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能力的认知基础、交际独立性及其模块

语用学论文第三篇：语用能力的认知基础、交际独立性及其模块

 

　　摘要：语用能力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语言学家们对语用能力的界定与认知域不尽相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讨论,首先,语用能力不是语法能力的延伸,而是在交际中话语双方语言能力和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体现;其次,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但又与交际中话语者的认知能力相关;最后,语用能力不能嵌于模块性的输入系统中,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关键词：语用能力; 交际; 认知; 模块;

 

　　Research on Pragmatic Competence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LIU Tiant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Longyan University

 

　　Abstract：Pragmatic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presents widely varied linguistic delimitation and cognitive domains.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not a mere extension of grammatical competence, but embodies th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bility to objective world by both communication parties. Secondly,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independent of communication, but is related to the speakers' cognitive ability in communication. Thirdly, pragmatic competence can be not embedded in a module input system, so pragmatic issues are not equal to module issues.

 

　　近十几年来,我国语用学研究发展很快。但由于各学派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路向和方案,这其中对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问题,语言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语法能力涉及到形式和意义知识,语用能力属于正确使用方式和条件的能力。Gazda(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1]。Kasher(1991)认为语用能力是与使用句子有关的知识系统[2]329。语用能力的交际独立性要求控制言语行为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Carston(1999)认为离开了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3]。而Fodor(1983)在他的“模块论”中指出输入系统是模块,语用能力嵌在系统中[4]75-86。Sperber & Wilson提出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用能力(冉永平,2002)[5]。上述关于语用能力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语用学的不同研究理论基础和路向。这些不同看法涉及到语用能力的认知基础、语用能力和交际的关系,语用能力同模块的关系。

 

　　一、语用能力的认知基础

 

　　1962年乔姆斯基在Explanatory Models in Linguistics中提出了“语用意念”(notion of pragmatics)。70年代末,乔氏提出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如果说当时他的“语用意念”的语用视角是朦胧的,那么后来他的“语用能力”的概念就丰富了许多。乔氏对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进行区分时提出:语法能力涉及到形式和意义知识,而语用能力属于正确使用方式和条件知识,与不同的目的相一致。语用能力是将语言使用放在规约的(institutional)背景中,将意图(intention)、目的(purpose)同语言手段联系在一起。后来,他又在Rules and Representation一书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一观点,突破了之前提出的语言内在论的研究路向,增添了语言研究的语用视角,这种视角已经超出了“语用能力仅仅是语法能力的延伸”的观点。乔氏把抽象的语言生成多样化,通过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区别将研究推向前进。1988年乔氏在Tel-Aviv University and Van Leer Jerusalem Institute的学术研究会上提出了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方面,即语言知识的形成,语言知识的获得和语言知识的使用。乔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语用能力问题,但他的关于“语言使用”的阐述,实质上包含了语用因素分析。尽管乔氏对语用能力的认知是以语言生成理论为基础,但是他的研究方案的进步超越了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这无疑为语用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理论近路。

 

　　语用能力的本质境域是什么呢?语法能力不等于语用能力,因为语法能力是研究语法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语用能力是研究语境中如何使用语言知识的,两者不能混淆。语用能力是交际情景中话语双方语言能力和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体现。交际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从而产生最佳的交际效果,只靠语法能力、语言知识都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话语与其意义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任意的,话语的理解是一个非智能的、机械的解码过程。语用能力固然包含语言知识的使用,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又涉及到非代码推理交际,即非言语交际。如,推断会话隐含需要能力,这种能力也应该体现为包含语用能力在内的能力;如,需要在假设语境中做加工处理,通过修正或重组一些假设产生出某种认知效果的能力,这也是语用能力。语用能力还表现在推理理解上,推理理解从识别作为语码的句子开始。这种句子意义需要在语境下的各种方式加以充实,这样才能获得完整的说话人的意义。“加以充实”的过程表现为双方创造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性是交际双方创造的,创造最佳关联的能力,往往是通过交际者的语用能力实现的。如甲对乙说了以下三句话:

 

　　(1)You are ill.

 

　　(2)You have flu.

 

　　(3)You have flu or 29 is the square root of 841.

 

　　作为听话人一定觉得第(2)句最明白,因为他不仅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知道得的是什么病;第(3)句很具体,但太复杂了,听话人一时还不明白;所以第(2)句具有最佳关联性,其原因是听话人以较少的努力获得了最大的效果。发话人选择了句(2),这说明了发话人的语用能力强,这不仅仅是语言知识问题,也是交际中创造实现最佳关联的语用能力问题。从关联理论看,明说已经不再看做是一种解码活动,它还包括推理的成分。所以,语用能力是语言的境域超越了语言知识使用、语言符号编码的能力;语用能力也是包含推理能力在内的动态的综观能力,交际中的“相互明白”、“理解和被理解”、交际对象间的“解码”、“认知推理”,对于语用能力的评估都有极大的解释力。把语用能力从生成语法的规约中解放出来,使之激活,给语用能力以更大的空间。

 

　　二、语用能力的交际独立性

 

　　Kasher(1991)认为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语用能力是与句子有关的知识系统,语用能力的交际独立性要求控制言语系统[2]350。他指出“断言”(assertion)句式不要求听话人条件,以此来证明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应当说语言能力的强弱,效果的可及性、顺应性、协商性都和交际语境分不开。从认知的角度去看,语言能力与交际中的认知能力也是分不开的,因为认知语用学明确地承诺要把意义的身体维度、文化维度以及想象维度结合起来(王寅,2002)[6]。认知理论强调个人在知觉、信息加工和言语理解中的主体作用,超越了传统语用学关于暗含的研究范围,寻求众多由强到弱的含义,认知理论能挖掘出隐含交际所引起的许多微妙变化。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际者对认知是否能够自己明白和交际双方相互明白。“相互明白”这就涉及到发话人与听话人对环境、信息的认知推理。关联理论从综观的角度看交际,认为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活动,这种活动表现出的能力是语用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解码隶属于推理过程,它所提供的语义表征是推理假设的源泉及证据,关联是确定交际暗含的唯一准则。而语用能力则是创造实现交际关联的体现。脱离交际的语用能力是无本之源。

 

　　语用能力可以体现语法的使用能力,但这不是唯一的,语用能力有很复杂的综观性。语用能力的构成包括语言知识、社会知识、认知与表达等多方面的因素,把语用能力仅仅归属于语言能力是不妥的。乔姆斯基理论体系中的第一个弱点是他所称的“语言能力”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它只包含说话人的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即是具有辨认什么是合乎语法的句子能力,它没有包含使用语言的能力。Halliday(1978)认为,只研究语言本身是不够的。语言学有两种观点,一种研究是有机体内部,研究心灵的活动;另一种研究是有机体与有机体(inter-organism perspective)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人们不仅说话,而且是互相交谈[7]。这里“人们不仅说话,而且是相互交谈”就是交际,交际不仅是语言的一种形式。所以语用能力和包括语言交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交际有关。大脑损伤会导致人减弱或失去交际能力,但有的并没有完全丧失判断力,不能说话的人也可以通过手势、目光达到交际目的。所以,关于语用能力是否独立于交际而存在,涉及到语用域化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三、语用能力和模块

 

　　生成语言学家用“模块”去解释认知现象(cognitive phenomena),认为“模块”原则规定了它的认知系统,而且这些原则进入了这种知识获取和使用的过程。语言学家Fodor(1983)对“模块”是这样认为的:输入系统是模块,输入系统是信息强制的自闭系统,并认为语用能力嵌在输入系统中[4]39,但事实上正确使用句子的条件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句子的句法分析,语境特点的感知(perceptual)分析,而且还涉及到习惯性(institutional)分析及语境中句子使用者的话语隐含,这些都是认知系统,而不属于任何输入工具(device),而且输入系统的不可及性有碍于正确使用的条件,所以语用能力不嵌在输入系统。Searle也认为,实施行为需要满足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存在去表达命题。从模块包容不了会话隐含知识及动态语境因素来看模块,应该说语用模块是不存在的。从Grice的会话量原则分析,会话隐含的认知系统涉及到通常的大多数用于语言输出系统的中心原则,所以领域专门化的认知系统产生会话隐含的假设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认知和推理是无意识的,而语用模块论的“区域专门化的信息强制的自闭系统”论与“认知的自由与无意识性”恰恰是相对的。所以,Fodor的信息自治的语用模块论对于实现交际意图是不能奏效的。文旭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系统,它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文旭,2003)[8]。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才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这一角度看,Fodor的语用模块论的范围性、独特性、封闭性,显然不符合语言交际的认知过程。语言交际是交际双方的互动过程,这个互动过程充满了心智体验。语用同语法、逻辑和记忆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因此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那么语用能力自然也就不能嵌于模块性的输入系统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来验证输入模块。一个间接句会有不止一个取效结果,首先是文字结果,这个文字结果是由约束文字用法规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个结果被理解为“中间结果”(intermediate one),而在文字结果后经过认知加工获得的认知系统包容不了对间接语言行为知识的理解,因为间接言语行为的取效是不定的。如一位来访的客人坐在客厅里,外面天色已晚,他说:I'm very tired. 其结果可能是1+n个,女主人可能说:

 

　　End 1: It's too late, stay here.

 

　　End 2: Oh, my driver can give you a ride back.

 

　　End 3: My husband will be back.

 

　　End 4: You see, a taxi there.

 

　　所以,Fodor的自闭的强制性的认知系统对交际中的间接言语取效缺乏解释力。而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者对其身处的认知环境的认识和把握是进行成功交际的首要条件。关联理论认为意义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而不是信息,Fodor的信息自闭的语用模块无法完成交际意图,自闭的专门的强制输入系统不符合人们交际的认知规律,独立于交际认知之外的语用能力是不存在的。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左脑专门处理语法,右脑专管语言语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右脑控制语用能力”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因为一个人通常的语言概念,句子的一般用法都涉及到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的信息流动。但是研究发现,当人的右脑损伤后,其在解释隐喻、惯用法表达,在理解讽刺幽默及连环画内容方面,在复述故事及抓住故事要点方面能力变差,对间接言语行为方面理解力差。这些试验成果对神经心理学和语言哲学有重大意义,但对“语用能力嵌于右脑说”尚欠说服力。Kasher(1991)肯定了语用能力的存在,但是他认为语用能力是一个与句子用法有关的知识系统。他这样假定:一个获得了语用能力的说话者,他就已经掌握了一个子系统体系,该子系统体系控制着一定类型的行为,如断言、要求或劝告[2]341。他还假设这些子系统规则形式都构成了正确使用句子的条件,不同的规则系统控制不同的类型的语言行为,这里的“规则条件”反映了Kasher的语用模块思想,正如有些生成语言学家试图用“模块论”去解释语用认知现象一样,把语用能力归于语法能力范畴,认为“语用能力是语言运用的一个部件”,这种分析是基于一种规约的分析。很多情况下,由于涉及到交际语境、背景等许多的动态因素,语用能力往往超出了符号编码解码的本身。准确使用句子的条件涉及到的比输入句子的综合分析和语境特点知觉分析要复杂的多。衍生会话隐含认知系统涉及到大多数核心原则使用的语言学系统,很难令人相信区域专门化认知系统会产生会话隐含。既然强制的认知系统不能产生会话隐含,那么语用能力也就不可能嵌在输入系统中。但是不可否认,语用模块对于普通心理研究,特别是语言研究提出了一个描绘问题的新形式,为使用和研究这种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四、结 论

 

　　语用能力是包含使用语言与适应交际现实的非定势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有心智体验性,而且是一个对交际语境、取效方式、诸多条件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识别、协商、适应的过程。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理解认知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语用理解与语用适应的过程,语用理解与适应则是语用能力的体现。语用能力本身不是嵌在自闭的模块输入系统中。交际中认知机构与感知机构结合的过程才是语用能力体现的过程。对于语用能力疆界的不同认知导致不同的研究路向,语用能力的研究还给我们以这样的思考:语用能力涉及到了交际、语境、关联、认知的探讨,也涉及到许多更为深层的蕴含,如,语用能力的认知疆域界定是否会导致语言习得程序性的变化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语用能力疆域的不同论是否与语言的生物性有关?当人的大脑受损影响了语言的生成及语用表达,而语言理解能力却相当完整的事实是否说明语用能力也具有模块性和基因遗传性?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1] Gazda,G.Pragmatics [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212.

　　[2] Kasher,A.Pragmatics and Chomsky's Research Program [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 Carston,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ve Grammar and Pragmatics [J].W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1999(11):21-39.

　　[4] Fodor,J.A.The Modularity of Mind [M].Cambridge,Mass and London:MIT Press,1983.

　　[5] 冉永平.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J].现代外语,2002(1):48-60.

　　[6]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82-89.

　　[7] Halliday,M.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London:Edward Arnold,1978:441-486.

　　[8] 文旭.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90-97.

　　[9] 青鹏.语用能力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评《第二语言语用能力研究:理论与实践》[J].语文建设,2019(3):83.

　　[10] 应洁琼,宁强.国际二语语用能力研究的动态可视化分析[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2):5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