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前沿性又有诸多争议性的话题。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核心、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向。
一、哲学自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因为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
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哲学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自身文化的新觉醒，关键在于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介绍新思想”和“改造旧社会”的时代课题下，最先聚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抨击“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2]已是“魂游墟墓”。[3]
这一阶段，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觉认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4]
对辩证唯物论缺乏研究和宣传，否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哲学，甚至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马克思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5]
这使得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缺乏辩证的分析，从而未能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
1928年，唯物辩证法运动迅速风靡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开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开始拥有一种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毛泽东率先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要求“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6]注重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实际状况，树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7]
1937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唯物论思潮要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之途，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8]
《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精华相结合的典范，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论证。抗战开始后，辩证唯物论“在中国是更进一步向着‘联系实际’和‘具体化’的方向走过来了”，[9]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诉求和理论任务。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号召全党批判地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
1940年，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阐明了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建构起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学说。
从1941年起，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被提到首要地位，全党经过整风运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共识。1943年，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1]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实事求是”的传统术语作了新的阐释，用中国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概括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至此，终于确定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古今中外法”这一“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诞生前夜，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作了新的分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约占10%和90%，“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2]
1956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处于自发阶段，对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科学论证，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现象逐步发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方法。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希望尽快建成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结合点的选取出现失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影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极端地解读为“斗争哲学”，时代性和阶级性成为评断传统文化的基本标准。某个历史人物处于所属阶级的“上升期”，其思想就具有进步意义，如果处于所属阶级的“灭亡期”，其思想的进步性就遭到质疑。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此一时或彼一时的实用态度，用“破四旧”的方式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评法批儒”来印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封建遗毒”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释放出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负面效应。
十年劫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过，首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入手，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3]
以此为新起点，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重在建设”的新命题，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坐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继承，真正实现了从重“破”向重“立”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性和异质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基本原则，是在批判和传承中走向新的创造。在当下的“儒学热”中，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谐文化”是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儒学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这种观点，不仅有违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弃与创新的基本史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的提出，最先发端于邓小平对“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冷静思考，直接脱胎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思路。1979年3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12月第一次用“小康”一词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使用“小康”这个概念，形象地表达了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的发展目标，是说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4]他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5]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中国国情、中国文化诸多因素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在1982年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丢掉马克思和孔夫子这两个“老祖宗”，也不是简单地引述儒学的精辟语句来比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某些论断，而是讲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7]
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到党的十六大正式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对“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进入新世纪，为了全面推进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对两者结合的思路、方式和方法，不再以现有的哲学体系为框架，仅限于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等具体的理论构成，而是转向对两者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主要结合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融会和创造的新视界。马克思语境中“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追求“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提倡的“社会和谐”，指出这一观点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18]
他们指出了消灭阶级对立的根本途径，最终是要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方式，既承认存在矛盾和差异，又力求达到平衡与和谐状态。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反映了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中共中央准确把握新世纪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内核，汲取中国传统“和”的思想精华，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上升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全面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努力建设强盛、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塑造和平、发展、合作、负责的中国形象，将中国“和”的传统思想精华推上了新的时代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的“中国梦”，既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梦，又是人民幸福、人生出彩之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按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儒学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根植于宗法血缘关系的土壤，关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内涵，突出人的心性修养（内圣）和外在教化（外王），形成了经世济民的政治理念和天下己任的担当精神，但又推崇尊卑有序和漠视个体权利。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揭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
马克思用简短的语句概括和表述了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经说的“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20]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最后要达到的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21]
科学社会主义蕴涵的生产力原则、共同富裕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三者相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奋斗目标：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人民，“共同富裕”；个人，“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让每一个人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既秉持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又传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的“人本”与“民本”思想。
三、三个自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趋向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自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发展趋向。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崛起”震撼世界，“复兴儒学”颇具声势，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判标准，要“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碰撞、冲突、争辩与交汇，焦点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新儒学从文化、哲学、宗教各个视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中国，探讨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但并未确定有效改变中国的实践思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新了中国思想界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方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中国的基础上改变了中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开创了从“小康社会”到“现代化国家”再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创造了儒学处于统治的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把儒学作为探索和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指导原则。中国道路仍在创造和摸索之中，为化解快速发展中累积的各种难题、矛盾和风险，不仅要运用今人发现与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要运用前人累积与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文化价值观问题凸显了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价值认知和价值追求，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同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相承接。这种承接不是重归传统或抽象比附，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并融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近代中西古今之争的产物。20世纪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势和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西、马的关系展开对话与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彼此以“同情的理解”进行对话与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对话的综合创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包容性。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儒学化”，要“儒化马克思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孤立发展起来的，这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维度，将马克思主义固化为一种自我封闭、狭隘、僵化的理论体系，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主次关系，这是中、西、马对话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当代的关系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与儒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将儒学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的“王官学”。
方克立以“马魂、中体、西用”来说明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从“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和“支援意识”的关系。[22]
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立足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面向世界的学术视野，贯通和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大学术资源，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成就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
面对这一任务，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正式启动，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学术界围绕“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展开热烈讨论，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力求“返本开新”的理论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创新，旨归是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在变化，中国问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与此同时，又要结合新的实践，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概括和提炼“中国经验”，展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性、民族性、时代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民族自觉的指导思想和思维范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中国从封建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自汉代以来，儒学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根据，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帝制，制度化的儒学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而走向解体。学术化的儒学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从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源头，探寻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寻求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走投无路的中国人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实现“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和认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新中国确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自我完善。邓小平在1992年设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3]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国家治理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从政治哲学视野梳理和重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未来中国制度的创新，有扬弃地继承儒家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依靠制度依托实现中国的崛起。但大陆“新儒家”不再满足于对儒学政治思想的哲理探讨，从“学术儒学”、“文化儒学”、“民间儒学”转向“政治儒学”，提出回归儒学的内在理路来指导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儒家“王道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建立“儒士共同体专政”，实行儒家三院制，即：“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来担任，终身任职；“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的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人士担任。“政治儒学”对解决中国问题给出的制度设计，绕过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的巨大发展变迁，不仅无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反而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24]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中国在当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既无法解释中国在当代的崛起，更不能靠“儒化马克思主义”来实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善于继承和善于创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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