯服的肉体。在这样的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权力".福柯所指的权力，并非仅指政权，概指广泛意义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权力通过精心设计的规训机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广泛存在，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它。无所不在的权力借着与理性、知识结合的名义，通过学校、医院、监狱在内的严密的社会规训系统，和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道德约束等在内的规训手段规训和改造着人们，从而使非理性、疯癫、犯罪等异己成分因其与规训理性的要求不符而被流放边缘，驱逐出历史和文明世界。或对其进行矫正使其重新"合理",或加以隔离和控制，抹杀它的存在，使其失去发声的机会。于是，驯服的肉体是合乎"理性"的，而不合乎"理性"的则被惩罚、矫正或被排斥。"在现代的规训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处于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的网罩之下，处于这个巨大的监狱所固有的规训权力的持续与耐心的改造之中。"[46]
因此，既然权力使被它主宰的事物只能做权力允许做的事情，那么人们自然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自己服从权力，成为驯服于社会的肉体。
权力规训的结果是产生对现有社会与道德规范认同和服从的主体，但毛姆笔下的一部分"非正常人物",他们的反叛社会常规的行为，却正是在自觉地反叛社会组织对人的异化力量，反叛规训社会对人的规训。自然，他们的反叛行为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因他人都是被规训手段规训为驯服的、"理性的",所以他们认为不驯服于规训要求的人是"非正常"的。正如福柯认为的："现代社会对人的压制并不总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宣布什么正常状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标准来约束和管制人"[47],权力规训机制正是通过"正常"的人们对这些非正常人物进行层级监视、规范法裁决等规训手段进行规训，使他们驯服于规训权力所要求的价值标准，若他们不驯服就对他们实施惩罚，鄙视排挤他们或判其有罪，令其无法在社会正常地立足。如《刀锋》中，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发展上升期，所以社会要求人们投入到建设的大潮中，被规训的人们都深信只要你够努力工作为社会增加财富，自己也会得到丰厚的报酬，而拉里却无视这些潮流和常规，无视社会对他的改造和亲友施加给他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探索。人们都坚持要拉里工作，而拉里却要花时间读书教育自己。人们觉得拉里不工作是逃避责任，是"不正常"的，并教训拉里说："一个人应当工作。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为的这个，他就是这样造福社会的。"[48].而当拉里执意不肯后，未婚妻就离他而去，亲友也都认为他是疯了，任他闲云野鹤般地任意流浪。又如《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德，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卸下养活妻儿的责任，带着非理性的激情追求心中的艺术理想，周围被规训成功的人们都认为他疯了，纷纷指责他不履行照顾妻儿的责任，不继续为社会创造经济财富，而他也在这样的社会中无法生存下去，直到从文明社会自我流放到原始空间里才找到立足之地。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特立独行，而不是随波逐流，类似尼采理想中的"超人",他们敢于蔑视传统价值，自觉追求价值理想，但却与当时盛行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的要求相冲突，因此被认为是非理性非正常的。而事实上，如同韦伯指出的，"科学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不能为相互对抗的价值和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仲裁提供基础。价值、正义、自由、美和善等领域都是工具理性鞭长莫及的。"[49]
所以，以当时规训社会的要求之一，具体来说就是以工具理性的要求来判断拉里这类人的正常与否其实是不合理的。
权力规训的手段还包括道德的规训。行为符合规训社会道德要求的人们是正常人，反之则被认为是"非正常"的人，这种人会受到正常人的鄙视厌恶和排斥。福柯以基督教的忏悔为例，指出忏悔者向扮演着"真理的主人"的听取者忏悔，并通过得到评价、裁判、谅解等来一步步地接受着什么是道德的、人应当做什么的规范，来说明道德法则系统是如何内化到心灵和肉体中，影响、塑造着一个个使自身不断纳入宗教以及社会的道德法则系统的主体。规训的道德价值观通过宗教、教育等方式以内化的形式渗透进主体的意识，结果便是产生出权力所需要的、驯服的道德主体。自然，敢于反抗道德乃至权威的人，是不会被主流接受，会被认为是有罪的、非道德的，而成为千夫所指。如《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抛家弃子的行为，被社会舆论称为不负责任、道德堕落，当人们想要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训诫他、同他讲"道理"而他根本不以为然后，人们都会认为他毫无道德，是个没有人性的坏蛋，所有的人都讨厌他、鄙视他。而实际上，斯特里克兰德离开家后，他的老婆理应有能力养活自己；斯特里克兰德抛弃情妇导致情妇自杀被人指责，其实斯特里克兰德却并没有故意要去伤害任何人，他反而称她们的行为为"精神不健全".斯特里克兰德遵循自我的准则，而对那些遵循驯服道德，还以此教育他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现代思潮中的学者提醒我们，现行道德准则并不是客观绝对的，而是帮助某一种权力进行规训的技术手段之一。如尼采认为"道德也是从权力意志中产生的"[50],它本身并无什么绝对性，却伪装成绝对的样子，实际是对生命的束缚，福柯也指出"权力与道德话语相结合，来造就某种主体。"[51]
毛姆对现行道德大多数时候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道德是帮助某种权威实行规训的手段。他在《人生的枷锁》里借菲利普说出自己的思考："他看到世间的事物本无善恶之分，无非是为了适应某种目地而存在的……他暗暗对自己说，是啊，强权即公理嘛。在这种斗争中，社会自成一方--社会是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生长及自我保存的规律--而个人则为另一方。凡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皆被誉为善举；凡是于社会有害的行为，则被唤作恶行。所谓善与恶，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而所谓'罪孽'实在是自由人应加以摆脱的一种偏见……如果就个人来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那么良心也就随之失去了约束的力量。"[52]
由此看来，毛姆也认识到，道德也是帮助以某种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压制个人的工具之一，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曾对道德和良心有过一段绝妙的调侃，同样可以用来说明道德、良心的存在是维持以某种权力为基础的社会的工具，它们以内化的形式对人起到规训作用："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心灵中的卫兵，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定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执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它是安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因为人们过于看重别人对他的意见，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指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大门里来；于是他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卫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只要有半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马上受到它严厉苛责。它逼迫着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是把个人拘系于整体的一条牢固的链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人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就会觉得怎样责骂也不过分，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名成员，他知道的很清楚，绝对没有力量造自己的反了。"[53]
所以综上所述，在消解了现行道德价值的先验权威后，斯特里克兰德等人的行为是否是全然"不道德"的，也值得深思。
权力对人的规训虽然是在追求"真理"和"理性"的名义下进行的，合理性的予以保留，不合理性的被排斥或矫正，但这个"合理性"的标准，是否值得信任？现代、后现代思潮发现传统的"真理"、"合理性"并不是纯然客观的、绝对的、唯一的，它们是产生于历史自身的，是起源于意志等非理性领域的，而不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通向真实。尼采、福柯更是指出它们是从权力中产生的，谁拥有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越多，因此，"那些看似自然的、完全合理的分类、原则、标准、程序、信念、以及惯用的方法、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的，是符合理性的，而现在则暴露出了它们是由某些特定的力量组合而成、是为某些特定的利益服务的本质。一旦伪装被揭露，秘密的力量关系公诸于世，西方文明传统这座看似完整的摩天大楼，其根基上的条条缝缝便都统统展示到了世人的眼前。理性的普遍性、理性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权威，便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和破坏。"[54]
因此借着"真理"和"理性"的名义对人们进行的规训和排斥，其实只是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训权力所要求的准则与规范，而不能据此判断一个人"合理"与否，是否有理性。就此我们得以回顾因不符合传统理性的规则、规定、标准、程序而被排斥，被挤向边缘的"非正常"的群体，并有机会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断他们究竟合理与否，正常与否。
第三节 "非正常人物"的超越毛姆
在塑造"非正常人物"时，倾向于描写人性阴暗面和人性的多面性，这成为了"非正常人物"对传统文学人性描写的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受唯意志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非理性主义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内心埋藏着黑暗混乱的领域，并且审美取向发生了转向，由审丑代替了审美。克罗齐认为，"在文学艺术世界里，一切得到完满、恰当表现的即是美。也就是说，在文艺作品中，若读者认识到了了丑也就等于丑已经得到了完满恰当的表现，那丑也就不是丑而是美了"[55]."审美无美丑"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丑意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直气壮、无所顾忌地用审丑代替了审美，广泛地表现了畸形、混乱、变态、扭曲、怪异、晦涩等传统文学中很少表现的内容。另外，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作家们塑造的人物形象从英雄人物转变成了非英雄，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将《奥德赛》作为神话原型对照，表现了西方小说中常见的恢弘主题、个人奋斗者、民族英雄逐渐被精神空虚、逆来顺受、性格变异的非英雄人物取而代之。与此相应，毛姆在塑造"非正常人物"时极力描写人性的阴暗、怪异、变态，他笔下的人物绝少是英雄人物，而多是受困于人性弱点的平庸、畸形的人物，大多精神萎靡、性格扭曲、平庸猥琐，这与由审丑代替审美，由塑造英雄人物到塑造非英雄人物的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也有共通之处，这也构成了"非正常人物"对传统文学超越的特征之一。
"非正常人物"的超越还表现在它超越了"典型人物"对人物性格描写的要求。毛姆曾说："正常是你只能极少发现的情形。正常是个理想。它是人用人类的一般特征拼成的一幅画，几乎不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这些特征。"[56]
很多作家在描绘人性时，就是按照这个所谓的"正常"的标准拼成的这副虚假的画作为模型来进行对人的创作的，以至于他们所描绘的人物才是真正地不寻常，很少能给人活生生的感受。传统文学中的人性描写，比如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集中了广泛人性的一般特点，正如毛姆所说，它是"用人类的一般特征拼成的一幅画"[57].现实主义要求，典型人物的个性带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性、代表性，是高度概括的产物，它能反映一定历史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并且典型环境决定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反映典型环境。通过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反映人们的现实关系，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从而帮助人们把握特定时期生活的本质性和必然性。如通过典型人物能反映自己所属阶级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或历史命运。
而随着哲学思潮的转向，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历史脚步转向具体的个人，并开始关注人性中的个体细节。毛姆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对传统的这个以"典型性格"为代表的"正常"的文学人物标准不以为然，他认为传统理性不能把握人物与环境的本质性必然性关系，因此他极力写个体人性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并且展示出在"正常"的表面面具下多面且不乏阴暗的人性。另外，毛姆更关注人性，而不关注政治环境，因此他总是从人自身出发从内部对人性进行认识，而很少超出人性对造就这一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进行批判和描写。
毛姆笔下的人物多是善恶交错，立体多面的，因为毛姆认为人类缺乏"一贯性",这也成为毛姆描写人性的特点之一。E.M.福斯特曾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理论。福斯特认为，扁形人物往往只有一种性格特性，其性格无变化和冲突，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它。而圆形人物则拥有多重性格特征，包括一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性格特征，其性格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使读者无法预测其发展变化和行为模式，因此不能对其作出简单的"好"或"坏"的评判。而毛姆塑造出的多是"圆形人物",他们拥有多重性格特性，还往往包括相互矛盾的特征。如毛姆所说："我从没见过始终如一的人。最不和谐的特征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我曾认识一些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的恶棍，性情温柔的窃贼，还有认为物有所值乃关系荣誉之要事的妓女。"[58]
"自私和慈爱，理想主义和肉欲性，虚荣、羞涩、公正、勇气、懒惰、紧张、顽固、以及怯懦，这些都能在一个单个的人身上共存。"[59]"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他们都是伟大与渺小、美德与恶行、高贵与卑微的结合体。"[60]
基于这种认识，毛姆笔下的圆形人物就显得尤为丰富，如《刀锋》中的艾略特，虽然他极其势力，作者却也不掩饰他热情、慷慨的优点。
毛姆认为，有些作家们认为合理的描写人物的方式是使人物性格单一，没有发展变化，如福斯特提出的扁形人物。这种人物的特点如毛姆所说："守财奴只是吝啬，花花公子只是浮华，暴食者只是贪吃。没有人会想到，守财奴也会浮华，也会贪吃；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更少有人想到，他还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对公务有无私的热情，对艺术有真诚的热爱。当小说家开始揭示发现于自身或他人身上的多样性时，人们就指控他们诋毁了人类。"[61]
正因此，毛姆所描写的带有多样性格的人物因不符合有些作家和读者对人性的认识而被认为是"非正常"的。而毛姆却认为这些作家忽略了人性是"缺乏一贯性"的，因此描写的人性不够真实，过于矫饰。毛姆在《蒙特拉古勋爵》里写道："难道作家们果真相信，他们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真实的人物？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比写出来的还要复杂得多，更加难以捉摸。他们的灵魂深处共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素，还有不可告人的、邪恶的内心冲突在煎熬着他们。但愿作家们能了解这一切！"[62]
因此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把"很多作家漠视的某些特征凸现出来"[63].
毛姆认为："一些小说和剧本之所以经常不真实，看来是作者迫于某种需要，把他们笔下人物的外貌、性格写得十分统一，不肯让人物自相矛盾，因为那样的话，这些人物就变得不可理解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是自相矛盾的。人有着一些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特点。"1由此看来，毛姆坚持认为人性本就是矛盾难以解释的，"圆形人物"的塑造方式会使人物血肉丰满，更加接近人的真实面目。但很多读者更易接受有些传统文学中对人性的单一描写，对于这一点，毛姆认为"是人类天生先入为主地把人看作是同质的。很明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决定对一个人的看法，放弃是说'他是最佳之一'还是'他乃行为龌龊之人'的疑虑，会少掉很多麻烦。发现救国英雄是个吝啬鬼，给我们的意识开辟新境界的诗人是个势利眼，这令人不安。天生的自我主义使我们以别人与自己的关系来对对方进行判断。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看来是确定之物，对我们而言，那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因为别的部分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于是将它们忽略了。这些原因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那么不愿意接受将人矛盾、多样的性格描绘出来的种种尝试。"[65]
也就是说，人们在对人性进行把握时认为单一的人性更符合理性，易于理解和把握，于是故意忽略和抹杀人性的矛盾多样性。而毛姆却认为人性变幻莫测难以认识，毛姆在《患难之交》中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细心观察周围的人。对于他们，我至今并不十分了解……照我看来，我觉得与一个人交往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他捉摸不透，我的一些老朋友可以说恰恰是我最不了解的人。"[66]
究其原因，还是传统的理性的世界秩序已备受怀疑，世界被认为是无秩序、无逻辑的。或者说，理性的秩序在非理性领域比如人性领域是不适用的。但在传统与现代交锋的过程中，有些作家和读者还没有完全接受现代思潮的理论，反而认为这是"诋毁了人类"[67].而毛姆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被作家和读者忽略的部分展示出来，要求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被人们正视。
毛姆总是冷静客观地描写人性，力图表现真实，所以他在作品中不对人性做过多的粉饰和评价，不会替人性的缺点和优点进行辩论，而是客观描写事实。基于这样的写作方式，毛姆几乎没有明确地谴责过他自己创造的人物身上的缺点，也没有赞扬过他们的优点，因此而经常遭受批评，认为他没有起到引导教化读者的作用。因为毛姆展示的是"坏人"、"非主流"人物身上的善良，并且他会为在坏人身上看到善良而感动，同样也会为在"好人"、"主流"人物身上看到缺点或罪恶时冷笑。他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总的来说，好人和坏人之间并没有道德家使我们相信的那么大的区别。"[68]
这是对传统小说人性描写的超越，也是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反叛。以往的小说家塑造的人物虽不乏阴暗、邪恶、有性格弱点的人物，但总的来说，"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是有鲜明区分的。善良和邪恶是没有交集的，否则会被认为不合常理，而不易被人们接受。而毛姆在认识和描写人性时，却打破了以往对人性作出的二元对立的认识。如毛姆曾在《总结》中写道他曾读过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书中写到歌德年轻时不满自己的父亲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因此总是幻想自己是一个贵族王子与自己母亲的结合产物。那本书的编辑愤愤不平地在该页注释说他认为像歌德这样的伟大作家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而做的这一切幻想很不光彩。而毛姆却觉得"这当然是不光彩的，但这并非什么不自然的事，我还要冒险加上一句，这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69]
毛姆不仅乐于展示"好人"身上的阴暗面，也会乐于展示所谓的"坏人"人性的闪光点。"我常常很高兴地展现一些人有多么善良，而按照通常的标准，他们往往会遭受无情的谴责。"[70]
比如在《万事通先生》中，万事通先生凯兰达因为凡是都要发表一通自己的高见，显得自己无所不知而被人们厌烦，人们都偷偷嘲笑他为"万事通先生",作家更是重复说着"我不喜欢凯兰达"[71].小说中的人们和读者在作家对凯兰达先生的描述中不免都会嘲笑甚至蔑视他。凯兰达自称会辨认珍珠的价值，并因此与一位先生因为意见不合争论起来，刚巧那位先生的太太戴了一串珍珠。凯兰达说他太太的珍珠价值不菲，先生却说这只是个廉价品，两个人因此打赌。凯兰达看到那位太太的窘态后，宣布自己错了，交了打赌输的一百块钱，从此人们更加嘲笑他为"万事通先生".正当读者以为在作者的渲染下，凯兰达就该因为自己的无知却装作无所不知而受到嘲笑和鄙视时，毛姆又一次带来了一个逆转，这一次他没有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后来那位太太悄悄把一百块钱换给了凯兰达，原来凯兰达说的那串珍珠价值不菲没有错，但他看出把这事实说出来会使这位太太接受情人礼物的秘密败露后，他选择了自己忍受嘲笑而掩护那位太太的"清誉".诚然，万事通先生的自大自夸确实惹人厌烦，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在他性格中还有着绅士、高贵的一面，而按照人们对"正常"人性的看法，一个主要侧面的性格就能概括这个人物的全部性格，而毛姆却要打破人们对"正常"人性的这种偏见，嘲笑人们对主流人物的美好幻想，揭示不为人们发现的非主流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为了理解变化无穷的人类行为，人们依赖文化成见、俗语常言、道德箴言、心理上的经验法则等等，所以，在文学中，这些标准一定程度上被作为了检验人性真实和正常与否的标准，"如果人物符合当时普遍接受的类型和准则，读者就感到它是可信的。俗语和成见反映着共同的文化态度，从而就提供了证据，表明作者如实地再现了这个世界。"[72]
反之，如毛姆笔下的人性，就容易因为不符合以上的文学和文化上的成规和偏见，而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或不正常的。而事实上，随着人们在科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对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人性并非是统一的，认识到矛盾和多样性正是人性的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疏导它，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