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异常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必须坚持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在合作期间始终不忘 “溶化”和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1937年12月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在中共党内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面对王明提出的 “所谓的新方针”,毛泽东归纳为：“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曾讲过：王明回来后，“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1]513在日本侵略者的战略进攻阶段，面对全国人民团结抵抗，国民党也表现出相当积极的一面。为此，邹韬奋在其遗着 《患难余生记》中写道：“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 ‘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1938年是曲线‘的最高峰。

　　1939年便很不幸地渐渐下降了，至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层。”

　　[2]857为什么 “1939年便很不幸地渐渐下降”?原因在于：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兵力财力物力已大大损耗，难以再发动以前那样规模的攻势。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和压力明显减轻。而共产党在敌后力量的迅速发展和民众运动的逐步高涨，被他视为越来越大的隐忧。

　　1939年1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将 “共党到处发展”视为 “急患”中的第一位，提出“应定切实对策，消弭殷患”.①从此，反共摩擦不断，国共两党关系日趋冷淡，前后出现三次 “国民党反共高潮”.而毛泽东则从即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又要维护统一战线出发，从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来应对。其核心口号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3]590.

　　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山西新军事件。

　　1939年12月，阎锡山命令他长期控制的山西旧军对抗战中新成立的山西新军发动进攻。表面上山西新军归阎指挥，事实上是由中共领导的一支武装。此时，阎锡山并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摩擦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对此，毛泽东提出：新军可公开将旧军视为对抗日的叛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

　　[4]148同时，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新军，但不必随新军一起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在处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毛泽东采取的对策是在军事上坚决反攻，但在政治上不仅不提一句反对国民党，甚至都不公开指名批阎锡山，而是要 “在拥阎之下反对阎”.[1]553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取得了对旧军反击的胜利，并最终逼迫阎锡山直接与中共谈判解决，重新划分彼此防地，确立晋西南为阎锡山活动区域，晋西北归八路军。国民党中央谈判代表张冲也向中共表示：今后 “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毛泽东事后评价这次反摩擦的作用时表示：“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

　　[4]182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国民党在安徽泾县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七天七夜，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这次 “反共高潮”同前次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中央军攻打中共直接指挥的新四军，且中共损失惨重。以中共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因此，毛泽东在处理皖南事变所采取的对策是： “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4]262虽然，军事上暂时遭受一定的损失，但中共在坚持抗战的大背景下，利用国内外的舆论共同发酵赢得了人心，且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军令限制，很快重建新四军，同八路军一道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中共只将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定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始终未正面攻击蒋介石。为此毛泽东特意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示：“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

　　[4]263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被迫命国民党代表张冲与周恩来谈判解决皖南事变。为此，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 “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其应辖六个军”等12条办法。

　　[4]2793月14日，蒋介石主动约见周恩来，表示：“两个多月未见，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 “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期间，蒋介石自知理亏，始终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推脱说这是底下做的。当周恩来提到防地和扩军问题时，蒋介石不予正面答复，而是含糊其词地说： “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5]235既然蒋介石开口 “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中共反而可以合法地放手扩军，中共根据地的发展更快了。

　　从第二次 “反共高潮”到第三次，也就是1941年上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的两年间，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为了进一步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7月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 《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 “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6]

　　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将领，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并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主动提出： “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

　　[4]389对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也一改皖南事变时坚决拒绝出席的态度，复电董必武： “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4]391但是伴随着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再次燃起了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希望，明令胡宗南抓紧布置闪击延安。由此引发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是信心百倍。这年5月22日，当他收到共产国际征求中共对解散的意见时，即兴奋地说：“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7]228毛泽东的信心是有着坚实的基础：一方面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中共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经济独立；二是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三是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中共彻底摆脱了束缚，可以独立自主地谋求发展、壮大，无需再看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脸色行事。

　　26日，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莫斯科：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并明白告之 “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4]440.与此同时，蒋介石闪击延安的计划，也为中共所侦知。毛泽东致电留守大后方重庆的董必武：

　　“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4]449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指出：国民党 “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决定在 “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

　　7月9日，中共在延安公开召集三万多人集会，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日，毛泽东还以朱德的名义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的通电，要求制止进攻。

　　[4]451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的强势宣传战，令蒋介石颇为被动。加上美、英、苏等国际方面的约束，犹豫不决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闪击延安的计划。

　　自从脱离了共产国际的羁绊，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迅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意志，并凝聚成高度的战斗力。当1944年欧洲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却面临豫湘桂大溃退时，中共已不再简单是向国民党提出要求扩编等问题，而是公开提出建立 “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以往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曾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为此，他讲了一句经典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不能因团结而放弃斗争，也不能因斗争而使团结破裂。在针对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限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3]745-750可以说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将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时机尚不成熟，绝不轻举妄动；时机一旦成熟，绝不轻言放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3.
　　[2]邹韬奋.韬奋全集：第10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G]∥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N].解放日报，1942-07-05.
　　[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