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生活时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与传统社会足以形成分划的、现代社会独有的一系列特性和价值观念,比如理性至上、人类中心、文明进步、科技万能等。
当我们讨论现代性时,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的经验分析,总是比概念推演更切身、更有说服力,而在经验分析中,审美和消费,就如同人体的面容与脉搏,是我们诊断现代性的重要症候。
一、现代性语境中的“审美”与审美主义
众所周知,“审美”和“美学”都对应于英文的aesthetic,其希腊文原意是“感性学”。“美学之父”、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就曾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认识的学科。然而,“美学”或“感性学”这个概念本身,却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体验与知识的关系中,两者固然可以联结,生活的记忆也可以借助语言得到贮存、激活与再造,但是,知识以及语言毕竟只是指示性的标签,不等于它所意指的鲜活的生活体验本身。而“美学”则意味着要以理论和知识的方式把握感性体验,以清晰明确的语言把握无法言说的事物。美,是令人陶醉的;但只有美,美将不成其为美,因为我们将沉陷基中,无法自拔,也无法言说,无法传达。因此,我们只能有距离地“审美”。
审美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理性的全面胜利。理性的实质,在于超越当时当地的限制而谋划未来,它表现为一种让“现在此时”服从了“之后理应到来之时”的心理习性。
人类凭借理性,从与万物一体的状态、从自然的连续性中脱离出来,不再像动物那样浑然天成地存活、即时直接地满足欲求,而是能够经营和生产,把周围的事物视作以其功用而连接起来的诸种工具。从理性到科学,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大工业生产,人类社会不断加速进步,创造了一个日益繁荣的物性世界。然而,这种基于理性和生产而从自然中分离、建构起来的现代文明,也承受着反向的、寻求同一性的张力。审美的诉求,可以被视作理性对于原初浑然一体状态的回望与乡愁。如同《启蒙辩证法》中举的例子,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遭遇“塞壬的歌声”时采取的机智策略,集中反映了审美的机制。塞壬的歌声是“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对于要保持自我的人而言,它带来的是“丧失自我的恐惧”、“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死亡和毁灭的恐惧”。奥德修斯聪明地用蜡塞住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奋力划桨,而自己则被牢牢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如此一来,塞壬的诱惑就毫无作用,成了艺术,而艺术享受与遵令而行的劳动也就此分离并形成了呼应的关系。
艺术和审美,于是成为对人类理性与生产进程中不断的自我疏离的一种补偿,甚至与之形成了合谋,使人可以在生产发展的同时有距离地观赏美,在自我持存的同时体会自我的丧失及其与世界的重新融为一体。
具体到个体生存层面,在现代化进程中,人被纳入到庞大而精密的生产体系之中,生存情境在社会分工中被碎片化,呈现为狭隘、零散的经验。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的高度商业化,更是导致了人们生存体验的漂浮无依,产生了对自我确定性的怀疑,甚至产生精神危机。对此,有三种可能的反应:一是回归传统,试图在自然和乡村中找寻传统社会的那种祥和与宁静;二是向前迈进,将理性发挥到极致,塑造了像“福尔摩斯”这样的精明强干的思维主体;三是寻求审美化的生活情境,心灵则沉醉于自我营构的美的空间、美的瞬间。这里的第三种反应就是审美现代性。它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否定和反抗作用,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对抗和自我救赎,也是发生在理性内部的感性对理性宰制的造反。
这种发轫于现代性而又具有批判意义的审美追求,具体表现为“审美主义”思潮。审美主义也称唯美主义,对应于aestheticism一词。它主张用审美原则取代其他的社会和精神的法则,将审美视作最高的价值标准。正如尼采所宣称的:“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的理由”。
在文化艺术层面,西方早期审美主义者崇尚艺术自律,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生活实践层面,它也表现为“为艺术而生活”,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尔德就一方面强调艺术独立,指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一方面又把生活艺术化原则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从室内装修到书籍装订、从青瓷花瓶、孔雀羽毛、日本屏风到中国明代家具,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生活用品的选择,无一不奉行艺术化原则以追求审美效果的极致”。
包括服装、装饰、用具、城市建筑在内,日常生活所及的诸事物都是审美化的对象。
然而,从总体上说,这种审美主义救赎的路径最终难免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境地。在文化艺术层面,虽然艺术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地位,艺术家主体也获得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可是,艺术家艺术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的生活方式天然矛盾,他们只有将自己信奉的理念变为时尚甚或商品,才能获得实际的生存条件去实现对艺术的追求。同样,艺术品也只有采取商品的形式才能得以“出场”,在竞价中获得追捧崇拜。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商品社会的艺术品是可以通过技术复制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失去了“韵味”。
这就是审美超越功利却又浸淫于资本之中的二律背反。一切“都变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审美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也必需依托商品的形式来实现自身。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极富创造力的少数“精英”可以自得于某种生活意境或审美作品,普通人的审美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在对商品的购买中完成。这既使审美平民化、大众化了,也使审美不再是独特的、有韵味的,而是批量的、有时甚至是肤浅的了。审美也由此逐渐失去了批判性功能,审美主义走向了审美泛化。
二、审美泛化与消费文化
审美泛化出现在西方,是资本主义商品世界高度发达的产物。作为一种有所特指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它不再只是对现实的美化,而更是一种“超现实”的自我增殖过程。作为社会历史过程,它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审美、艺术经由专业化和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品,被纳入到“资本的逻辑”中不断增殖拓展;二是商品及其消费超越实用价值而向审美发展,审美刺激消费并作为商品附加价值被无尽地追加。作为一种社会状况,它表明商品化的美和商品的美化遍布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并存,汇聚在日常生活中喧嚣沸腾。审美艺术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艺术场馆,也不被专业的艺术家垄断,在街头广场、超市商场、公园游乐场等日常生活空间,随处都有审美艺术活动的发生。看起来,整个社会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过程,使当代社会的生活形式越来越具有艺术性,然而,与之伴随的却是审美的原初意义被湮没,个人化的审美冲动被化解,整个社会同质于单向增长和失度消耗。在审美泛化中,虽然世俗生活对古典的美学理想也有所回应,但这是以世俗生活自身的逻辑进行的。随着工具理性的强化和物的丰盛,商品日益转化为形象,商品世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即景观世界。形象的幻觉使商品拜物教获得了感性基础,“形象即资本:资本积累使资本变成了资本的形象”。
形象本身也渗透着资本的逻辑,无限制地增生,商品的实用性价值反而退居其次了。于是,商品包装、商业广告、商场会展以及精心规划的街区和广场,这些令人陶醉的声色景象,不间断地再生产人们的欲望,使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活动中审美的分量日益加重。但是,这种审美活动终究是资本积累和运作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消费文化的附庸。
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存在着从生产主义社会到消费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认为只有通过生产财富才能不断增加,物质需求才能不断获得满足。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还成了增加上帝荣耀和确证人生得救的途径。于是,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地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努力生产出更多产品,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随之迅猛发展。但是,随着生产的相对过剩,如何消化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逐渐成为一个难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开国际市场,资本的高速运转得到了延续,但是,这种空间的扩张,只是将问题往后推延了,并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制造业率先推行的“福特制”改革为标志,消费社会初露端倪。这时,工厂生产流水线开始出现,工人福利大幅提高,闲暇时间也随着“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而增多。这在提高全民消费水平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欣欣向荣的发展。消费,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导力量。然而,人的消费需要终究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导致的产品过剩再度困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消费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大众审美的作用被发现了。这时的大众审美,主要体现为时尚。正如德国学者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所言,时尚提供了不断生产的可能性。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为我们的精神带来安宁,特殊性带来动感。时尚是大家都追求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这种活跃的变动性中,社会不断地重新建构和维持着一种等级性。“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与较底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底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
时尚的本质在于,它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拥有,其他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它就不再是时尚了。时尚能给人以特殊的满足感,不仅自己接受着特别的、令人惊奇的东西,同时又内在地觉得自己受到一大群正在追求相同事物的人的拥趸。时尚是审美与消费结合的典型现象。它使消费早已超越了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功用性阶段,而变成审美活动的竞技场和身份区分的标榜物。对时尚的追逐,加快推动了商品的更新换代,也以“创造性摧毁”(熊彼特语)的方式保证了资本的持续高速运转。
于是,审美与消费日渐消除界线,并在资本运作下趋同于现代消费主义的逻辑。这种消费主义,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所在。在现代消费文化中,消费主义成为一种强势的、主导性的运作机制。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以审美泛化为表征,使“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它最终呈现为向“符号社会”演变的趋势。社会按照符号逻辑构建成一个象征性、等价性的等级体系,物品以及人的需要、人的特征则要被转换成这个体系中的符号才能被认定;符号与商品联合生产,通过操纵大众消费,完成资本的增殖和社会观念、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一趋势,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被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符号”消融了一切界限,并在一定社会空间内,无规则、无限制、无休止地增长和扩散———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就是“内爆”。
审美与消费的合流不仅发生在西方,也是近三十余年发生在中国的一种重要现象。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社会发展的物向转折,现代消费文化开始在中国萌动,随后,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物质丰裕,也使商品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西方消费文化作为市场扩张的先锋强势侵入,冲击和改变了中国消费文化的原发态势。这种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消费文化,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它以强大的资本力量和令人艳羡的外在形式进行向全球渗透,把人们的生活世界全面卷入其中。
今天,各种商品连成了一个“商品世界”,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商品所“包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能不正视源自西方的审美与消费问题。
三、审美价值的蜕变与生活空间的拓展
审美与消费的合流,是以世俗生活的方式特别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的。这决定了它终究摆脱不了这种运行机制的痼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它意味着精神价值的衰落和消极的社会控制。马克思在谈到“美”的问题时曾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内在于自然之中,对自然、对本能直接、即刻地顺从,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志的对象,“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们按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是指人的活动是活动本身和对活动的超越的统一。人在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发生着的和似乎必定发生的“现存”事物。审美的消费化却巧妙地化解这种原本具有超越性的审美冲动,审美变成了无深度的消遣,变成了资本运作体系之中的一个领域。按照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分析,资本主义文化不过是批量生产、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一种“商品”,而统治集团制造、操纵了“虚假需求”,使大众“自愿”接受。现代传媒美化、幻化现实,人们却信以为真,并带着这种迷醉流连于以消费为核心的世界。显然,这种迷醉是对现实的逃避和顺从而非抗争和超越。人们只受消费欲望驱使,反而弱化了与环境、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成为“单维人”;社会也成为一个“离散社会”,缺乏总体性的反思和否定。这种精密、细致而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审美冲动被转化,艺术的颠覆性力量被化解,于是,“今天不再有审美的内在张力了,剩下的只有各种杂乱无章的兴趣”。
其次,它产生平等的幻觉,却并没有真正实现每个人对审美要素的自由享有。当代消费文化使大量的审美资料散布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本应该为人们的审美追求和生活质量带来更多便利,但是,商品包装、商场布景、商业广告等审美要素都是作为商品的附加价值、作为利润的增长空间而存在的。对于以占有和增长为目的的功利性系统来说,商业审美领域无疑是诱人的蛋糕;而对于消费者,要享用这些审美要素,先要有足够的货币支付能力才行。商品借由审美要求获得的附加价值越高,门槛就越高,能够真正享用到的人也就越少,不同的人群能够消费的范围显然不同,审美于是成为“区分”的一种手段,不同的“习性”或情趣、风格成为不同身份的标志。由此可见,以大众审美为内容的消费文化,远不是审美的全面化、普及化,而是包含着审美的等级化。
最后,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的失度消耗。消费社会状态下的社会生产与消费,和产业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换言之,消费主义只是生产主义的升级版。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它们所实现的无非是将能量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转移和积聚,而这种过度的能量积聚,却正是现代社会日益面临严峻危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源。从具体的生产环节来说,经济理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决策依然要经由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后做出,“确定包装设计和包装材料的……是一味要降低生产成本的制造商”。
从消费来看,消费者看重商品的符号价值甚于使用价值,结果导致了物的荒废或浪费。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堤清二所言:“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转化为使用价值而弃置的话(从全球或个人消费来看都一样),那样就只有能源劣化的规律起作用了。”
总之,泛滥的影像、符码、审美材料的运作,总体上都是对资本逻辑的顺从与翻新,而对于是否会过度损耗能源、破坏环境等情况人们则漠然置之。
另一方面,审美主义的变迁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也包含着积极的意义,它意味着经济发展向人本价值的回归,同时也不断为个人提供着新的生活空间。审美被当作商品元素来推行,这戕害了审美本身的意义,但从商品发展的角度看却又是一个进步。以经济领域的“虚拟经济”为例,它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为核心,其发展势头已远超过了实体经济。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掌握了新的增长动力,即人们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形态。这客观上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人本含义。审美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一度被遗忘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归根结底是人们为了满足需要、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活动,追求经济增长最终应归入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发展这一总体过程。同时,在审美泛化的境况里,由于审美包装升华了品位,物品所提供的就不只是实用效应,更主要的还有瞬间个人快感、社会意义的生成,消费者所购买的除了实物,更有蕴含其中的符号、理念甚至生活方式,这使消费者在一定空间中获得了自我和自由之感。消费活动也是主体建构的过程,生存体验、消费快感、对社会意义的占有都是主体生成的中介,通约了审美与消费。此外,对于在经济学意义上无支付能力的人来说,灯光、树木、草丛、街道、店面和商场,这一幅幅优美如幻的图景,相对于文明之外的蛮荒黑暗,也给迷失于纷繁世界的人们带来了一点心灵的安慰。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高效生产,使文化和审美能够大量散播,客观地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人们的审美活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四、消费文化困境中的日常生活实践
避免陷入消费文化困境的根本途径是消除作为其物化根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当前还普遍看不到超越资本主义的曙光,按照吉登斯的说法,除了资本主义,可选择的只是如何规治资本主义。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倾向于赞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论断,肯定现代性的进步意义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它提供的更多可能性,从个人的生活空间出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自觉的构建。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可以采取米歇尔·德塞都所说的抵制(resistance)战术,在不离开消费主义文化统辖的势力范围的同时又逃避其规训,并进行一种消费者的生产,发挥消费者的创造性,在秩序内部进行充满诗意的探索,为自身构建一片审美生存空间,他认为,“居住、晃悠、说话、阅读、采购以及烹饪,都是制造出这种战术诡计和惊奇效果的活动”。
结合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特征,我们在进行这种“消费者的生产”时,至少应当遵循和体现以下一些基本的理念:
一是人本理念。马克思曾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表达。事实上,消费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应当以人自身为其目的和价值归宿。因此,我们应当确立一种基本的观念:消费要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为了避免人们在自我满足、自我塑造的审美消费活动中迷失自我,必须在消费实践活动中注重养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恰当满足各种需要,顺应自然节律,保持机体健康、畅达,最终尽天命、享天年。这种人本理念,强调发挥个体的主观调节作用,特别是面对当代消费文化的魅惑,应当具备对于社会运行机制的自觉反思,即使置身于“物体系”中,仍能不为物性所淹没和同化,从而在具体的日常审美和消费行为中,安然自适而不随波逐流,使真实的需要得到满足,使生命得到适宜的滋养舒展。以这种方式,使审美恢复其自由自觉、内在充盈的状态,也使消费成为愉悦身心的“养怡之福”。
二是环保理念。消费既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是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交流方式。在这个层面,我们应当重视“环境美学”,让我们身处的环境能够长远地提供优美舒适的生存空间,也应当提倡注重“与环境匹配”的消费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摒弃自我中心立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工业系统长期为生产而生产,既带来了制度化、经常性的过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以企业为基础,经济活动丝毫不考虑自然界整体意义上的能量运行,结果是导致系统能量不断积聚,在熵增趋势不断加强。对此,法国学者巴塔耶曾提出基于“普遍经济学”的耗费理论,认为应当主动“失去”积聚的能量,否则,过度聚集的能量必然以灾难的形式被动释放。在他看来,20世纪上半叶充满战争与动乱的历史,就源于19世纪以来的长期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巨大能量,“过量的工业是最近的战争特别是一战的起源,这个观点有时遭到否定。然而,这两次战争流出的,正是这种过量;这种过量的规模赋予战争以非凡的强度。”
因此,我们要自觉审视经济增长,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前提下加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把消费引导的增长型社会变成可持续的和谐社会,应当是我们唯一明智的选择。
三是品质理念,即从追求数量回归到注重质的差异。物质主义的过度消费与快感体验未必能带给人真正的精神愉悦。回顾审美主义的变迁历程,似乎正应了海德格尔的断言:历史开头以后,是肤浅化以求普及,是保不住开头,于是,所谓的伟大形象不过成了数与量的堆积。
这种数与量的堆积,使人容易茫然迷失,反而妨碍了精神家园的构建。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仍处于蓬勃发展之势。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势渗透,中国的消费者主体很容易陷入浮躁和慌张,在渊深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西方模式面前呈现出一种自失的状态:在紧张追逐“时尚”的同时,却严重缺乏属于自己的体验和创造。
面对这种情境,我们作为同时是审美主体和消费主体的现代个体,必须进行积极的日常生活实践,利用所及的资源实现一种“按照美的规律”的、有意味的创造,在与社会、与自然的连接中,体会自己“在历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并完成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