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学论文(精选论文8篇）

　　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曲折漫长，但又连贯始终。语言学历史的研究与人类语言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下面是语言学论文8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语音学论文第一篇：音响形象、语音系统性及音位视角语音的社会性

 

　　摘要：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与概念是心理的，由此探究语言的社会性以心理属性为基础。以音响形象探究语音的社会性，社会性于整体音响形象体现出来，其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语音的系统与发展变化存在差异，差异中体现社会性；音位作为音素聚合体，是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其形成、使用为使用者约定俗成的结果，也是不断体现社会性的过程。

 

　　关键词：语音; 整体音响形象; 音位; 社会性;

 

　　Exploring on the Issue of Social Attributes of Speech

 

　　MA Yu-te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Social attributes ar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peech. The sound image and concept of language symbols are psychological. Therefore, the social nature of language i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To explore the sociality of speech with sound image, sociality is embodied in the overall sound imag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ound image and concept is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ound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s, and the differences reflect sociality. Phonemes, as phoneme polymers, are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sociality. Their formation and use are the results of user conventions, and they are also processes that constantly reflect sociality.

 

　　语言是思维的表征，文字记录语言，而语言优先于文字，这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即语音中心主义。对于这样片面强调语音的重要性的观点在语言研究中并不可取，我们并不认同。但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语音确有其独特属性与作用。当提及语音时，人们常常定义其为发音器官活动的产物，语音作为声波，以空气为介质进行传播，这是语音的生物属性与物理属性。可语音若仅仅如此，其与咳嗽声、二胡声、虫鸣鸟叫声等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声音就没有区别了。语音的本质属性，是基于其心理属性的社会属性，这也是本文要研究的语音范畴。

 

　　本质的事物通常是不显着的、内在的，语音的社会性也不例外。对于语音社会性的讨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见诸报端。1982年，学者陈兆明在《语言文字学》中，就提出“单纯的语音没有社会性”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受到了钱文俊等一众学者的反对。“语言社会性的原理是语言科学研究不可动摇的基础，否定或抹杀了语音的社会性,就会动摇这个基础。”[1]本文探究语音的社会属性，围绕根据语言的“音响形象”与“概念”的关系、语音的系统性与发展变化、音位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语音性质初探

 

　　我们探究语音的社会性问题时，首先要明晰语音产生与传播时的属性。

 

　　1．语音的产生与传播

 

　　语音从产生到传播经历了心理—生理—物理三个环节。

 

　　说话人想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所做的第一步是确定说话内容，在大脑中完成遣词造句的任务，选择合适的语音形象，语音产生于此。此时的语音只是说话者的“心里声音”，发音器官还未参与，所以语音的初步产生于人脑，存在于言语交互的心理阶段。当说话者将想表达的内容通过大脑指令以脉冲的形式沿着运动神经传到舌头、嘴唇、声带等发音器官的肌肉，引起肌肉运动，语音由心理阶段转变为生理阶段，语音开始参与生理过程。生理过程展开，肌肉运动使空气产生微小的压力变化，于是语音的物理阶段出现，产生“声波”。说话者心中想表达的意思通过一系列活动最终由口而出进入空气，空气作为传播媒介承载语音。至此，语音的产生与传播阶段完成——语音，作为“声波”，成为一段起于说话者的嘴而止于听者耳朵的语音。

 

　　2．语音的接收

 

　　语音的接收经历了物理—生理—心理三个环节。

 

　　说话人的语音通过空气传播给听话人，声音（声波）进入耳朵产生压力变化进行物理运动，这种压力变化作用于听话人的听觉器官并产生神经冲动，语音沿着听觉神经传递到听话人的头脑。在听话人的头脑中本来已经进行着相当多的精神活动，而这时这些活动又被来自耳的神经脉冲所冲击，生理运动不断发生。生理活动转变为心理活动，指听话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语料储备”帮助听话者辨认出说话人发出的信息，从而听懂并接受说话者所发出的信息。

 

　　至此，语音的一次传播完成。掺杂着语音的生理、物理、心理等多方面属性的影响。如果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彼此进行言语交互，就不仅仅只是一次语音传播了。此时听话人变为说话人，说话人成为听话人，两者交际过程中，语音一次次完成心理—生理—物理—生理—心理这一过程的传播。完成一次完整的言语交互，就有无数次的语音传播产生，由此语音承载的信息不断传递。

 

　　3．语音的社会性与心理属性密不可分

 

　　前文提到的语音，存在于心理、生理、物理阶段，这可能会让人费解。我们通常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其四要素指音高、音长、音强、音色。这种对语音物理性质的描绘，让我们认为语音仅仅是言语交际过程中起于嘴而止于耳这段声波，并承载着一定意义。[2]可仔细思考后我们发觉，倘若语音真的仅仅作为一段声波存在于宇宙之间，与宇宙间任何其他的声音都无区别，如咳嗽声、鸟鸣声、雨落声等。语音作为语言的三要素是需要且一定存在意义的，但即使有语义的语音仅仅只存在于宇宙间，而没有听话者和说话者也同样毫无意义。“语言符号是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符号的这两部分都是心理的。”[3](P78)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的是说话者发声之前的活动以及声波入耳后的部分，语音在人脑中编码解码的过程，是语音传播过程中的心理过程。语音的社会性要基于心理性质表达出来，我们的探究也以此为基础。

 

　　二、从音响形象探究语音社会性

 

　　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其着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谈论语言与符号的关系时，明确了“符号”“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三个概念。语言符号是一种由概念和音响形象构成的两面的心理实体。在语言中，“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3](P82)索绪尔用“符号”一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表示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所研究的语音的社会性，恰恰就反应在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之中。

 

　　上文提到心理属性是研究语音社会性的基础。听话者接收到语音以后，其脑中已经存在的语言储备会帮助其辨认出说话人发出的信息，听话人脑海中已经有一系列概念与音响形象相匹配的语言符号，这一套语言符号不是只用于单一个体，而是适用于整个语言社群之中。人们使用这一套语音符号进行交流沟通，理解彼此的意思，这就是索绪尔提出的“整体音响形象”。语音的社会性恰恰体现于此。

 

　　当然，人的个体、环境等差异会导致声音发出者发出不同的语音，这是属于言语活动的范畴，我们把它称为“个体音响形象”，这是个人发出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因此语音的社会性不体现于此。但如果个人的言语活动通过相互交流、传播，其无意识地被群体接受，渐渐成为群体中通用或者常用的言语，这称为“集体音响形象”。“整体的音响形象”是在个体和集体音响形象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音响形象。“它是被动的，是存在于集体中的社会代码，用于组织言语并构成使用言语技能所必需的工具。”[3](P16)这种语音的音响形象从个体到集体、再抽象到整体的过程同样也体现出了语音的社会性质。

 

　　在人类使用语言交流之初，音响形象和概念是任意的。最开始每个人任意地使用音响形象对应任意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频繁使用，概念与音响形象开始对应、并且固定下来——“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3](P29)个人行为与固定概念对应，供该民族人民使用，此时语音开始具有社会性。

 

　　我们从不同民族音响形象与概念的对应中可以探究出语音的社会性：（1)200多个国际音标能记录下几乎所有语言的语音，但由于不同种族的社会环境、精神世界不同，相同的概念对应的音响形象天差地别。例如英语中的“谢谢”，简单对应中文的音响形象是“三克油”（Thank you），日文对应中文的音响形象又变成了“阿里嘎多”（ありがとう）。当该民族人民想表达某概念时有对应的音响形象，可不同民族对应的音响形象完全不同，这是语音社会性的总体体现。（2）不同民族对于某音响形象的使用多少具有社会性，使用较少的音会渐渐被该民族的语音系统抛弃。日本语的语音系统中没有/r/音，日本就鲜少有人能够发出这个音（除非经过了语言训练），以至于日本人在英语语言的学习中难以发出/r/音，像sorry这样的单词，常常会错读成sorli；同样，汉语普通话中没有小舌音，所以中国人在学习德语、俄语这些语言时，初次接触到这个音后也没办法轻易发出，需要更多的练习。我们可以说，该民族的“整体音响形象”缺失了某个音，就会导致整个民族对于该音的陌生，从而导致在学习其他语言的语音时会产生难以驾驭陌生的音素的问题。（3）由于不同民族存在不同的文化、地理条件，本民族常出现的事物或者重要的事物，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音响形象。在中国古代，马匹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因此马匹这个概念对应的音响形象就出现了很多，如赤兔、汗血等；同样，酒这一概念也常常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可或缺的意象，其对应的音响形象就有几十种，如杜康、琼浆、欢伯等。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中也常常出现：爱斯基摩人长期生活在冰山雪地之中，因此该民族对于雪的音响形象就会更多。除此之外，一个民族对于其所避讳或者禁忌的事，会产生不直接形容该事物的其他音响形象。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登基后，其“名讳”就成为禁忌语，遇到与其相同的字就要避开或改写，否则就会被定罪。在西方对于“名讳”的禁忌就是信仰宗教的教徒们所崇尚的“主”，因此在英文中，上帝也有很多种说法。（4）当一个民族出现标志性事物，其他民族对于该民族的音响形象大多都与此概念（标志性事物）有关，这充分体现了语音的社会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西方的交流仅仅是民间的贸易，中国的丝织品远销后，西方世界形成了对于中国的初步印象——“丝、丝绸”。因此，早期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支那”（Cina），就与“丝”有关；[4](P354)古希腊人在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称呼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其对音就是“丝”或者“琦”。[4](P354)除此之外，在古希腊人早期对于中国人模糊的记载中，就提到过这样的话：“看哪，这些从北方、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4](P367)这里的“秦国”，古罗马音读/Si-nim/，有研究者指出，这很可能是“丝入”之意。丝绸是古代西方认识中国的最初符号，最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凿空”开辟的商道直接命名为“丝绸之路”。

 

　　三、语音的系统性和发展变化的社会性

 

　　1. 语音的系统性中体现社会性

 

　　语音具有约定俗成性。当一个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联系在一个语言社区建立，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能随意对其加以改变。在语言符号确定下来后，语音就成为有规则的、成系统的符号。从社会性层面上，就有了该民族语音的整体音响形象的特色与特征。汉语普通话中，有送气不送气之分，有塞音、擦音、塞擦音，而塞擦音中没有清浊对立的现象；而在英、法、俄的语音中对于是否送气没有要求，却存在着整齐的清浊对立系统；汉语语音中的/l/,只能出现在拼音的开头，如来（lái）、拉（lā）、李（lǐ）等，但从未出现在拼音的结尾，这是汉语的语音系统。而在英语语音系统中，/l/开头或者结尾的词就层出不穷了。我们从整体上比较英汉的语音系统：英语的语音系统与汉语的语音系统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社会性。汉语语音音节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音节整齐简洁、有声调；英语拼写和读音不规则、元音多、读音轻松自然朗朗上口、有节奏性。语音系统的不同都是两个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约定中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现象中看出：（1）英语中没有声调，汉语中同一个音四种声调可以表示四个不同的意义。因此英语的音响形象要多于汉语。比如：汉语/you/音，四个不同的声调就可以表示出：呦、油、有、又，这四个概念对应英语就是：yoo,oil,have,again。在中文里相同的音响形象在英语中完全不同，当然英语中也存在某个音变读后意思发生变化，但相比于汉语的声调不同的词汇，特殊的英语变读也只有一小部分，因此英语的音响形象远多于汉语。相关数据显示，英语单词一共有40万—60万个，常用单词有4万—5万个，而常用汉字仅仅几千个，词典中收录的词汇最多也不及10万，恰恰说明了这点。（2）通用规范汉字中存在多音字的现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统计，多音字有920个左右，同一个字最多有7种不同的读音，其余同音字有6音至2音不等。这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简化或者古汉语中“通假”的原因形成的，也是中华民族在汉字使用时约定俗成的结果。而英语中没有这种现象的存在。

 

　　语音系统性的内部差异也体现社会性。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八大方言区的语音各不相同。各民族方言的不同使一个国家对于同样的概念有着不同的音响形象，土豆在云贵地区叫作“洋芋”，馄饨在川渝地区叫作“抄手”，饼在陕西地区叫作“馍”等。方言差异中也有音位的变读，我们在下文中会提到。这些差异都是语言系统的社会性表达。

 

　　2. 语音发展变化的社会性

 

　　语言是稳定的，也是发展的。我们都知道，语言的发展变化最先变化的是词汇，其实是语音，最后是语法。[5]

 

　　语音的发展演变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来说都要基于其社会属性。从历时角度来看，整体音响形象中，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音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上古、中古到近代再到现代，汉语的语音不断发生变化，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演变到现在复辅音声母的消失，这就是社会不断发生变化中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从共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也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像“巧克力”“沙发”这样的概念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而直接翻译国外的语音来填充进汉语的整体音响形象，这也都是基于社会性而产生的结果。

 

　　四、音位——语音社会性的集中体现

 

　　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称为音位，[6](P20）这是我们从语音的社会属性划分出的单位。音位是抽象而概括的，是一簇内部不区别意义的音素的聚合体，在符号的线性排列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对立性是音位的本质属性。

 

　　在探究音位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6](P44)我们所使用的语音单位不仅仅是一个音素，而是无数音素的集合。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发出的音或多或少会与“标准音位”相差些许，于是从物理角度划分出了音素的概念来记录差异。音位是语音需要研究和记录的，是整体的音响形象。一个个属性不同、因人而异的音素，是个体音响形象，我们称为“绝对因素”。[3](P212)音素有千千万万个，不可能全部记录，也不可能都用于社会交流之中，因此人们按照音近性的原则对音素进行划分，将语音从个体之中抽离，形成了“较为普遍、数量较少”的语言学单位，便于使用，也便于标记，我们称之为“相对音素”，也是集体音响形象。而凌驾于所有个别、抽象到普遍的音响形象，我们称为“音位”，也就是整体音响形象，是高度概括、抽象出来的语音聚合体。

 

　　当说话者要表达一定事物的时候，就需要进行音位的组合与选择，/a//o//e/这样的音位如何进行匹配，与哪些音可以组合在一起，选择的过程就是编码的过程。比如表达“人”这个概念时，就是/r//e//n/三个音位的选择与组合。音节与音节的组合就是语音整体之间的组合，表达“人民”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ren//min/两个音节的组合了。这个过程是在说话者的脑海中完成的，我们称为语音的编码过程。

 

　　作为接受者，语音从耳入脑以后要进行解码。首先大脑将全部进入的音素储存起来，这个储存的过程不存在解码。在大脑中进行相关的音位匹配时开始解码，最开始是对语音进行解码，接着就是语音与意义的再匹配，最终完成解码。

 

　　最后的“音位”，代表整体音响形象，与概念进行匹配，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员约定成为语言事实，形成语言符号。由于语音的社会性，分析音位时必须放在同一个语音系统之中。就像当我们分析汉语的不同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普通话对于/l//n/这两个音位区分得很清楚，鼻音/n/和边音/l/，熟练运用普通话的人群就能轻易读出绕口令“刘奶奶喝牛奶”。而对于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的方言来说就有所不同，这两地的方言对于/n//l/两个音区分不明显，这两个读音常常会混淆，甚至相互变读，因此该方言中含有这两个音的词汇就在语音上无法区分，这两个音位的辨义作用就不高，“刘奶奶喝牛奶”用这两种方言读，从语音方面大概就没有了作用。因此，在不同的方言语音系统分析音位就是毫无意义的，语音的社会性也就此体现。音位集中体现语音社会性，有了音位，人们才能从千差万别的音素中概括出整体音响形象，使得交流时人们可以从语音中得到其连接的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对于“集体音响形象”与“整体音响形象”进行探究，明晰存在其中的语音的社会性，同时，我们在语音的系统性与发展变化中找到规律，也明晰了音位中的语音的社会性体现。语音的社会性作为语音的本质属性，存在于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以及语音系统的自身发展中，社会属性使语音区别于一切非语音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钱文俊.也谈语音的社会性——和陈明兆同志商榷[J].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66-69.

　　[2]韩宝育.语言概念的延伸与扩展[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2):53-56.

　　[3]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5] 叶宝奎.语言学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09.

　　[6]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语音学论文第二篇：如何通过元音实现汉英诗歌阳刚及阴柔之美

 

　　摘要：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与音韵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阳刚及阴柔之美是汉英诗歌欣赏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该文在文体理论和音韵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英诗歌音韵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探索汉英诗歌如何通过在元音来实现两种极端之美。

 

　　关键词：汉英诗歌; 阳刚; 阴柔; 音韵; 元音;

 

　　1 概述

 

　　诗歌与声音密切相关。《诗经》最早的吟唱的形式，宋词是歌曲的填词。英文诗歌亦如此。正如朱光潜所言:“唱歌、跳舞和诗歌在古希腊酒神节的所有服务。”中国古典诗歌又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在英语诗歌中，正如辜正坤(2003)所指出的:“西方诗歌在阴阳之间发展。一边是关于理性、力量和能量的诗，另一边是关于浪漫、微妙的情感和神秘的思考的诗。”诗歌与音韵的联系，汉英诗歌皆有阳刚及阴柔两个极端的美感是本文探讨的理据。

 

　　2 如何通过元音实现阳刚及阴柔之美

 

　　根据Roach(2007)的书中介绍的方法，有三种方法来描述一个元音:舌头的位置，嘴巴的开口和嘴唇的形状。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都使用不同开口的元音，既表现出温柔之美，又表现出刚强之美。这里将展示一些示例。以下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Ming Yue Chu Tian Shan，苍茫云海间Cang Mang Yun Hai Jian，长风几万里Chang Feng Ji Wan Li，吹度玉门关Chui Du Yu Men Guang”。这首诗描写了一个荒凉、辽阔、艰苦的地方，给我们一种壮阔、豁达、有力的感觉。匹配这样的气氛,许多需要长大嘴巴的元音在诗中使用：山(shan),苍(cang),茫(mang),海(hai),长(chang),万(wan),关(guan)。要发出这些声音，我们的嘴是张开的，发出有力和响亮的声音。相反的一个例子是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Xun Xun Mi Mi,Leng Leng Qing Qing,Qi Qi Can Can Qi Qi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Zha Nuan Huan Han Shi Hou,Zui Nan Jiang Xi.”两个闭嘴的元音i/(Mi觅Qi戚Xi息)and/ing/(Qing清)形成了小雨，一个倚窗哭泣的女诗人的画面，这是中国美学中的一种阴柔的悲剧美。关于这一现象，辜正坤(2003:p25)的结论是，虽然汉字的形与义是相对应的，但汉字的声与义也是相对应的。他还画了一张表格，以显示有阳刚之美的都是张口的音，而具有阴柔之美的都是闭口的声音。

 

　　西方诗歌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威廉·布莱克写了两首平行的诗《羔羊》和《老虎》。羔羊是上帝创造的，代表着纯真和纯洁。老虎代表权力、欲望和激情(王，2005:p.50)。根据这个描述，羔羊有温柔之美，老虎有力量之美。以下是《羔羊》的部分诗句：‘Little lamb,who made thee?Dost thou know who made thee?Gave thee life&bid thee feed,By the stream&o’er the mead.’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都有相同的元音/i:/，这是一个闭口元音。这声音原来是柔和的，与天真纯洁的羔羊相呼应。在另一首诗Tiger中，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都出现了一个开口的元音/ai/，使得这首诗听起来很有力度，象征了老虎的特点:‘Tiger!Tiger!burning bright

 

　　表1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然而，正如这两个例子所示，元音的这种功能在英语诗歌中，只在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的韵中起作用，而在中国诗歌的整个过程中起作用。

 

　　3 汉英诗歌如何通过押韵表达两种极端之美

 

　　胡壮麟(2007)描述的超音段音位学可以上面提及元音为何在英文诗歌中只在每一行最后一个单词的韵中发挥作用。胡认为，汉语的韵律特征是辅音(C)+元音(V)或C+V+鼻音。汉语中很少有辅音连缀。然而，英语有很多多音节的单词。英语单词通常由起始词、核心词和尾词组成。在结束语部分，可以发现辅音连缀。这样，英语单词的音位构成就比汉语的变化更大。

 

　　由于辅音连缀的存在，英语单词并不能很容易总是以元音结尾，而元音的嘴形决定了发音的强弱。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元音效应只在英语诗歌的韵律中起作用，而在整个汉语诗歌中起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中、英文诗歌中，不同口型的元音均有助于实现中、英文诗歌的阳刚及阴柔两种美感。元音的这个作用在中国诗歌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起作用，而在英语诗歌中只起韵律作用。两种语言的单词的发音构成特点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2]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M].北京:高等大学教育出版社, 2006.

　　[4]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