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传统文化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又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从完成任务到实现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什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会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笔者认为除了体现了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外，切合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核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胡锦涛同志关于和谐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观等论述中已经提及了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渊源。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

　　下面从以下五个层面具体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个体自身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和谐非常重视，有不少关于个人自身和谐的理论。老子认为，人的生命力绝不是与体形和体力的大小强弱成正比的，他甚至认为“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老子指出，初生的婴儿筋骨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牢固。“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意思是说婴儿整天号哭，但他的喉咙却不会沙哑，这是元气调和的缘故，也就是说婴儿内在气息和机理高度和谐，这正是强劲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的源泉和动力。钱逊认为老子的“防变致和之道就归结为一个‘弱’字”.[2]《淮南子 · 原道训》说:“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意思是对于成人来说，精神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来源于恬静愉快，无所好憎和不自夸自大，人有了这份共有的和谐，其他任何外在的差异都无碍于对人本性的靠近。《原道训》还说“: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

　　对于圣人来说，应该保持婴儿状态，“和弱其气”,不求外在的强大，而要专修于道的修炼，如果“未得道”而忙于“治人”,那是要不得的，圣人的快乐不在富贵中，而在道德的和谐中。至于那些统治者，更应该加强道德的修养而达到自身的和谐。《尚书 · 商书 · 咸有一德》:“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在修德问题上，要重视，要慎重，要和谐，要专一。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它对封建统治的维护和对民众人权的漠视而在民主革命某个阶段首当其冲。但是，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新审视中应该看到，“礼”的某些内容产生的消极作用，弊不在于“礼”本身，往往在于历代统治者们利用“礼”的出发点、方式和目的偏离了“礼”的创制者的初衷。《论语 ·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礼义伦常的存在，只是起一种工具手段的作用，而借以达到的和谐状态才是极为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意味着富于个性色彩的人与人之间的包容。《论语 · 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主为君子和谐中有不苟同的东西，小人只会人云亦云但无真正的和谐。这里的“和”如同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是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人与人形成的真正的和谐往往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为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孟子 · 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

　　对于统治集团来讲，他们的使命应该是使国家兴旺，百姓康宁，因此，和谐治国的思想在早期的执政方略中即有体现。《尚书》是虞夏商周的史书，其基本内容是四代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的记录，在这部书中，与政治有关的和谐思想更多地表现为君王训话中的和谐治国的理念和措施。如：第一，最高统治者要以“和”天下为本。《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 · 顾命》“: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周成王将死，恐怕太子钊不能胜任，命令大臣召公和毕公辅佐太子，成王死后，太子钊在先王庙受册命。册命要求太子钊领导周国，遵守大法，协和天下，以宣扬天王、武王的光明教训。第二，百官要精诚团结，否则政事必乱。《尚书 · 周官》：“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第三，各种政策要能适合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尚书 · 周官》“: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尚书 · 君陈》“: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在统治者看来，更理想是他们的施政方略能化为万民的和谐服从状态，整个社会形成上下和谐的状态，用当今有的学者的说法，就是“确立一种合理的公共性”.[3]《尚书 · 康诰》“:惟民其敕懋和。”统治者的成功，就是人民互相告诫，努力和顺相处。《左传 · 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周旋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上下都和睦相处，周旋而不悖逆，上面有所求用，下面无不具备，人们都知道行事的准则。“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

　　神灵赐降福祉，天时没有灾祸，百姓生计敦厚充足，和合一致，没有不全力听从在上者命令的，大家都用死来补填战死者的空缺。

　　孟子非常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在其以“仁义”为本的儒家情怀下，和谐社会往往以其基层社会的和谐形式出现。孟子在统治者那里难以找到和谐的因子，于是目光向下，关注民生，用他的政治理念构建了一个和谐自然的农村社会的图景。《孟子 · 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俨然一派道家的小国寡民面貌。可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统治者忙于推行霸道，根本无心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孟子的理想只能算是空想。

　　孟子和谐社会的计划往往是在其和统治者讨论之中提出的，统治者往往也并未当面反对，只是他们醉心于兼并战争，无意实施。而在后世失意文人笔下桃花源式的和谐社会理想，则纯粹是海市蜃楼，毫无现实的依据和实现的可能了，仅能化作失意文人们的一方精神安慰剂。

　　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自然的高度和谐性。正因为自然的高度和谐性和彼此相容性，所以在老子的哲学中，自然被上升成了一种不加强制力量而顺任自然的状态。《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在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老子》二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自然中到处充满着和谐的现象。《淮南子 · 原道训》:“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事物的和谐，会产生出奇妙的效果。人是自然界和谐运动的产物，也是和谐的一分子，理所当然是自然界和谐运动的维护者。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提升到“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天人合一”发源于《周易》，在宋代被张载首先明确提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 · 乾称》）总之，“宇宙是一个大系统，大系统是由许多小系统所组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系统，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小系统。”[4]

　　这种系统性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表现。

　　五、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自古就有“和为贵”的传统。《尚书 · 康诰》记述了周公时代天下咸集，各国与周王朝和睦共处的盛况:“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武王逝世，周公旦摄政。周公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在国都散布流言，毁谤周公。周公东征，杀了管叔；囚蔡叔，致死不赦。蔡叔卒，成王命蔡叔的儿子蔡仲为蔡国之君，而用策书告诫他。其中就包括了搞好与邻国关系的内容。《尚书 · 蔡仲之命》“: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策书要求蔡仲勉力本职，与邻国和睦相处，以保卫王室，以和谐兄弟之邦，而使百姓安居乐业。老子主张大国小国和平相处，且大国尤其应该谦下。《老子》六十一章“: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兼并战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范例。汉代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有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使节居住长安，明代有郑和七下西洋。我国现在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策略，闪耀着和谐思想的光芒，实践证明是受欢迎的，是成功的。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5]由于历史的限制，旧时代的统治者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中国共产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承传统，顺民心，应时代，瞩世界，实在是利显当代，功着千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EB/OL].
　　[2] 王才等主编 . 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C]// 钱逊 . 谈和谐文化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2.
　　[3] 郭湛，曹鹏飞 . 公共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依据[C]//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 论和谐社会 .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83.
　　[4] 王易 .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J]. 兰州学刊，2009（12）。
　　[5] 姚巧华 . 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 [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双月刊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