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任机制研究
6.1 研究假设及模型
如上文所述，关于安全生产监管委托行政执法这一举措，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安监局，而落实的情况则取决于街镇，尤其是街镇安办在其中更是发挥着枢纽的作用。
街镇安办既受街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也受安监局的领导，从更广义的范围看，安监局和街镇安办隶属于行政体制中的上下级关系。街镇安办是否主动积极地配合安监局委托行政执法的部署，并保证“出工”还“出力”,成为影响执法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我们需要探究影响街镇安办对于委托行政执法意愿的因素。经过开放式访谈，我们发现上下级的关系和信任可能是影响街镇安办主动执法意愿的关键因素。于是，笔者就安监局和街镇安办间的关系与信任机制进行了探究。这种委托行政执法可以看作广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这项研究也就可以被纳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任机制研究。
对于组织上下级的垂直信任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信任的决定要素和影响效果，进而理解信任者与被信任者的可信度问题[26].Kramer 和 Tyler[27]认为，从上下级权力大小不同来看，上级对下属的信任和下属对上司的信任有本质的不同，而其他学者并未指出两者的差异。
假设 1:上级对下级的一般信任（Tj）与下级对上级的特殊信任（Sij）之间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上下关系中，上级往往扮演的是类似国君的“家长”角色，而下属则扮演类似臣下的“晚辈”角色，双方角色规范的不同，将导致角色期待的差异[28].郑伯埙等[29]指出，在团队或组织中，上级会照顾下属的福祉，而下属要忠于上级，并听命于上级。
当上级表现出对下级的信任水平较高时，由于上级对下属的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均有助于增加上级的决策参与、信息分享和帮助指导等授权行为[30],上级多表现出授权行为，甚至表现出对下级个人及家庭生活上的关心，使得下级更有意愿参与到委托行政执法中来，并感受到来自上级的温暖，这时他们更容易与上级在情感上缩进距离，不再给上级“挑刺”反而顺从上级的领导和工作安排，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假设 2:上级对下级的信任（Tj）与下级感知的上下级关系（Gij）之间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彭泗清[26]提出，关系运作是建立和增强信任的重要机制。Dienesch 和 Liden[31]的研究表明，处在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情境下的下属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信任。Farh等人[32]的研究也认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直接的特定联结）与下属对上级的高水平信任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Chen 等人[24]指出，在工作中，上级会不自觉地依据关系将下属加以区分，并向与他们关系好的下属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晋升机会，进而，这些得到好处的下属会对他们的上级报以更大程度的信任并表现出更佳的工作业绩。
由此，我们认为，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有助于提高下级对上级的信任水平。
特别是，下级对直接上级的信任是人际信任的核心成分，其对个体和团队层面结果变量的影响最大[33].因此，如果能证实上下级关系可以影响下级对直接上级的信任，那么就可以通过改善上下级关系来影响信任关系。进而，我们提出假设 3.
假设 3:上下级关系（Gij）在上级对下级的一般信任（Tj）与下级对上级的特殊信任（Sij）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我们构建了如图 3 所示的研究模型。【1】
6.2 数据分析
6.2.1 相关分析
由于三个变量不处在同一个层次，并且上级对下级的信任是团队层次的变量，难以分解到个体水平，因此相关分析是在团队水平上进行的。由表 1 中的均值不难发现，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中的信任水平总体较高。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都是显着的。从三个量表 Cronbach's α的数值可以看出量表的信度符合要求。【2】
6.2.2 跨层次中介效应检验
笔者使用 HLM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的分析方法来检验提出的假设。笔者构建了跨层次的中介模型，在该模型中，自变量属于群体或组织层面，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属于个体层面，Zhang, Zyphur, Preacher[34]
将这类模型称为“2-1-1”模型，并就该模型的检验在 Baron 和 Kenny 验证中介模型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本研究我们采用他们的方法进行。
首先，我们构建虚无模型，使用方差分析 （ANOVA），将下级对上级的特殊信任（S）的方差分成组内与组间方差[35, 36],虚无模型如下：【3】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交互的视角下，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中信任机制，得出安监局上对下的信任跨层次影响到街镇安办下对上的信任的结论，这种信任关系的传导是部分通过街镇安办工作人员感知的上下级关系作为中介变量实现的。因此，要想理顺委托行政执法的主线，首先需要建立起安监局与街镇安办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交互的，可以通过提升安监局与街镇安办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