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1840 年鸦片战争，泰西诸国利用坚船利炮使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正如李鸿章所言遭遇“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后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统治政策，寻求变法图强自救之路。随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自强派”、“维新派”、“君主立宪派”、“革命派”等轮番登场。在此过程中伴随“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说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都最终没有能够挽救民族危亡，多为昙花一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但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却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学说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如此迅速地被接受，并且引起如此的共鸣和影响？
原因众说纷纭，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共通的因子，或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毋庸置疑。所以当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主义很多重要的经典的论述及其观点，如辩证地看问题，重视实践的观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等等都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观点及其论述。诚然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思想都是朴素的、机械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重视经验重视实践的作用。孔子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儒家重视积极的“入世”精神，反对“出世”。
段治文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笔者很认同这种观点。从早期的“通经致用”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都强调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晚清更是扛起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大旗，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如火如荼，至今方兴未艾。这种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不仅是阐释世界是什么，问题在于怎么改变世界，这种强调实践性、变革性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有很深的的共通之处。一部二十四史蔚为大观，从最早的《史记》里面就有专门论述经济的《食货志》，以后的从《食货志》、《地理志》等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角度去阐发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更是层出不穷。不管先秦“商鞅变法”、唐代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明季的“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乃至民国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自古改革变法就有这样一种以经济民生为基调的特征，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才能具有某种先天的认同感。
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好图景。中国古代也有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早在先秦《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就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晚清大儒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也体现了这种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中国人这种对未来美好世界孜孜以求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目标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心理共鸣。
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论述，关于物质普遍联系的观点，中国道家的很多思想也与之相吻合。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这就告喻人们：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先与后都是相对的，在事物内部的表现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老子关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不言自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那就是“民本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劳动人民的观点，以至于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也有共通之处。从先秦古籍《尚书》中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孟的“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至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可以说自古就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本理论。这种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农业立本，必须有相当多的劳动人口来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社会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及农业经济再生产。历史上农民起义无数次的爆发，更有甚者推翻了统治王朝，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以至元末农民大起义，都显示出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历朝的统治阶级不得不重视这一影响到统治地位的问题。从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理论，也可以看出作为人数最多的“农”这一阶层在社会上被纳入了何等重要的位置。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带着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赋予其历史主体性地位来到中国之时，恰逢当时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寻求民族独立自强的时刻，所以一经传入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经过许多仁人志士的大力弘扬和传播，使之最后在中华大地不仅生根发芽，还落地开花。
三、中西文化交流之途径与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气贯长虹，虽然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没有那么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色彩，更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的理论文化体系。但我们既不能高傲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应本着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批判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中获得新生。
中西方文化交流从明末就已经展开了，晚清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大规模的中西文化大交流，但以往很多的中西交流在宏观指导思想方面都存在缺陷，不管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顽固派的“西学中源”说，乃至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派”和“整理国故派”，都没有将两种异质文化放到一个平等、开放、包容的平台上来交流。西方学者也有将 21 世纪视为文化大冲突的时代，以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不管古老的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不同之处肯定有，但一味地夸大甚至于将两种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对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根本毫无益处，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观点，多做有利于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国在 21 世纪必将“和平崛起”，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有言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一种封闭僵化教条的理论，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与时俱进，其理论体系也必定会日益完善。
参考文献：
[1]段治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万斌.万斌文集[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