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特征研究的发展与自觉

　　中国美学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图景: 美学思想、美学范畴始终是传统美学体系建构的核心线索和主流媒介，充斥着传统与西方、对立与融合、精英与大众等主义之争; 审美意识则因其零散性、复杂性、多义性、生成性、潜在性，以及对特定时期价值功能相对薄弱，显得较为边缘化。实际上，尽管借用西方美学方法对中国古典审美资源中的先进思想、独特范畴的整理和抽绎占据主位，但学界对美与审美的研究却是基于对审美特征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并以线性轨迹、网状格局、由 “器”入手的样貌，呈现出历史述求的价值自觉、系统探求的理论自觉、路径选择的方法自觉，共同指向 “中国元素”这一走向未来的复兴利器。

　　一、线性历程: 民族兴亡的价值自觉

　　审美特征之于中国审美研究的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是在古典审美意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彰显的，先后经历了救亡图存、论争图立、对话图新、复兴图强的阶段性述求，呈现出明显的价值自觉的线性轨迹。

　　( 一) 发轫期: “救亡图存”的治平初衷

　　20 世纪上半叶是审美特征研究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积弱已久的国力、落后挨打的现实强烈地刺激着胸怀天下、力图修齐治平的一代学人的振兴理想，使得 “救亡图存”的治平初衷成为当代学人的共同学术背景。有学者认为:
　　“20 世纪前半叶可以看做中国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起步阶段。”这一观点基本反映了当时审美特征研究的实况。一方面，以王国维、蔡元培、吕澂、范寿康、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蜇为代表的学者，循着晚清学人 “西学东渐”的学风，把目光投向西方，在审美特征研究中引进布洛 “距离说”、立普斯 “移情说”、谷鲁斯 “内摹仿说”以及克罗齐 “直觉说”，开启了借用西学梳理中国古典传统审美意识资源的理论先河。另一方面，以鲁迅、冯雪峰、陈望道、瞿秋白、蔡仪为代表的学者，以敏锐的理论自觉，把目光投向苏联，在审美特征研究中引进普列汉诺夫 “劳动说”、卢那察尔斯基“真善美合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是生活说”，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审美特征研究和体系建构的历程。两种路向的探索均以“救亡图存”为治平初衷，共同指向古典审美意识现代化转型，其成果为审美特征研究的展开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 二) 拓荒期: “论争图立”的历史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 40 年间是审美特征研究的拓荒期。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50—60 年代为前一阶段，举国新生的欢欣、百废待兴的空白极大地鼓舞着豪情满怀的中国学人的开拓精神; 80 年代为后一阶段，思想解放的启蒙、改革开放的触动空前地拓展了希冀学术新生的学者们的寻根意识，使得 “论争图立”的历史需求取代已然淡出的 “救亡图存”历史背景成为新的学术追求。50—60 年代 “美学大讨论”是马列主义全面主导中国美学研究的首次理论尝试，是中国学人主动、自觉地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引下展开推尊苏联的审美特征研究的表征。如果说，蔡仪、吕荧、高尔泰、朱光潜、李泽厚等人围绕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展开的这场论辩，初显了当时美学界的四种倾向 ( 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实践) ，那么，80 年代的美学论争，则是对上次讨论的理论深化。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等人在论辩中基本形成了反映论与实践论的对立，并以实践论的完胜落幕。延续 40 年的两次论争，掀起了“美学热”的社会风潮，不仅将美学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思维方式和单纯的美感经验拓展至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将美学研究的深度引向对美本质的探索和对美学体系建构的实践，彻底奠定了马列主义对审美意识由古典向现代化转型研究的主导地位。

　　( 三) 深化期: “对话图新”的时代风尚

　　20 世纪 90 年代是审美特征研究的深化期。这一时期，国内现代化提速、全球一体化风潮搅动了中国美学发展的线性发展模式与论辩思维传统，开始从 “论争图立”的阶段走向 “对话图新”的途径，借由对话、比较和会通的方式加速现代转型进程。一方面，刘纲纪、杨恩寰、蒋孔阳、朱立元、王德胜、张玉能、陈炎、朱志荣等人继续循着 “实践美学”的思路完善中国审美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杨春时、潘知常、张弘、王一川等人立足 “后实践美学”展开了对 “实践美学”的批判与超越。两种路向的学者对中国审美意识的研究均以 “对话”西方为基础: 实践美学家们往往立足于马列主义理论对李泽厚“积淀说”展开阐释、修正与深化; 后实践美学家们则立足于西方现代美学成果的引进吸收展开对集体理性倾向的超越尝试。二者共同开启了建构中国化审美理论体系的进程。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转而从更基本更直观的角度探本索源、考订归纳中国审美特征，无疑是切实成效的建设性工作。

　　( 四) 开拓期: “复兴图强”民族使命

　　21 世纪迄今是审美特征研究的开拓期。这一时期，审美意识之于人自身奥秘揭示乃至美学体系建构的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日渐凸显，学者们普遍意识到: 审美意识是与美学思想、美学范畴相比肩的基础概念。对审美意识尤其是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研究，关乎人自身奥秘的揭示，关乎对美本质等美学原理的基本认知，关乎美学体系的框架建构，关乎整个美学研究的基本走向，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转型的重要方向。在经历了 “救亡图存”“论争图立”和 “对话图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复兴图强”的民族使命升华，中国审美意识研究开始在本土化前提下步入现代化、国际化的快车道。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起点上，审美特征研究在前人艰难掘进和丰硕成果基础上，重新获得了向纵深发展的广阔空间。

　　二、网状格局: 建构系统的理论自觉

　　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蔡仪、朱光潜等人率先指出审美的直觉性、感悟性。随后有学者揭示了审美的阶级性、共通性、统一性、保守性、模糊性。洪毅然称审美既有阶级性也有共同性。蒋锡定则尝试从自然科学史中为传统审美意识寻求科学佐证，认为统一性蕴涵着将无序变有序、将混乱变和谐的本质力量，是一切美感的内在的基本原因。
　　王蒙认为，审美兼具创造性、变异性与保守性。王振铎则剖析了审美的模糊性。此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性、倾向性、超越性、发展性诸方面，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一道，共同形成了审美特征研究多元并举的网状格局，呈现出对审美特征系统探求的理论自觉。

　　( 一) 结构性: 本体路向的审美特征研究

　　主要以杨春时、邹华、刘旭光、潘天波、罗杰、张玉能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杨春时在对人类意识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审美意识是一种非自觉意识。邹华则从审美与科学和伦理实践的异同、内在特质与外部功能、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三方面阐明了审美意识的结构特性; 并述及古代审美现代转型问题。刘旭光揭示了华夏审美意识的四大结构，并从民间、士人和官方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
　　潘天波则引入 “力论” “场论”对审美意识的结构特性进行 “格式塔质”的阐释。张玉能认为审美意识对应着人脑的不同层次和功能区: 在存在形态上分显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三层; 在审美机制上分需要、能力、人格三层; 在心理能力上分科学、艺术、道德三层。
　　刘德明、魏清、卢红等人的观点与此相类。罗杰则将原初审美意识视为形成审美意识结构的 “经验元”和模式源头。这些研究吸收了审美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开启了对审美结构理论的系统建构。

　　( 二) 倾向性: 主体路向的审美特征研究

　　主要有内向性 ( 或个性化) 和聚落性( 或群体化) 两种向度。前者以张慧彬为代表。他从生理、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三个层面揭示了审美意识的个性化特征。后者以冯晓和傅谨、朱冠为代表。冯晓认为，社会形态和意识结构往往耦合成巨大的社会控制系统，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和美学趣味将长期制约人们的意识活动，影响着审美意识的聚落性导向。傅谨、朱冠认为，社会和集团也能作为基本审美主体从事审美活动，并有各自独立的审美价值判断体系和特定的、与个体审美意识相似却不同的群体审美意识。两种向度的研究拓展并深化了对审美特性的认识。

　　( 三) 超越性: 价值路向的审美特征研究

　　审美意识超越性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朱光潜等美学大家对此均有过不俗论述。新世纪以来，张世英率先由人文视角出发，从在场与不在场、有限与无限、表现与模仿、感性与超感性等角度论证了审美意识超越有限的本质，即以有限的事物显现无限。
　　陈守龙则从科学视角出发，认为审美意识是超知识、超功利、超道德的人类精神最高境界，它涵盖对美的 “愉悦”、对万物一体的感悟、对崇高诗意境界的追求等内容，决定道德追求和科技发展的目标，引导科技伦理进步，指引科技发展方向，是审美轴心说的核心内容。新老学者的研究成果共同奠定了学界对审美意识超越性价值属性的共识。

　　( 四) 发展性: 认识路向的审美特征研究

　　审美意识发展性已被多数学者广泛认同。吴育林分析了审美意识在原始神话中的发展历程。王齐洲认为，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通过概念定型化和符号化整合为重内心体味而轻形体视觉的审美思想，春秋时期的审美道德化是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李国春则认为，审美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具有直觉感悟性、时代阶级性、民族差异性和发展变异性。
　　杨小玲进一步认为，审美意识的发展是多元化的，既有时代的、民族的痕迹，又有个性化特征，二者的互动向前，使审美意识呈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
　　张艳则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下审美意识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决定着同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不是单纯的主观臆想，是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辩证统一。可见，学界在发展性的研究中，往往蕴涵着继承与发扬传统审美意识的认识论意义。
　　上述学界关于审美意识特征的探讨往往杂存于对其概念与本质、发生与起源的认识之中，也有许多专着专章和专篇论文，他们分别从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方面对审美意识的直觉性、感悟性、阶级性、共通性、统一性、保守性、模糊性、结构性、倾向性、超越性、发展性等特征展开多路向的研讨，为中国审美意识特征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三、由器入道: 不断突破的方法自觉

　　方法探求是审美特征研究的重点。王国维、蔡元培等率先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从文学、宗教诸方面切入审美民族性研究; 梁启超、钱穆等则偏重从历史、学术、思想诸方面对此展开梳理; 邓以蜇、王朝闻、宗白华、朱光潜等更致力于从文艺方面揭示中国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其后，李泽厚、蒋孔阳、叶朗等人不仅在前人垦拓的基础上继续从文艺方面深入挖掘，而且逐步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带入其中。随着学界对审美物化形态媒介属性认识的深入，审美特征研究渐成显学: 研究视阈极大丰富，由文学、艺术拓展至政治、经济、科技、历史乃至日常生活诸方面; 研究范畴极大拓展，由点向面、由横向纵、由局部转向整体、由微观转向宏观; 研究方法日渐精微客观，开始由以往的从主观直感的思想之“道” 入 手 以 “器” 证 “道”、从 仪 制 之“礼”入手以 “器”载 “礼”逐步转向从客观存在的物态之 “器”入手以“器” 体“道”。这些实践探求或宏观解析，或微观窥探，或以物化媒介体悟，均呈现出学界对审美意识特征研究的方法自觉。

　　( 一) 以 “器”证 “道”: 宏观解析思想之途

　　除王国维、宗白华、李泽厚等前辈美学家，还以张柽寿、张文勋、周湘萍等人为代表。张柽寿明确提出审美意识具有民族特色，认为中国审美传统代代相传，千古不易: 一是真、善、美统一的道德审美; 二是直感与认知统一的审美直观性、模糊性和非体系性;三是审美主客体统一的中西审美异质性。
　　张文勋从 “人文意识的渗透”“国家民族意识的张扬” “主体意识的强化”“超越意识的升华”四个方面探讨了古代审美的多样化和多元结构。蒋孔阳称其从儒、道、佛三家学说中探究中国审美的民族本源，扩大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蒋永文则从视野拓展、方法汇通、理论升华三个角度总结了他的学术贡献。金丹元也指出其以文化思想为经，以审美意识为纬，在儒、道、佛合流与比较研究中归纳华夏审美特征的研究路径。周湘萍则从整体形象和逻辑抽象思维模式比较角度剖析了中西方审美在主客、感性理性、时空观、美真、美善关系上的民族差异。这些研究 均为以“道”为中心的以“器” 证“道”的宏观思想解析，尚未触及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媒介属性。

　　( 二) 以 “器”载 “礼”: 微观窥探仪制之路

　　主要以周腊生、施建业、陈望衡、朱郁华、黄交军等人为代表。周腊生从功利性、直觉性、封闭性三方面揭示了上古神话中的先民审美特点。施建业从地理、历史、文化三重因素剖析了汉族审美的内向性，并以园林、艺术、人物评鉴之 “器”佐证 “以理节情”“中庸之道”等仪制之 “礼”对内在、深层的汉族审美的影响。陈望衡、王诗群也就此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冯艳冰、朱郁华、苏和平剖析了服饰、建筑之“器” 中色彩所承载的等级、仪制 之“礼”。朱堂锦、张鹏、李翳、黄交军、单鹏程、许宝丹、蒋书丽、谌莉文等人，则揭示了语言、文字之 “器”中所承载的仪制之 “礼”的民族审美内涵。这些研究都是以 “礼”为中心的以 “器”载 “礼”的微观仪制窥探，揭示了古代审美植根礼法纲常的 “别异”之实，暗含着对审美意识物态化媒介属性的引而未发的方法直觉。

　　( 三) 以 “器”体 “道”: 客观 绎物态之匙

　　主要以王志孝、武文、张彦哲、赵明、朱志荣等人为代表。王志孝认为文艺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表现和物态化形式。武文则明确了审美意识的文化中介意义和价值。而这种中介意义必然着落在物态之 “器”上。对此，张彦哲认为，审美意识的物化是在审美理想的指导下、以审美感受为基础、以审美趣味为特色的审美情感的对象化。
　　赵明认为，审美意识物态化是艺术美创造的首要问题，物态化的目的、方法、中外美学史上的例证以及物态的任务和条件，都是艺术美创造中应当把握的问题。
　　审美意识物态化特性由此彰显。据此，我们可以借由人类创造物遗存直接把握古人对自然、人生、艺术之 “道”的体悟水准。循着这一线索，朱志荣等人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审美意识物化理论，更直接从文物、器物、文艺遗存等物态化、多元化的媒介之“器”入手对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展开了开拓性、典范性地系统研究。自此，学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找到了审美特征研究的最佳媒介，实现了由 “器”入手、以 “器”体“道”的路径转移和方法升级。

　　四、中国元素: 走向未来的复兴利器

　　如前所述，百年中国审美意识特征研究经历了价值自觉的线性轨迹，描画出理论自觉的网状格局，探索到由 “器”入手的科学方法和以 “器”体 “道”的最佳路径。与此同时，也拉开了立足本土、对话国际、面向未来的复兴序幕，走到了改变欧洲中心主义、建立中国学派的重要关口。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审美遗存?
　　如何从经典思想家那里接着讲，以实现中华美学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全球彰显?

　　( 一) 总结历史经验，凸显 “中国元素”

　　百年中国的审美研究实践给予我们三重启示: 其一，中国形象须凭借中国元素的器物承载方可牢固树立。凡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器物、文物、遗存、遗迹等审美意识物化形态，如编钟、毛笔、砚台、折扇、苏锦等，都能够以其独特的中国元素在国际文化交往和交流中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载体，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刻的符号印迹。其二，中国精神须依托中国元素的礼仪光大方可久远传播。刚健有为、中和为美、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往往蕴涵于长期积淀的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等礼仪制度之中，显现于社会习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离开了礼仪的光大，这些精神亦将无所依存、行之不远。其三，中国气韵须借由中国元素的文艺形式方可完美彰显。
　　中华民族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文艺实践中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重 “气”尚 “韵”的天人观、文艺观和气韵观，这种独特的中国气韵往往借由书法、绘画、雕塑、园林、音乐、舞蹈、戏曲、诗词等独特的文艺形式展现出来，离开了这些鲜活的土壤， “气韵”将失去活力，不再生动。可见， “中国元素”是我们走向未来、复兴美学的利器。

　　( 二) 紧扣 “中国元素”，盘活审美遗存

　　新世纪以来，朱志荣等人的实践为我们趟出了一条新路。他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生成、演变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进而详述了商代审美意识的背景、起源、特征、嬗变，揭示了人类创造物中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 随后集中阐发了商代审美意识本身及其变迁的特征，总结并开拓了研究的视角、方法; 他还进一步直溯中国审美意识源头，明确提出并带领团队展开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研究，在梳理审美遗存、发掘中国元素方面实绩斐然，创拓出中国美学研究的新范式。
　　对此，朱军、陶国山、李修建、王惠等人俱有专文论述。朱志荣等人研究的命意，旨在解读、分析和概括中国古代的艺术品、生活用品遗存中的审美意识物化形态和相关信息，从古代审美资料中为我们 绎出符合中国传统、极富民族特色、代表中国形象、蕴藉中国精神、彰显中国气韵、堪称华夏表征的中国元素。他们的研究尚在继续，期待他们取得丰硕成果。

　　( 三) 立足 “中国元素”，创建中国学派

　　站在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新起点上，当代学人要创建世界美学体系的中国学派，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传播当代的中国精神，彰显独特的中国气韵，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循着朱志荣等人创拓的审美意识研究新范式，以中国元素为复兴利器，梳理和总结中国形象在器物层面的物态媒介，发掘和整理中国精神在制度层面的文明载体， 绎和提炼中国气韵在 “道” “体”层面的思想内核，就成为我们复兴中华文明、创建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对审美意识物化属性的灵活运用，也是审美意识理论发展的时代需求，更是“复兴图强”民族使命的重要实践。

　　结 语

　　综上可知: 首先，百年中国审美特征研究是在古典审美现代化的总背景下循序展开的。它以引进西学为起点，以研习马列为进阶，以对话国际为手段，以草创中体为旨归。
　　既具有显着的线性轨迹和价值自觉的历史述求，又具有明显的网状格局和理论自觉的系统渴求，还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方法自觉的现实探求。其二，当代中国审美特征研究始终立足中华民族这一本根，致力于审美意识的理论新创。它立足本土、赓续传统，融合会通、走向现代，对话国际、面向世界，开始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昂扬姿态，走上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复兴图强”转型轨道。其三，中国审美特征研究的未来终将着落于 “中国元素”这一复兴利器之上。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的全球彰显，势必要以“中国元素”为复兴利器，梳理和总结中国形象在器物层面的物态媒介，发掘和整理中国精神在制度层面的文明载体， 绎和提炼中国气魄在 “道” “体”层面的思想内核。而这一切，都有待于学界在新世纪新征程上的共同垦拓与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杨春时． 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J］．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1) ．
　　［2］ 聂振斌．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洪毅然． 简论美和审美意识的阶级性和共同性 ［J］． 社会科学，1980，( 2) ．
　　［4］ 蒋锡定． 统一性思想与审美意识 ［J］． 宁夏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1983，( 4) ．
　　［5］ 王蒙． 审美意识的保守性 ［J］． 文艺理论研究，1984，( 4) ．
　　［6］ 王振铎． 论审美意识中的模糊现象 ［J］． 许昌师专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86，( 3) ．
　　［7］ 杨春时． 审美意识系统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1986．
　　［8］ 杨春时． 意识结构与审美意识 ［J］． 福建论坛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6) ．
　　［9］ 邹华． 审美意识的结构与功能 ［J］． 西北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88，( 1) ．
　　［10］ 邹华． 外倾直觉与动态观照———审美意识的历史更新 ［J］． 人文杂志，1994，( 6) ．
　　［11］ 邹华． 再现与模仿的历史差异———审美意识的重新区分与选择 ［J］． 社会科学辑刊，1997，( 3) ．
　　［12］ 邹华． 审美封闭与审美残缺———古代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规定 ［J］． 人文杂志，1998，( 2) ．
　　［13］ 刘旭光． 华夏审美意识的四维复合结构［J］． 河北学刊，2006，( 1) ．
　　［14］ 刘旭光． 民间———士人———官方———华夏审美意识的功能结构论纲 ［J］． 社会科学辑刊，2006，(3) ．
    ［15］ 潘天波． 力与场———审美意识的格式塔律［J］． 时代文学，2006，( 6) ．
　　［16］ 张玉能． 审美意识与大脑定位 ［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0，( 3) ．
　　［17］ 张玉能． 论审美意识的总体构成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 ．
　　［18］ 刘德明，魏清． 人和动物审美 “意识”的共同生物学基础 ［J］． 生物学教学，2000，( 9) ．
　　［19］ 卢红． 审美意识中的非理性认识 ［J］． 求索，2000，( 2) ．
　　［20］ 罗杰． 审美意识的元形态———原初审美意识［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