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标准失灵--权威形式化的 AGIL 分析
帕森斯认为制度的变迁和进步是由功能分化而不断推进的，这里功能分化是制度进步的必要条件，倘若这些功能出现了异化便会带来制度无法正常满足维持系统正常运行的需要。我们将食品安全制度看做一个闭合的结构，它的每一个要素都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在为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服务。但倘若有一个要素出现了偏差乃至异化与其他部分不能协同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会导致问题的爆发和问题发生后处理的不到位，进而又会为以后的发展积下隐患。周而复始这个恶性循环将不仅仅只是在食品问题这一个领域爆发，它的潜在影响将会波及到经济、社会秩序乃至文化理念等多方面，我们将通过下面的表格对他们的关系进行对应梳理。
4.1 A--观念不适应。
对标准的的理解程度决定了其执行的程度，而标准理念即制度的观念蕴含在社会价值观之中，是指导一个制度顺利运行的灵魂所在，它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制度的每一个角落，通过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引导社会成员做出符合总体目标的选择。每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观念下形成和运行的，只有观念正确引导才能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保证制度的良性运行，"价值取向系统是分析社会系统本身的结构与过程的主要参照基点"[1],随着食品安全法草案的修订和即将出台，在法治观念的引导下，我们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在更加完善，加强了从源头整治和对问题的处罚力度等。
威廉·奥格本曾提出文化堕距的理论，认为"由相互以来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是不一致的"[1]
.一般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快于非物质文化，这样二者就会产生差距，例如制度的变迁一般会快于价值观的变迁。"政府没管好，现在商家也是没良心，老百姓拿钱供着你，你还不好好生产，那些肯德基啥的卖的的多贵啊，一个汉堡就好几十，再加点小孩子喜欢的喝的就更贵了，贵了图个好也行啊，它还卖的是过期的肉，我看电视都长毛了还卖多恶心啊。就是见着钱就就挣啥也不顾，你说他自己亲人不要能买到其他家生产的不合格的嘛，他咋不为后代积德呢，老祖宗那些仁义礼法全荒废了，这社会真是连吃的都不能好好吃了，人都不往正道上去，你还能干什么啊是吧。"[2]
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制度与法规在不断的完善与理性化，可是食品商家的观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利益的驱使下依旧秉持着一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忽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这种价值观念的滞后也影响了整个制度的权威性与发展。
4.2 G--组织机构的目标差距。
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保证标准真正的落实下去，成为可以操作化的，保证标准得到落实，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就需要政府、食品厂商和行业协会共同达到自己严格监管、保质生产、服务于行业的目标与理念。但现在组织机构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论述的权威下降，缺乏实质的威信力，走向一种形式化的方向。这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维护食品安全的目标所去甚远。
"去年那段时间电视上天天都播福喜，说是快餐肉不合格，我家妮儿特别爱吃那东西，我之前就和她说，她也不听，出了问题傻眼了吧，还和我犟说那东西就算有问题也没吃不坏，肯定比街边小摊干净。这把我给气的，她妈（妈）天天给她在家做好了不吃，非吃那些油炸食品。
我觉得这个食品出问题，那就是没管严，没往严了抓。政府要是使劲治理还能捅出这么大个篓子平时我也总去家楼下超市买东西，没觉得看到有去那超市检查的啊。你别说这小区超市了，就是大的食品厂也没报哪个不合格，可那有问题的东西还不到处都是啊。"[1]
"我觉得外国企业有问题，他们就是把中国这种不发达的地区当做是自己的"垃圾倾倒场"占尽便宜还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次福喜事件的确很多方面都有问题才造成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总部欧喜监管不力，即使没有刻意允许上海福喜这么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这件事的存在，它就没想想现在在中国发生这个事情，早晚有一天会在其他国家它的分厂也发生吗，这种事情如果还纵容下去，它整个厂子都会解体。"[2]
"该整治一下这些洋企业了，坑中国人钱，他咋不在自己国家卖有问题的东西啊，还是中国检查标准低，这年代有钱谁不赚啊，既然你本国的企业都这样了也没人管，那我也没必要花着高成本造着好货结果卖的价格高还没人买。"[3]
政府监管不到位、食品厂商的不正当生产行为和食品行业协会没能起到第三方的监管作用，这些都使他们离百姓的目标期望值更远。"权威具有控制其他行动者行动的权利"[4],组织结构和自己目标的距离越远，越难以掌控、树立权威，更难以实现目标达到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
4.3 I--规范未良性整合。
在制度要素中，社会规范体系起到了对各个部分的整合功能，在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的约束下实现各个机构的运转并使自身权威维持下去，但是一些不良商家摒弃商业伦理道德，对习俗不遵守，在非正式规范无法制约的情况下，正式规范--监管体系由相互交叉重叠，出现问题便互相扯皮推诿，监管不到位，起不到完善地模式维持作用，要素链条中的一环便会出现脱节。同理在前文笔者着重论述的政府机构、食品厂商以及行业协会各自的权威形式化，使民众对其不信任乃至排斥，整个食品行业在各个制度要素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便会出现安全问题，无法维护民众食品领域的天长蓝，水长清。
规范得不到认可就会产生反面的问题，严重甚至还造成社会失范。社会失范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迪尔凯姆看来，所谓社会失范是指当社会变迁剧烈时，旧的规范不适用了，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或者是某种规范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者是几种规范体系相互冲突，从而使人们失去了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也就是说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作用被严重地削弱，社会在个人的身上产生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追求，远远大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上海福喜为了实现高额的利润，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工具理性应该为价值理性而服务并不是工具理性占上风，只是对金钱的盲目崇拜。这种价值观念的偏差也加剧了社会失范。
"商家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良心。"[1]
随着食品厂商这种失范行为的增加，食品问题不断的的增多，民众也对厂商更加不信任"无论是政府还是商家，都把自己定位错了，本质不是为百姓服务了，我教书这么多年，都想的是把学生教好，当老师的职责嘛，但是他们明显就是不知道百姓赋予他们这种感觉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样下去百姓不会一直忍着的。"[2]
迪尔凯姆对社会失范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 一是贪婪的欲望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滋生，这也正是由于工业发展经济高速运行科技不断进步带来的弊端；其次是，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所有人的欲望这个社会都可以一一满足，但是反过来，采取快速而有效的方式对人们的欲望进行约束又并不可行。而如果个人的欲望不能受到有效的约制，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结成任何稳定的合作关系，制度的权威性崩塌，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就可能出现紊乱和解组。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食品安全的媒体曝光度逐渐提高，民众也更加关心食品问题。上海福喜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很多民众都还对它的后续处理很关心，对于监管部门是否真的能在日后真正起到作用，有的访谈对象也持怀疑态度，"我现在想吃嘛就吃嘛，反正都有问题，也无所谓。我不信专家说的那些转基因都没问题啊，什么水果上农药没超标啊，他们都是和政府一伙的忽悠老百姓，我有朋友尽量喝的水都是从国外他女儿给他运回来，或者一年到头在国外呆着，食品有问题还是靠自己眼睛看吧。"[3]
"起到作用还能出事这些吃的东西还能有这么大问题我不是不相信政府监管，可他总得做点成绩出来啊，就这肉啊肯德基啊都曝光多少次了，也没看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就是监管不到位，现在靠他们政府发现问题还不如我自己拿眼睛瞅瞅仔细点辨别呢。"[1]
有的则是比较消极的态度，"福喜事件对我没什么影响，我现在还是会经常去吃，即使当时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也会照常去吃，因为既然肯德基麦当劳还没关门，就说明没什么事情吧。我觉得这事应该没完结，类似这种洋快餐总出问题啊，我都习惯了可也没看到解决了，政府管不管是他们的事情，我吃不吃是自己的事情，现在问题食品这么多，也不差这一种了。"[2]
也有民众更加关心的福喜事件未来的走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处理完，政府把福喜厂子查处了，人员拘留了，也让销售商把相关产品都下架了，可是唯独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事情都过去大半年了，也每个动静，又想不了了之吗等过段时间，新的食品问题出现了把福喜的这个热气给盖过去了，谁还会关注它的后续完善，就想一栋栋烂尾的楼，堆在那都是垃圾啊，不清理了早晚有一天会影响市容甚至影响城市治理，人民生活，这食品问题总不处理好，百姓不信政府了，不听政府的，政府还怎么办事呢，早晚这社会会出问题的，谁能离开粮食啊。"[3]
对于食品行业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随着这种失范行为在媒体的扩大化下，将积累民众更多的不满，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领域而是整个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4.4 L--模式维持
在食品安全制度要素无法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显功能可能影响一时的或影响某种食品的安全，但是它的负面潜功能危害更加深远。在食品问题全球化的今天，由于一个部门的监管不严，甚至权力寻租，就有可能到导致问题企业或食品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受到阻碍。同时在类似于福喜公司的这样的外资企业入驻后，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行业规范，也会随着利益驱使进入灰色空间，降低标准从而牟利，这不仅仅对中国食品行业和经济发展带来危害，也会在行业价值观文化观念等方面造成恶劣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当其中一环的功能出现偏差时，整个要素链条都会波动蝴蝶效应，进而异化，在这个框架下更能清晰地看出各个部分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而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作用，引发的问题才能有依据的提出解决方案，制度中的每个要素，要素中蕴含的政府厂家等一个个组织，一环环的连接契合才能真正实现食品的安全。
我们处在风险社会之下，每天都会面临着情境和信息的碎片化，对于种种多元化的伦理规范也使得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伦理基础，在这种道德模糊性感受强烈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协会不仅仅要成为一种"为了他者"而存在的形式，更要成为一种"共在",不仅仅是与群众面对面的两种单独的个体，而是一种交互性的共存。而对于规范的良性整合也需要我们摒除对个体的漠视和团结的匮乏，进而避免权威形式化，保证模式维持，系统的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