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内控机制的现状
3.1 国内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基本情况概述
目前国内农村商业银行是从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是我国农村信用社从2003 年开始深化改革后转型的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信用社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机构，一直以来作为支持我国农业及农村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核心力量，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因此，其改革与发展事关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大局。199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正式脱离了，标志农村金融改革的开始，2000 年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2003 年发布的1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通知》，揭开了农村信用社新一轮试点改革的序幕，2007 年，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曾经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把农村金融问题列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鼓励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更好的充当为“三农”服务的主力军角色，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不断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
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省级政府负责；二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扩大入股范围，提高入股额度，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形式，组织形式可采取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法人和两级法人等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转型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这三种转型类型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合作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互助金融，是以国际合作社联盟原则为准，为社员提供各种便利的金融服务，并以此作为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这种合作制的模式目前主要应用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如贵州省。
试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是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点揉合在一起，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兼具两者某些特征的改革模式。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民主管理和股权管理相结合，实行按交易量返利与股金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政策。试行股份合作制的模式即是希望将农村信用社逐步纳入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轨道[21].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模式，就是将其改制成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制是投资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这种模式始于 2001 年，与普通的商业银行一样，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企业性质，追求利润最大化，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实行同股同权，按股分红。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在促进产权明晰、强化约束机制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21].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实践上，江苏的常熟、江阴市，北京市，上海市走在了前列。
农村信用社作为最基层的金融组织，担负着支持农业持续发展的重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商业银行按照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组建，股金规模、股权设置、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相对完善，成立后，除保持“支农”的性质不变外，具备了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同等待遇，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将大大增强，是条件成熟的信用社改制较好的模式。
3.2 A 市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基本情况概述
A 市地处广东省的南部，广东省辖市，是珠江三角洲南端一个重要城市。
全市 9 个街道办事处，94 个乡镇，1204 个行政村，总人口约 187.6 万。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金融业监管部门政策的支持和导向。1952 年 11 月 15 日，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南溪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1979 年-1996 年期间，由 A 市农业银行代管，1996 年 12 月 31 日，脱离 A 市农业银行，成立 A 经济特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2005 年 1 月 14 日，在国务院、广东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A 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启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2006 年 4 月 23 日，A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辖属 11 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新设为 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完成了统一法人工作。2009 年 6 月 2 日，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到央行划拨的 15.45 亿元资金，成功兑付了等额的央行专项票据，这标志着自 2005 年启动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0 年 7 月 2 日，A 市政府召开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正式启动 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一步深化改革工作，目标是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011 年 1 月 13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同意 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启动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2011 年 1 月 27 日，A 市政府正式成立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小组，筹建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 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1年 10 月，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确立了“先增资扩股，再组建农商行”分步走的农村商业银行改制模式，破解了改制困局。2012 年 3 月 5 日，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成功完成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6.75 亿元增加为 18 亿元。经全面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改制农村商业银行监管指标全部达标。2012 年 4月 16 日，A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召开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履行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有关法律程序。2012 年 6 月 12 日，A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A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称。2012 年 10 月 10 日，银监会正式批准筹建 A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8 日，A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2012 年 12 月 6 日，银监会正式批准 A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2012 年 12 月 19 日，A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开业。
一系列的改革使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更科学，对其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A 市农村商业银行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加强了内部管理，并改善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产品和服务一步步适应市场需要，同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和资产的质量、流动性与收益性。
在内部形成了较好的文化氛围，在外部也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A 市农村商业银行是在监管部门整肃农村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产生的，定位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也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3.3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A 市农村商业银行成功改制后，面临着既要增加经济效益又要安全发展的双重压力，而且在国家实行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下，外部经济环境复杂，金融行业竞争激烈，新的机遇和挑战，给 A 市农村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的形势也更为严峻。它是从农村信用社发展而来，底子薄、起点低、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内控机制建设不完善等是它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因此首先得认真分析它目前存在的主要风险，再来研究应采取的防控措施。
3.3.1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从目前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现状来看，其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利率风险。
1、政策风险。主要指因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对商业银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A 市农村商业银行改制成功后面对的最大政策变化就是农村信用社时代的税收、存款准备金等优惠政策已经消失，而且这几年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态势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如何面对这些政策风险，继而实施防控是其首要解决的问题。2、利率风险。随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深入，A 市农村商业银行依靠传统的存贷利差收入将逐渐减少，同时为了应对同业竞争，其目前已采取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对策，因此将造成其资金成本上升，存贷利差空间缩小，盈利能力降低。
3.3.2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
1、信用风险。目前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主要存在于贷款业务，特别是“三农”业务，农民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赖债思想依然存在，而且这部分贷款业务更容易受“天灾”的影响而发生信用风险。
2、流动性风险。受农村信用社底子簿的天生缺陷影响，改制后的 A 市农村商业银行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出现流动性风险，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满足支付需要，更直接影响它的信贷投放能力，进而影响其盈利水平。因此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成了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首要经营目标。
3、财务风险。近年来 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最主要是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持续增长的资产作为支撑，但是收入结构单一，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低，财务收入的增长对资产规模增长的依赖性过高，对未来的财务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4、操作风险。A 市农村商业银行现有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老员工占比仍比较大，农村片员工及老员工普遍风险防控意识簿弱，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业务差错屡查屡犯，因此操作风险不容忽视。
5、信息技术风险。受电子化建设进程的影响，A 市农村商业银行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网络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数据安全和运行风险控制的风险仍然存在。
6、声誉风险。这几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人们对金融行业发展的关注越来越高，加上互联网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快捷化，对一些事件的处置如果不当就非常容易产生声誉风险。
例如 2013 年高州联社“9.27”突发事件就是因对事件处理不当产生声誉风险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由一次简单的取款服务演变成一个严重损害农村信用社乃至整个银行业形象的危机事件，其中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深入剖析、认真吸取，这次事件至少突出反映出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活人被“死”制度害惨了。前台员工坚持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但是当缺乏情感和智慧时，人最易变为工具，沟通不畅，处理不当，最易导致突发事件发生，客户受伤害，员工受伤害，企业形象更是严重受损。二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次简单的取款变成了“取人”、“死人”乃至后面的群体聚集、赔偿、舆论大面积传播等系列复杂问题。
三是正义的动机得到非正义的结果。相关制度、规定的出发点是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减少案件、纠纷，员工严格执行制度的动机是好的、正义的，然而事件发展到后面却由于沟通问题、服务不到位问题和客户不理解甚至恶意滋事，再加上媒体的失实报道，最后得到的是社会舆论指责银行冷血、霸道等非正义的结果。四是客观事实没有得到客观反映。事件中农村信用社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死者家属却有明显的恶意和过错，但早期的媒体报道却没有客观还原事件真相，甚至捏造了“猝死”、“拔了针头推他过来”等吸引眼球的歪曲失实内容，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