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主要来源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主要来源于家庭、社会等现实环境和中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想。在当时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下，青年毛泽东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不断完善和丰富了其人生理想。
1.1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现实来源
人生理想是个人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现实环境在人脑中的反映。研究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就必须考察其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1.1.1 传统农村的家庭环境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事业组织，这种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①，在这种稳定的家庭组织中，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不同于西方家庭，个人不具有独立性，也就是传统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个人地位存在一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往往被“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道德伦理的“三纲五常”所掩盖。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对于整个家族来说也不具有独立性，就像家有家长、族有族长一样，进而放大到全社会，构成了传统的中国社会。这种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实际就是社会关系的缩影，不仅反映社会、家族、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更是人格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人格的不平等会对个人性格产生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就出生在这样的传统农村家庭，家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顾商业，生活相对宽裕。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性格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毛泽东性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勤劳俭朴、精明强干、擅长经营的传统中国农民，也具有只顾自家兴旺发达的小农思想和子女恭顺听话的专制思想。在毛顺生的勤奋努力下，家境逐渐好转，成为当地的“富农”.
毛顺生的性格有些自私刻薄、暴躁专制，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使毛泽东形成了固执倔强、不畏专制的反叛心理。毛泽东从小就在实践中掌握了“斗争”的方法，一是统一战线，联合家里其他人与父亲对着干；二是据理力争，他引用儒家经典与父亲的针锋相对，反对各种不合理的体罚，扞卫个人权利，拒绝包办婚姻，进而形成了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勤劳节俭，善良纯朴，尊敬长辈，乐于助人，特别是愿意扶助贫困农民，深受邻里乡亲的称道。作为传统农村妇女，她既负责养育孩子，又担负繁重的家务，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这其中，母亲的高尚品格起到了模范作用，对毛泽东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母亲死后，毛泽东写了一篇《祭母文》，高度赞扬了母亲敦朴老实、勤劳节俭、博爱高风的美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①在写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件中，毛泽东将世界上的人归为三类，分别是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和损己利人的人。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母亲属于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一类人，充分肯定了母亲崇高品德，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深受其母亲品格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当谈论自己的出身时，多次深情地回忆着他的母亲，母亲是个心慈性善的农村妇女，大方老实，随时随地乐于帮助他人，十分同情穷人。可以说，毛泽东对穷苦人同情心主要受母亲仁慈性格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成长的家庭环境，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中有段比较形象的论述：“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涵盖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②毛泽东母亲更倾向于间接的打击政策。但凡明显的感情流露或公开反对“执政党”的行为，都不赞同，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家庭环境塑造了其不畏强权、敢于反抗、善于斗争、同情弱者的性格特征。
1.1.2 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环境
在中国近代，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受到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断冲击，濒临瓦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左右，不能像西方一样从封建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甚至有可能如同印度、奥斯曼土耳其、朝鲜一样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被拦腰斩断。中华民族从自身生存和发展上，逐步形成反抗压迫、追求独立自主的共同意愿，这种意愿既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到了最黑暗、最屈辱的时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国家主权丧失殆尽，西方列强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强化了对中国的控制。经济上，破坏中国的封建经济，以鸦片为突破口用廉价商品冲击国内市场，打压中国民族资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上，扶持各种买办势力，作为其政治代言人，强化对清政府的控制。军事上，积极发动对中国的侵略，谋取势力范围，帮助清政府打压本国反抗势力。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可以看到，作者胡绳在文中深刻指出，1840 年以来的中国，深受国外帝国殖民和国内地主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逐渐被外国人控制。而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不谋求自强独立，甘愿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为虎作伥，任由宰割。在清朝的末期，它已沦为一个卖国求荣、极端腐朽、扼杀中国生机而被人民痛恨的政权。对清朝政府的失望，让中国人民更是做出了带领八国联军攻占国都北京的耻辱行为。而就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丝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毛泽东就出生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从小对中国的时局耳濡目染，崇拜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太平天国运动，十分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他希望改变国家腐败，主权丧失，国民思想落后的面貌，“如何改变，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因此，他号召中国青年要团结起来，共同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民族。他那时就认识到：“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
毛泽东认为，救国救民的道路十分艰难，非立大志方可实现，应胸怀远大目标，锲而不舍地实现目标，努力在实践中探寻真理，并以此指导行动。假使无法找到真理，也就立不成大志，即“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因此，为了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现状，他坚持探索人类社会的真理，不懈找寻救亡图存的道路，树立了“救国救民，无私奉献”人生理想。
1.2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思想来源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背景是其人生理想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的人生理想先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在比较中选择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2.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既是其时刻生活着的时代环境，也是其最早接受到的系统启蒙教育，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毛泽东的人生理想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认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最初和最重要的源泉。青年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了最初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虽然如此，青年毛泽东却并没有教条的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8 岁到 13 岁之间接受了 6 年私塾教育，学习了《三字经》、《论语》、《孟子》、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使毛泽东养成了读书的兴趣。但毛泽东不满足于儒家经典，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等古典小说也充满了兴趣。在读这些古典小说的时候，毛泽东不仅当历史故事来读，而是深入思考其中的政治内涵。因此他曾说，这些书对他影响很大，是因为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经典和古典小说也影1毛泽东打下坚实中国传统文学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既对帝王将相等英雄个人事迹崇拜与追求，又主动从自身农民阶级的现状找寻出路。
一是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深受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影响。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其核心理念是民本主义思想。孔子认为管理人民要施“宽”政，养育人民要施“惠”政，指出：“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在分析历史上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后，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处理好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为政重在得民，失民必定灭国灭身，总结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儒家的“民本”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的记录和《讲堂录》中对儒家“民本”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人心即天命，故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可以看出，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了早期民主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论述，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方法，要采用儒家“相生相养相继相治之道”.这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掌握了儒家“民本”思想。但传统民本思想局限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精神，青年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他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历史性作用，并提出联合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共同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二是毛泽东人生理想也受到了立志修身、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等思想的影响。《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格言，激励毛泽东修身立志。1915 年 9 月，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对立志有过详细论述，对于方式认为“吾人立志，当以身心之修养”,对于内容认为“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
在《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就提倡青年人应“高尚其理想”.此外，湖湘文化中的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思想也对毛泽东有着很大影响。毛泽东强调“入世”,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小生命融入进社会人群的大生命里，强调个人要对社会和历史做出贡献。正是因为湖湘文化的影响，在湖南一师，他号召青年人要多关注世界、关心国家大事，要学有所用，将自己的学识用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他说：“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学习。他与同学和朋友们约定了不谈金钱、男女和家庭琐事等问题，与同学和朋友讨论研学，只愿意涉及大事，包括人的天性、中国、世界等等。
1.2.2 西方先进文化
中国近代，西方文化跟随帝国主义侵略的步伐进入到中国。在这种环境下，青年毛泽东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10 年，他说服父亲离开韶山冲，考入湘乡东山学校。在东山学校，青年毛泽东接触到了一些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历史、地理和报刊等资料，他特别爱读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此开始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思想。1912 年，他利用半年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进行自修式的学习。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如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升华。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接受了 5 年的正规教育，接受了大量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夯实了坚强的思想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树立了做人的标准守则。在杨昌济等老师的敦敦教诲下，毛泽东除了刻苦学习外，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立志探索真理，毛泽东不仅在学业上获得了较大提高，政治意识也得到提升，进而使毛泽东在探求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中，逐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方法。
一是国富民强的理念。西方国家国富民强的状况，深深触动了青年毛泽东。特别是当他读了向萧三同学借的《世界英雄豪杰传》后，对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复兴民族、拯救国家的英雄豪杰，以及孟德斯鸠、卢梭等着书立说、改造思想的启蒙思想家，非常崇拜，并感慨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实现富国强兵，才不会像越南、朝鲜、印度一样被西方殖民。后来，毛泽东又阅读了《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宣传救国救民、研究救国路线的学术文章，触动很深。
二是强调自我的理念。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介绍西方社会、经济、自然等科学的书籍。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思考，个人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万事万物的价值是依靠个人而存在的，如果个人不存在了则万事万物也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个人价值要高于万事万物的价值，但凡有压制个人价值，违背个性的，都是有悖于客观规律的。青年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努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认为“各除去我，即无宇宙”①，我是宇宙存在的必然原因，“各我集合，而成宇宙”②，我是宇宙的集合，“而各我又以我而成，苟无我何有各我哉”③，世间万物因有我而存在，如果没有我何来的世间万物。“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④，因此我的地位高于世间万物。他指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在他的“唯我论”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抱负。同时，他又将自我的理念，进一步发展为民主的理念，在反清的辛亥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下，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人生理想，并探求“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具体方法，即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此后，他积极将自己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探寻一条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道路，这也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推动。
1.2.3 马克思主义
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包含着理想主义的成分，还属于一般民主主义者的人生理想。这个阶段，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抱负、英雄主义情怀，但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成为了其人生理想的重要转折点。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广泛搜集并认真阅读了当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通过对比、选择，最终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在真正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的人生理想随之也发生了本质的转变，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社会实践思想加以改造，使之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
一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感性认识。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在 1918 年 8月至 1919 年 3 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筹划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中国贫弱面貌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在北京期间，经过杨昌济推荐，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助理员，并结识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因工作关系，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学习请教，也接触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李大钊也对这个湖南学生运动领袖非常欣赏。在他的指导下，毛泽东研读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聆听了李大钊的多次讲演。他回忆这次北京之行说，他曾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他还说，他的思想随着政治兴趣的增长日益激进。同时，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 1919 年 12 月至 1920年 4 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广泛深入。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与李大钊的联系更加紧密，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国际垮台、第三国际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等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况。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使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理解。对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打击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表示非常认同，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而对萧子升等人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因此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权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武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政权就不能领导人民发动革命，动用力量保护革命，更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彻底摒弃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正如他所说：“到 1920 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3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动力来源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也是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不断发展的。而这种发展变化有两个方面的推动因素，一个是爱国主义思想，这是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形成的主观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实践，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深入认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为人生理想的形成打下现实基础。
1.3.1 爱国主义是主观动力
爱国主义思想是激发毛泽东树立和践行人生理想的主观动力，这种忧国之情、爱国之心不断地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探索自强立身和救国救民之路。青少年时期，长沙饥民暴动等惨痛的事件对他产生了较大震动。
一是爱国主义驱动青年毛泽东立下宏伟志向。远在偏僻的山村，小时的毛泽东就读到了《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后来，毛泽东回忆道：“我还记得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看到这句话，触动很大，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驱使青年毛泽东走出家乡韶山到到湘乡东山学堂求学，并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远大理想。青年毛泽东把救国安邦作为自己责任，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社会成员，对拯救国家和人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是爱国主义激励青年毛泽东追求救国真理。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广泛吸纳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心系国家和世界。在湖南第一师范修身教师杨昌济，历史教师黎锦熙，国文教师袁仲谦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爱国主义理论。毛泽东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深感忧虑，在《讲堂录》中写道：“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也反映了被征服民族的悲惨遭遇，用以唤醒人民大众对国破家亡之难的警觉。首先，青年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是反帝的。1915 年 5 月，为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湖南一师的学生编写了《明耻篇》，毛泽东阅读该书后，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直接反映出毛泽东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1916 年 7 月，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国内、国外形势的新变化，揭露了日俄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妄图瓜分我满蒙的阴谋，指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已经倾吞了东北和蒙古，正准备入侵中原地带，如果要保全自身和子孙后代，必须磨刀立马以对抗日本。其次，青年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也是反封建军阀的。青年毛泽东很早就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清醒的认识到国内军阀的反动性质，明确反对国内一切军阀，并积极组织参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李锐先生对青年毛泽东有这样的评价：“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日同时俱增的”.
1.3.2 社会实践是根本动力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会逐渐产生两类具有强大驱动效应的内在力量，一类是比普通理解力层次更高的超前理解力，另一类是比普通联想力层次更高的超常想象力。正是因为超前理解力以及超常想象力两者的共同作用，所以产生了主体和客体对立统一的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的理想关系。同时，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要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也是个人实现人生理想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人生理想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就是他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去。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在他 6 岁至15 岁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做各种家务劳动，还帮父亲下地干农活，籍此对农村、农民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养成了毛泽东善良、勤劳的性格。毛泽东注重从书本中获取知识，但更注重从实践中学习知识。读书期间，他时常对同学们说，不仅要会读死的书本，更重要的是会读“活”的书本。这所谓“活”的书本，指的就是群众，是到社会中去参加实践活动。因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游遍四宇尚已。”①1917 年夏天，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到了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和安乡等地的农村游学，对农民疾苦和农村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1918年的暑假，毛泽东又与同学蔡和森到了湖南的益阳、沅江、岳阳、汉寿等地进行考察游学。他在学校组织学友会，以求增长学识、磨砺品格和强化沟通；他积极开办工人夜学，强化学校之外的社会实践，提升本领；他还发起和成立青年人的进步团体组织“新民学会”.在积极投身以上活动之外，他还在岳麓山下组织开展“新村”试验；组织青年学生以勤工俭学的形式到法国学习；组织湖南广大学生总罢课呼应五四运动；参与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所有的这些事件既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社会组织能力，又体现了他改造旧社会和旧中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