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辩论
过去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向资本主义转型问题的着作，这些着作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戴维森 ( NeilDavidson) 、波斯特 ( Charlie Post) 、巴纳吉 ( JairusBanaji) 和赫勒( Henry Heller) 等人的新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极大关注。这种重视表明，左翼对于向资本主义转型这一棘手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的兴趣日增。在这个问题上，对于那些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者经过长期辩论积累起来的大量文献的人而言，要把握其中的不同立场可能是困难的，更不用说理解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了。
然而在这些辩论中，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不同解释，还与一系列同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富有争议的其他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对转型的不同分析，将我们导向通往另一个历史和社会进程的不同路径上去。
这些辩论还与用什么特性来定义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有着紧密联系。
有关转型问题的分歧，通常源于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将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结构性特征，以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 和可能的后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
这样，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争论就不一定与政治策略的争论相分离了。如今对我们而言，虽然一个人在转型问题上的立场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更为间接了，但在过去，这种关系要显着一些。
最近，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着作所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是有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像转型这样的过渡性历史进程的相关持续争论。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家的观点受到如此多的评价、阐明或挑战，这就是他们影响力的证明。在这方面，史密斯( Ashley Smith)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发表了两篇评论，向《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读者介绍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担心的是，史密斯热忱地宣扬这种观念，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具有深刻见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他在非常积极地评价赫勒最近的一本书时，特别强调这一点，但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向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误解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画像。
读史密斯最近的评论，我们发现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立基于狭隘和机械地理解资本主义起源，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要素。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贡献是发展了一种深刻的辩证方法。以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开始，所谓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重申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并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定义资本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剥削者阶级和那些进行必要劳动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的直接生产者阶级之间一系列独特的关系。正是这些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决定了所有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并为所有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因此，要想理解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塑造了其基本特性的剥削性和冲突性的社会关系，即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开始。
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财产关系”的出现，代表了与之前的人类历史时代的突然决裂，因为无论是剥削者还是直接生产者都不能再依赖非市场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生存了; 正是市场依赖的普遍化赋予了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比如，其前所未有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倾向。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即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不能仅仅通过扩展诸如商业投资和贸易等古老的实践来完成，而只能通过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身上强加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也是新的“再生产”规则) 来实现。
使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起源的社会关系”中心论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倾向相反———而且，实际上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型的解释也相反———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解读资本主义的独特逻辑，从而也把恰恰需要解释的东西看做当然的假定。
资产阶级思想家眼中的资本主义
为了认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观点的重要性，将其批评者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展示出来是很有帮助的———这种观点即杰出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迈克森·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称之为“商业化模型”的观点。
对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而言，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一系列特殊的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而是由市场的发展———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从事贸易来满足他们特定需求的自然倾向引起的。支撑这一观点的见解是人类将会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为了赚钱或获得他们所欲求的商品和服务，除非受到阻扰，否则他们就会进行“易货交易和交换”。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指出了据称是在前现代阻止了市场全面繁荣的各种因素( 如低水平的技术发展、可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缺乏和既有的市场机制受到限制的特征等) 。
但不管论述的细节是什么，他们都假设一旦这些妨碍市场决定机制扩张的障碍被消除，“看不见的手”将会确保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市场中潜在的买者能找到潜在的卖者，反之亦然。随后，为了利用扩大的贸易机会，日益扩大的社会将会使自身适应市场的要求。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将会被逐渐取代，随后资本主义也将以其可辨别的现代形式出现。
这种观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是，无论你在哪里发现了追逐利润的投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冒险，你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由于早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的开端，就有商人和放债人试图从贸易和金融投资中寻求可能的最大回报，资本主义至少以其胚胎的形式，已经明显地跨越了编年史。
马克思主义者和商业化模型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转型的着作中，从马克思时代至今，上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明显的。这些着作通常依据像贸易这样古已有之的实践的繁荣，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商业化模型”中，扩展中的贸易网络、技术创新和大量货币或财富流入封建社会等因素的组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封建主义缝隙中兴起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通过贸易和投资而不是封建捐税之类的东西谋生。随后，市场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新兴制造业和生产贸易中心的扩张———削弱了封建主义的纽带。
然而，在特定的时点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旧的封建统治阶级试图继续统治的阻扰。这导致了旧制度的势力和由新兴资产阶级带领的大众反封建联盟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前者以失败告终。
上述叙事有许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了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商业化模型假设有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逻辑预先存在，这一逻辑体现在市场取向的经济实践中，因此它是建立在同义反复的基础上的。无论不同版本的商业化模型的细节是什么，它们都假定在商业交易机会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向资本主义转型。
商业化模型的影响，清楚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问题的第一次重大争论中，这场争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经济学家多伯( Maurice Dobb) 和斯威齐( Paul Sweezy) 之间。斯威齐批评多伯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因为多伯在书中主张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
相反，斯威齐认为封建主义包含的矛盾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种全新的生产制度，而且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是由不断发展的世界市场这一外在力量推动完成的。斯威齐对商业化模型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的论述中，资本主义产生于领主和农民利用世界贸易带给他们的新机遇。
然而，多伯的论证也有类似的缺点。他认为，封建制度下停滞的技术发展导致地主和农民之间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而且农民成功遏制了地主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企图，使得他们能够开始将自己的所得投入到再生产中去，从而导致了阶级的分化。最终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萌芽。在这里，资本主义又一次作为新营利机会的结果出现。虽然这一机会的来源在 P. 斯威齐和 M. 多伯的论述中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假设只要有机会，封建制度下的人们将会以本质上同现今资本家一样的方式在市场中追逐利润。
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
“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是“资本”，他们与马克思一样，并没有将资本定义为一笔财富、资源，一定量的可用于投资营利的货币，或是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一系列工具，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因为“资本”的后一概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分析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不断的资本积累来解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中，“资本积累”并不只是通过贸易或为市场交换而生产来获取利润的同义词。它也不仅仅是指下述这样的竞争性积累的条件———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间，不同的剥削者集团为了控制生产资料而相互斗争，这些斗争中的失败者面临着可怕的后果。
相反，资本积累是描述一种特别的结构性驱动力的简便方式，在这种驱动力的推动下，资本家被迫参与一场永不停歇的战斗，为了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必须不断努力削减自己的成本，并扩大市场份额，否则将面临破产的威胁。这些强制力的出现预设了向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转变，这种剥削立基于市场依赖的普遍化。只有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市场中都没有替代性的生存手段可依靠时，资本主义的逻辑才会成为可能。
要理解这一点，重要的是思考剥削在资本主义下是如何实现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人以工资或薪水为报酬受企业雇佣，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的意愿取决于从工人的劳动中赚取的利润———因此，如果某个资本主义企业发现解雇它的一些雇员会获得更高的回报，它就会那样做，而不管新近失业的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活会受到何种影响。
这并不必然地是因为资本家贪婪或不道德，无论他们的个人倾向为何，资本家必须寻求将他们的利润率最大化，并直面竞争，否则自身将面临最终被吞并的风险。
因此，资本主义剥削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工人在出卖劳动力的同时，也就同意让渡了辛苦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 换言之，除了创造体现在自己工资中的总价值的劳动之外，工人还必须进行剩余劳动) ，这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工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境况，源于以下事实，即他们依赖这些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因为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而且能决定是否将他们的资本投资于创造就业的生产型企业; 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之外，工人别无谋生的他途; 他们仅能通过寻找和保持一份工作，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活的物质必需品，尽管这是以受剥削为代价的。
与此同时，资本家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竞争压力的驱使，试图使他们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最大化。但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殊形式: 由于资本家可以根据需要雇佣或解雇工人，工人可以被提高了生产能力的机器替代。这一重要的事实使雇主通过用机器代替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力，在削减工人工资的同时而不减少他们的产出。因此，通过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资本家能够增加他们从劳动力中获取的剩余价值总量，而不用增加他们雇佣的工人数量。
事实上，资本家被迫使用下述方式作为他们的主要策略，来确保他们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为了避免落后于其他更有效率的生产者，他们被迫不断地将赚得的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结果，不断地努力提高效率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特点。正是这种通过将节约劳动的创新引入生产过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提取———将资本主义同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阶级社会中的独特性在于它趋向于将生产力不断地革命化。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即进行必要劳动来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的生产者阶级，已经失去了获得自己的生存手段的非市场途径。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直接生产者获得“双重自由”的历史过程———即摆脱了封建捐税和义务，失去了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描述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真实秘密”。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规则
普遍市场依赖的形成改变了剥削的性质。阻止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独特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原因，并不是生产力不发达或是商业发展受到限制; 相反，是因为直接生产者的核心群体保留了获取他们自身生活资料的非市场手段。结果，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存在的各种剥削者阶级，不能利用他们对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料的控制，从附属阶级的劳动中夺取剩余价值。例如，欧洲封建时期的农民，通常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可以用之来生产粮食或其他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因此领主并不能使用解雇的威胁来惩戒农民。
领主因此不得不依靠其他的手段来保证他们对剩余产品的控制: 本质上，他们依赖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超经济的强制”。关键的一点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依靠他们动员足够暴力的能力，或者是使用暴力威胁的能力，以使直接生产者交出他们生产的剩余劳动产品。
农民对领主承担的封建捐税和义务因时因地而异，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捐税的水平是依传统而定的，有时还会制定成法典。但仅仅是由于领主动员实质上的武装力量的能力，才可防止农民将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或全部产品留为己用，或者是试图逃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归宿。
同样，除非奴隶主有足够的强制力来凝聚和维持大量的非自愿奴隶劳动者，否则奴隶制也是不可能的。
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对直接强制力的依赖，对他们用来提高自身竞争地位的策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财产总是“政治性的建构”( politically-constituted) 。
例如，每一个领主都得建立自己的迷你王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就有一种恒定的推动力促使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积累更多的资源，以购买更多的强制手段来反对其他领主，并对农民进行剥削。但领主获取更有效的强制手段的方式表明，前资本主义倾向于增加绝对价值，其具体方式是使农民更加辛苦地劳作或扩大生产范围( 通过兼并之前未有人居住的土地或征服新的领土) 。
与此同时，加之身上的剥削形式和条件，农民就不断与领主进行着斗争: 他们的目标是减少必须上交的捐税和保证自己对土地的支配。但农民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专注于生产自给; 他们倾向于生产尽可能多的生存必需品，而仅会将一小部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无论如何，为了市场交换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在农民控制了他们自己生活资料的情况下仍是微不足道的。在不存在市场依赖的条件下，农民没有理由使自己屈从于市场的沉浮。农民并不只是生产一到两种经济作物，依靠购买粮食和衣服等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再生产，相反，他们试图种植各种作物来满足自身的多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消费品市场的可能出现，试图成为资本家的“早熟”的人，所能雇佣的工资劳动者的潜在供给的形成，都被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阻断了。
“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对转型问题的看法
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再生产规则”，缺乏能够产生那种自我维持的生产率增长的任何相应机制，而自我维持的生产率增长是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运动规律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不能简单地通过贸易的扩大或财富的流入演变成为前者的原因。
因此，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通过将自身转变为贸易和金融中心，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它们没能经历迈向象征资本主义自我维持的增长的起飞。相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财富进行各种金融投机活动，或者是为自己打造先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将财富再投资于生产过程。同样，虽然在近代早期对美洲和世界上其他非欧洲地区进行的殖民化给欧洲带来了财富和资源，然而最初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常常将它们新发现的财富投入到改良战争的手段上。这两个国家也未能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提取跃升至系统化的增长阶段。
上述思考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案例常常被马克思主义的转型理论家描述为“重商主义”的例子。其隐含的结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地位牢固的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面前的相对软弱，阻碍了他们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这一假设恰恰受到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这一假设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事先存在，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繁荣，仅需要的是消除阻碍它扩展的各种障碍。相反，如果“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本没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那么上述那些社会未能转型为资本主义的原因就更好解释了。与“重商主义”未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例子相反，那些在贸易和越洋探险领域中一度强大的领导者的崛起和衰落，反映了它们背后的积累模式的结构性动力。与其说它们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实例，眼看着妨碍市场交换兴起的因素阻断自己的发展，不如说它们是那些培育了市场交换的发展，而实际上却没有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
布伦纳对转型的论述
对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以市场交换的扩大为中心，而是以新社会关系的形成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这种新社会关系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从属于市场依赖的强制力之下。“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型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家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他们习惯上认为促成转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英国农村围绕土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这一转型的背景是欧洲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危机，以 14 世纪中叶横扫欧洲大陆的黑死病为开端。随后时期的特点是人口的持续下降、地方性战争的增多和阶级冲突的激化。
如果说封建制度的危机在范围上是跨越整个欧洲大陆的，那么在大多数地区它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基础。例如，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东欧，我们看到了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化的出现。与此同时，法国的农民可以稳当地维持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获得长期的实际税负减免，而领主们却被迫在日益集权化的绝对主义国家中争夺收税员和政府官员的职位。这一集权化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实力增长，是以贵族独立权力的丧失为代价的，它在法国社会确立了主导性的地位，并通过广泛的税收体系为自身攫取大量的资源。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欧洲封建制度普遍危机的消除，都不会导向那种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起飞。然而，在英国的农村，自 16 世纪以后生产力开始迅速发展———对于布伦纳而言，这是英国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象征。他表示，英国与东欧、法国之间发展道路的不同，不能归因于长途贸易的影响: 确实，在东欧，第二次农奴化进程的开始是与波罗的海地区粮食生产转为出口导向的过程相联系的。英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封建贵族势力衰落的结果，如果在这点上有什么区别的话，到 15 世纪末期为止，英国封建贵族的势力比法国的更强大。
反之，与英国不同的是，16 世纪之前在其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的阶级力量结构。在 14 世纪和15 世纪的封建制度危机背景下，英国的社会结构意味着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一方面，领主不能恢复农奴制; 另一方面，农民的力量太弱小，无法确立对土地事实上的所有权。英国君主也没有强大到能够削弱领主独立性的程度; 尽管英国政府能免于任何特定的贵族派系的控制而享有自主权，但它总是受制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主的影响。因此，与其说君主制在英国是对领主权力基础的威胁，不如说它是作为领主的集体利益的仲裁者应运而生的。
在这些情况下，随着英国社会从人口锐减的危机中恢复，领主之间对资源的争夺激化起来，也不能再以旧的方式进行。从农民身上攫取的有限的剩余资源依然太少，不足以满足领主的全部需求。领主太强大而无法剥夺他们的权力，但他们并没有能力通过超经济强制的剥削方式为自己攫取足够的剩余资源，就这点而言他们又太弱小。
在那样的背景下，领主开始在一年期或两年期合同的基础上，向佃农出租土地。因此，这些佃农可以将他们生产的超过地租价值部分的所有产品保留下来，但也可能由于在租约到期时，地主找到了另一个愿意且有能力交付更多地租的佃农，而将原来的佃农从土地上驱逐出去。佃农不得不改良土地以增加他们的产出。这样一来，土地出租市场开始形成，其中的失败者将会失去土地，并因此失去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成为可供雇佣的工资劳动后备军。
将市场依赖的普遍化视作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变化
对于布伦纳而言，转型过程的主要结果是市场依赖的普遍化: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不能再通过非市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再生产了，他们都从属于市场的强制力之下。
上述变化并没有立即导致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这种关系最终定义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那是因为被剥夺了财产的无依无靠的农民对雇佣劳动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他们宁愿流浪也不愿意受资本主义生产纪律的约束。因此，国家被迫以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将那些未找到工作的人当做罪犯进行惩罚，如将他们投入野蛮的贫民收容所，这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
然而，是市场依赖的普遍化———应该注意到，并不是雇佣劳动的广泛使用———将资本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因为正是市场依赖的普遍化这一转变，为那种朝向自我持续发展的起飞奠定了基础，这种自我持续发展很快将英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社会。
更普遍地看来，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理论家坚持认为，只要直接生产者保留了获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机会，只要剥削是以超经济的强制方式进行的，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出现。
修正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
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转型观点拒绝如下见解，即市场的发展是促成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一见解中隐含着一种假定，假定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预先存在，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消除妨碍资本主义进步的这个或那个障碍，以便于它更充分地发展。
理解上述这一点，有助于阐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的各种争论。传统上，“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指的是民众对现存秩序的普遍反抗，它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并因此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典型是 16 世纪的荷兰革命、1640 年的英国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这些革命看做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转折点，这些革命被描述为对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残余进行的必要挑战，它们由带领着大众联盟的日益强大和自信的资产阶级领导着，旧秩序的危机和激进新思想( 如法国启蒙思想) 的传播给了资产阶级新的革命动力。
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障碍被清除，是这些革命的顶点。
在过去，“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质疑过上述叙事中的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是，他们坚称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倾向于预先假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便于解释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枷锁中的解放。例如，他们断定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开始的前奏，也不是为新的资本积累的爆发开路。更尖锐的是，他们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革命是大众的革命，它们涉及群众动员和围绕大众需求进行的激烈的社会斗争，而大众需求与资本积累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巴黎无套裤汉的目标表明他们想在市场规则面前为自己保留一片缓冲区，他们在早期的革命上升阶段领导的激进运动阻碍了市场的发展。
最近，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建议，需要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认识作一些调整。有批评指出，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来自于对法国经验的笼统概括，并努力对资产阶级表现出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接受这些批评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用一种以结果为基础的解释路径代替传统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这一经过修正的概念中，任何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新中心或将国家导向满足资本需求的道路上的历史过程，都可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
考虑到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传统理解中存在的困难，许多“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是否这一概念本身掩盖的问题比澄清的问题还要多。另一些人则接受了上述经过修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义。这一升级版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与指导着“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假设确实是完全兼容的———事实上，“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转型改变了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的场域，并给国家精英带来了巨大的新压力，迫使他们要么优先满足资本家积累的需要，要么面临从权力的宝座上被驱逐的前景。因此，这里提到的以结果为基础的解释途径的核心评判标准就是，所讨论的历史过程是否真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生产力和历史变迁
今天，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观点相对立的，首先是由哈曼 ( ChrisHarman) 发展的，而最近赫勒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辩护。这种观点以马克思在其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的历史理论为基础，意图在商业化模型和布伦纳的观点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主张: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这段论述中，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变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形成历史的动力。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冲突，在随之而来的危机中，生产关系发生了转变。
哈曼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通过发展一种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来详细阐明马克思上述那段简短的论述。他们的转型理论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带来的逐渐破坏了旧的封建秩序的新营利机会。例如，商人可以利用新生产技术开始雇佣工资劳动者。这转而使商人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后者试图压制这些新资本家，防止他们成为其权力的威胁。对于哈曼而言，封建国家和初生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冲突，是解释为什么西欧的资本主义出现得比中国或印度早的关键，而中国和印度通常有着比欧洲更发达的生产力———在这些社会中，中央集权的政府能够牢牢控制住局势，而欧洲分散化的封建体系却容许资本主义在夹缝中生长。需要明确的是，与其说哈曼的解释代表了对商业化解释模型的替代，不如说它代表了对后者的修正。在哈曼的解释框架中，资本主义依然被描述为一种一旦营利机会出现就会得到发展的生产方式，它的历史特性则被略去不表。在像斯密那样的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着作中，当诸如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这样的封建国家的“非理性的”限制被消除之后，资本主义的营利机会就会出现。本质上，哈曼通过给资本主义生产加了两个先决条件来修正商业化模型，这两个先决条件是自由劳动和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哈曼正确地注意到，对于马克思而言，“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之一。然而，哈曼又暗中削弱了这一点，因为他辩称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会倾向于自动地导致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随着生产技术变得更加复杂，生产资料的支出同时也增加了( 使生产者阶级更难获得生产资料) ，他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将创造出对雇佣劳动者的新需求，因为这些新的生产技术需要更加熟练和有积极性的工人。
上述这些机制都不足以完成哈曼赋予它们的任务。首先，虽然建立于复杂技术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会越发“昂贵”，但同样，随着生产方式变得更有效率，生产资料的成本实际上是能减少的，因为它们的生产更加容易了。仅仅是生产技术变得越来越有效率的事实，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生产资料变得太昂贵，以至于生产者阶级无法获得它们;事实上，如果说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会使生产资料更容易获得，也同样是合理的。上述哈曼提出的第二点机制并没有深入到这点。在证明新生产技术使雇佣工资劳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时，他预设了有可供雇佣的工资劳动的存在。这样，哈曼简单地假定了他所试图解释的东西。
因此，哈曼替代商业化模型的尝试反而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技术决定论，使生产关系被动地屈从于不断变化的技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历史特性被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被认为是完全自然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只要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来阻止资产阶级的发展，他们就会利用眼前的一切获利机会，资本主义也因之而产生。
“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影响“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并不限于它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有更好的概念化解释，它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或许其中最核心之处要涉及到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分析能力。与之前的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并不依赖对生产者阶级的直接强制。封建领主依靠他们的兵士强迫农民交出其收成，或强迫农民在小块土地上劳作，资本家则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依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对工人进行统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不使用直接的强制就能占有社会剩余价值的独特事实，对于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一系列的启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些启示包括伍德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同一双手中。为了维持他作为农民剥削者的地位，封建领主需要实质性的强制手段，如士兵和武器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分离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并没有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等强制机构，而政治阶级并没有控制生产。
这种分离容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如果工人能争取的话。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将生产者阶级———无论是俄国的农奴还是古希腊的奴隶———严格地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时，资本主义却完美地兼容了工人在政府中的发言权。在美国，由于其无组织的两党制，人们很容易会得出结论说工人的发言权没有多少意义。但在有着更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国家中，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将会变得明晰。例如，在西欧，工人阶级的大众政党在二战后得以长期执政，构建了赋予工人阶级发言权的福利国家。虽然这些政党在随后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但并不能抹去它们取得成就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独立的。实际上，它们形式上的分离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辩证的统一。毕竟这种分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独特产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并不是直接的剥削者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依靠资本家阶级来管理经济活动。
由于国家通过对收入、利润和销售征税获得资金，当经济萧条时，税收就会减少，国家得到的资金相应减少，它实现各种目标( 如进行帝国主义征服和改善基础设施) 的能力因此也会减弱。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由右翼还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如果它想要能够实现自身目标的话，都得依赖于资本家的投资和继续生产的意愿。而且，当资本家停止了投资，结果就会导致经济萧条，还常常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者，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是什么，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确保资本感觉到舒适。因此，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在形式上的分离，辩证地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围绕着资本利益展开行动。
结论
虽然我们认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和当前资本主义性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明显的观点，但我们并不认为这场争论的政治色彩太浓，以至于阻碍在该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集体参与。像布伦纳、伍德和波斯特这些“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鼓吹者，与他们的批评者如巴纳吉、戴维森和史密斯等人，对于从底层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都有着极大的共识。
以这一共识为背景，对转型问题进行辩论，将有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思考和争论“是什么因素定义了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背景下，诸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才能得到发展。基于这一原因，就“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并非是空洞的学术训练，而是学习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的一部分，这种学习本身就是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因此，最近关于转型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对于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去理解资本主义的事业也是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