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乡是一个整体，城乡关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合理的城乡体制和城乡结构是中国建成现代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因此，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梳理和品鉴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观，是一个恰逢其时的重要理论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先贤关于城乡关系的总看法和理论观点，挖掘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的核心思想，构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为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是本文关注的中心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市
（ 一） 城市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 下文简称马恩） 指出，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城市，在原始社会末期，为了防卫他族侵犯的需要，部落成员用石墙、城楼、堆碟围造了城市[1].恩格斯这样定义城市： “只要它（ 乡村） 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如此，防守和城墙是城市产生的两个重要元素。以防卫为目标、周围屹立着高峻墙壁的城市的出现，犹如人类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一样，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3].可见，城市首先源于战争的防守功能而用石墙围起来的“城”,后来，“城”中逐渐聚集了更多的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以及享乐等其他需求[4],“城”里才出现了商品交易特征的“市”,即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马恩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产品不断丰富，让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在某一特定空间（ 城市） 不断聚集，以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活动在“城”中应运而生，如此经年累月便产生了城市。
在马恩那里，决定城市起源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战争） 的需要。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产品的丰富，部落成员用城墙围成了为保护这些物质产品勉受他人掠夺而起防守功用的“城”; 另一方面，多余的物质产品通过交易变成他人的消费品也成为可能，而这些消费品的交易和集中消费则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 城市） 来完成。
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产生。
（ 二） 城市的变迁
城市的变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依据城市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程度，可以将城市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即古代社会的城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城市的变迁速度很缓慢。马恩指出，人类最早期的城市是用于攻防需要的一个孤立的据点[5].当时农业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一方面，城市里的商品交换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6].因此，这些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王公贵族的家园，或是帝国对广阔疆界实现统治的一个个孤立的“岛屿”.那时，乡村里存在着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等身份鲜明的等级结构，城市里只有师傅、帮工、学徒、平民（ 短工） 的劳动分工外，再没有大分工了[7].这表明，在古代社会，乡村中的等级秩序虽然分明，但城市里的劳动分工却相对简单。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源于18 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让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交织并起，城市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日益加快，城市发展超越国界，遍及全球。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增加起来。”[8]恩格斯也指出：“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9]
如此，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产业革命加速了农业人口从乡村社会走出，被吸纳进入城市工厂成为专门从事工业劳动的产业工人。这样一来，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断与资本家斗争，城市变成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0].换言之，城市的社会环境和工厂组织的制度环境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锻造了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城市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摇篮。此时，城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单元，开始冲破了城围的限制，开放性增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一方面，许多不同等级城市之间逐步连接成一个个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内有一个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中起核心作用的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马恩这样评价： “巴黎是 18 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11]
首都巴黎不仅有很好的粮食供应的商业组织，还是农产品的主要市场[12].概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像巴黎这样的“世界城市”的出现。
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并行不悖、同步并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改变了过去人们以乡村为重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为条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让城乡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而且也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源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列宁指明了城市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功能： “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13]
无产阶级掌握了城市中心地区，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和心脏[14].斯大林也指出，大城市“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15].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发展将会同步前行。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城市与资本主义城市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城市，不再是资本家或富人的乐园、穷人的地狱。一方面，城市将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全体劳动者来参与城市建设，共享城市的繁荣景象和文明成果，城市将成为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将在充分尊重广大无产阶级意愿的基础上，统一配置城乡资源、合理协调秩序，促进城乡平衡发展，让城乡人民获得同等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当然，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实践和观察存在一定的局限，很难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发展做出系统的分析。
（ 三） 城市的功能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显示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城乡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条件。同时，城市的功能也在城乡关系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古代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 第一，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单1分化不明显，劳动分工较简单； 第三，受生产力发展限制，城市的工商业水平较低； 第四，城市更像是一个个“流动的营房”,多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非经济或商业中心； 第五，受农业经济的支配，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很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不明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则表现为： 第一，城市变成了资本与劳动力的聚集地，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已取代乡村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中心空间； 第二，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与职业专业化，让城市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工商业中心； 第三，城市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城市与城市外部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发展出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世界城市”; 第四，城市汇集了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例如劳动分工与协作制度、交易制度、教育、建筑、绘画与艺术等； 第五，城市是资产阶级的乐园、无产阶级的地狱，工人在工厂劳动过程中锻造了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和革命火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可能。而社会主义城市的主要功能是： 第一，城市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文化汇集的大熔炉，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第二，城市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和信贷中心； 第三，城市聚集着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城市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舞台； 第四，城市已成为全体劳动者的家园，全体劳动者将共享城市的繁荣景象和文明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
（ 一） 城乡分离的社会根源
上文说过，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城市变迁引发了另一个重大问题的产生： 即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因此，城乡体制、城乡结构与城乡融合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观的核心问题。马恩认为，乡村和城市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古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从事生产食物的农民为不生产食物的人提供食物的现象，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的分工，这意味着“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6].如此，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深刻影响了城乡结构的分化。换言之，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必然产物。
（ 二） 城乡分离的历史趋势
城乡分离既有特定的社会根源，也有可观察的基本历史趋势。第一，城乡分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古代社会开始的城乡分离过程格外漫长和艰辛，不是一蹴而就的。德国的城乡分离过程经历了三个世纪[17].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乡分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分离的速度加快了。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
这里的“生产力”主要在城市这个大熔炉里被创造出来，其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实践者。第二，城乡分离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快速分化。“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9]
其实，城乡分离过程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过程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城乡分离过程加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第三，城乡分离让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在城乡分离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农业经济依然是城市运转的物质基础，城市只有依赖乡村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才能正常运转。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使得城市的独立性逐渐凸显，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的色彩，而在比较大城市、真正的手工场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20]
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了城乡分离并拉大了城乡差距。第四，城乡分离强化了城乡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1]
具体来说，城市为商品交换和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舞台，城市在城乡对立的矛盾运动中越来越取得绝对优势地位。这样，脱胎于乡村的城市逐渐远离了乡村，最终成为主流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中心。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22].
（ 三） 城乡分离的社会后果
马恩肯定了城乡分离对劳动分工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影响。一方面，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另一方面，城乡分离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封建制生产方式自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性。但是，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状态，导致了城乡对立，城乡对立过程加剧了整个城乡关系的恶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影响城乡对立和城乡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
马克思主义先贤对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城乡体制和城乡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设想。
（ 一） 未来社会的城乡统筹
马恩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城市与乡村本来浑然一体，城乡之间也没有差别。生产力发展导致了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同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可以促使人类社会通过城乡统筹来走向城乡融合，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消除城乡对立，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框架。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23].所以，城乡统筹应是城乡融合的制度基础。当然，在马恩看来，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的愿景难以立竿见影，也是一个艰辛的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