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主要内容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内容可以从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从个人层面上，青年毛泽东注重个人修养、追求自我实现；从国家层面上，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谋求社会改造；从世界层面上，青年毛泽东追求世界大同。
2.1 注重个人修养，追求自我实现
青年毛泽东崇拜圣贤，十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主要表现在强调个人价值的“贵我”思想和现实主义的“通今”思想。
2.1.1 贵我的思想
杨昌济是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尤其对毛泽东个人修养影响很大，杨昌济的丰厚学识和人格魅力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
他在湖南一师范教授修身和伦理学等课程，所教授的教材就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着的《伦理学原理》。新康德主义伦理学关注人格的“超越”和“自律”,这给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对主观精神和主观意志表现出高度的重视，特别看重“贵我”和“通今”两项原则。
对人生观问题，青年毛泽东认为个人价值非常重要。他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国家、宇宙的价值基础。因此，个人价值要比社会、国家和宇宙的价值更为重要，所以他认为个性要得到解放，“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①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存在的“三纲五常”是要抛弃的，而且“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也“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毛泽东对“贵我”的个人价值观有“求己”、“不责人”两层含义。“求己”就是说依靠自己，不依靠别人；“不责人”就是说不要抱怨他人。之所以要“求己”,是因为从地下到天空，纵观山河大地，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唯独只能依靠自己。之所以要“不责人”,是因为自我是宇宙的中心，应该担负更多的历史责任；如遇到困难挫折，首先要思考自身的原因，不能怨天尤人。青年毛泽东“贵我”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是万物的价值基础。青年毛泽东认为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价值是社会、国家和宇宙价值的基础，受个人价值的影响，由个人价值来评判。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力。团体、社会和宇宙可以看成是大的个人，因为他们是从个人延伸出来的东西。团体、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是由个人所构成的，团体、社会和宇宙所有这些东西以及人的思想观念都以个人为中心，个人在社会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国民”（即国家）的生命是每个人生命的总和。国家做为一个单独的主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国家是由个人所构成的，国家的生命就是组成她的每个人生命的集合，国家意志也是组成她的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正因如此，个人在国家中处于中心地位，任何以国家强权来压制个人的行为都是不对的。正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社会进步应以个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因此，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历史观来看，“贵我”的思想就是崇拜豪杰、圣贤的英雄主义历史观。推崇个人价值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历史观表现。可以这样理解，个人都想实现个人价值，成为豪杰或是圣贤等英雄人物。在历史观中，青年毛泽东更推崇与社会中的大恶斗争的豪杰所展现出的伟力和本性。
三是强调人在道德观的主观能动性。青年毛泽东认为，主体在产生行为之前，对他所做的事总要在头脑中构成一个明确的认识，不管这个认识的性质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道德之实行……其前必于此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
青年毛泽东认为这个“明判然”之意识由道德行为者的兴趣、好恶和认知水平等主观因素决定，只有道德行为者在意识上对将要行为的事情的性质进行了判断后，再视情况看是否行动，否则不经过意识的行为是盲目的、愚蠢的。因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认识主体本身高于认识客观世界。在伦理学中，他也是用这个观点去研究道德主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对道德的认知，才能对道德主体的行为产生正确的指导作用。
2.1.2 通今的思想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负责，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亦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认为古往今来都无法控制，唯一能够控制的只有当下”.
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人生见解，人生虽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只有当下的现实生活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因此，青年毛泽东十分重视“通今”,即对当下社会事物的知晓。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表述了自己在伦理学上的两个观点：“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
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理想信仰必须要实现了才有意义，如果一直停留在理想信仰这个层面，那都是空的，不付诸于行动，完全没有用处。这种认识是理性的，也是务实的，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独到的精神和人生态度。实际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为了实现他改变社会、改变中国的伟大理想，他奋不顾身，从未放弃斗争，不惜牺牲一切。但他又深知：理想是不容易实现的，实现理想的道路往往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唯有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去斗争，通过艰辛的革命才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并且往往要经历艰难困苦，付出巨大代价，理想才能变为现实。毛泽东最佩服的近代历史人物是同为湖南人的湘军首领曾国藩，毛泽东对他有高度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佩服的理由是曾国藩这个人务实，不图虚名，做不到的不说，不夸夸其谈。毛泽东认为：理论要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求学做事都要真心实意；求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学习要能指导实践，用于实践。毛泽东还认为：不但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并且“无字之书”比“有字之书”更加重要。
读“无字之书”就是要深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调查了解。正是对实践的重视，毛泽东曾与同学和朋友利用暑期对湖南农村开展了深入的考察。由于对农村有长期和深入的调查了解，才使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力量源泉，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通今”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突出行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导学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②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古者为学，重在行事”.
受到杨昌济老师观点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主张一切以实际为依据，重实践，用事实说话。有了这种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干精神，才有了后来他在实践中的新村实验、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付诸实践的活动，尤其是后来参与和主导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活动。
2.2 注重社会实践，谋求社会改造
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的重要来源和根本动力都是社会实践，而其社会实践是以追求社会公平、谋求民族复兴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当时的中国国情，追求社会公平和民族复兴是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追求，也是凝聚共识和力量的基础。
2.2.1 追求社会公平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有着独特的个人性格，个性倔强，有反抗精神，桀骜不驯，不畏强权，崇尚英雄人物，在宏大人生理想的指引下，不屈不挠的奋斗，为达目标努力不止。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从小养成了农家孩子勤劳朴实、能吃苦的性格特点，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农家孩子，他同时有反传统、反束缚、追求自由的性格特征。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以《奋斗自勉》为题写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正是青年毛泽东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心理写照和人生实践。
毛泽东幼年时在私塾读书，私塾的先生用传统的方式教学，经常使用打骂和体罚的方式来管理学生，造成了学生们的严重不满。为此，少年毛泽东用逃学出走的方式来反抗，逃学又没地可去，只好在山里闲逛了几天。回来之后准备接受处罚的他却遭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父亲和私塾先生不仅没有处罚他，反倒还都转变了态度，父亲更加理解他了，私塾先生也改善了教学方法，他感到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又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的对抗了他的父亲。
有一次，他的父亲不顾面子，在他家客人的面前骂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少年毛泽东，不仅不顾客人在场，直接顶撞了父亲，再一次离家出走，并且在他父亲追了上来的时候，威胁跳塘自杀。在毛泽东的抗争下，他父亲承诺今后不再打他，而他则只跪下一条腿来磕头认错，以示不是错全在他。后来毛泽东再讲起这件事时说，如果继续用温顺的态度来跟父亲说，他只会继续打骂甚至会更多打骂。但是用了公开反抗的办法后，他父亲的态度就软了下来，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又一次反抗了自己的父亲，这次反抗父亲，主要是拒绝家里安排的婚事，并且要求继续读书，不愿辍学到县城的米店当学徒工。这几次通过公开反抗而获得胜利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也让他从此养成了争强好胜和不肯轻易服输的性格，更坚定了毛泽东与一切不平等斗争的人生信念，在之后的社会实践中，青年毛泽东更是如此。
早在辛亥革命时，毛泽东就有了革命斗争的实践经历，他参加了反抗满清的斗争。在湖南一师范读书时，他就是运动积极分子，先后参与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和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活动，在反对军阀汤芗铭的运动中，他更是作为组织者带领一师学生开展活动。从一师毕业之后，他的斗争经历中又增加了着名的驱张运动，那是他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起的，那场运动声势浩大，是他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笔。经历过这些斗争实践的洗礼，他逐渐养成了不怕天、不怕地、敢作敢为的性格。《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是毛泽东起草的，其中他说到，“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认为，有一身胆气就什么都不用怕，命运是捉弄胆小之人的，鬼神之说也是懦夫的信仰，所谓命运和鬼神在他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东西，纯属庸人自扰。而官僚、军阀、资本家这些社会的霸主，也只是纸老虎，假如决心同他们斗争，他们反而怕你。通过不断的斗争，青年毛泽东逐渐认识到，理论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践，要改造社会，就不能只研究理论、剖析社会和提升民智，这些都不是根本，积极参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才是正道，进而破旧立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生理想。
2.2.2 追求民族复兴
旧中国的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苦不堪言。那时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和没落清帝国的封建统治，中国人民的生活毫无尊严可谈，基本的人权都没法保障，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中国人民要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生存，保障人民人格尊严，只有通过斗争，通过武装反抗才有实现的可能，也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才有实现的基础。
青年毛泽东认为实现国家独立，首当其冲的是实现民族自决，途径是先解决湖南的建设问题，以及各省的建设问题，最后实现全国的共和。毛泽东读书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逼迫中国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此，他奋笔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诗句。1919 年 5 月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倡议“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提出“国权”即是“人权”的观点。1919 年底，湖南爆发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让青年毛泽东萌生了思考“湖南建设问题”,认为通过“湖南人民自决”来推动社会改造。1920 年夏，历时半年的驱张运动获得了胜利，湖南籍的谭延闿成为湖南主官。在这个时候，其他的地方军阀都暂时分不出精力来干涉湖南的事。有了这一时机，湖南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得到了实行“湖南自治”和“施行民治”的大好机会。来主政的本地籍的谭延闿为了稳定人心，也认为可以实施“湘人自治”.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联合友人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希望以湖南人民自决自治来改变人民的生存状态，保护湖南人民的利益。当时毛泽东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湘人自治”与“湘人治湘”》、《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湖南共和国》、《“全自治”与“半自治”》等一系列文章，认为要实现湖南人民的人权首先是要实现湖南人民的自决权。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湖南共和国》中，毛泽东论述，世界上很多的大国都分崩离析。俄罗斯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德国也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各个国家有的独立，有的重新建国。其中，爱尔兰正在努力脱离英国的控制，而朝鲜也正在努力脱离日本的控制。在中国东北也建立了三个政府。全世界正在打破这个大国的国家模式，各民族独立成为了主旋律。
基于此，毛泽东提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湖南共和国”.①以上所说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想法，是毛泽东提出的一种在湖南实行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国家模式构想，而这些结论的提出，是他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湖南当时的现实情况后提出的。这些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积极意义，这也反映了“五四”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
2.3 注重胸怀天下，追求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是青年毛泽东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观的重要思想认识，世界大同的朴素认识对青年毛泽东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一定帮助。青年毛泽东人生理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显然受大同世界思想的影响。
2.3.1 毛泽东大同思想的主要来源
大同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纵观学界众多论述大同思想的作品，从古代的孔夫子、陶渊明，到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等，都对大同思想作过精炼阐述，所以大同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进步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同思想的熏陶，大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人生理想也有着重要影响。
孔子的大同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闻名世界的儒家学派。同时，孔子兼具理想主义思想和完美主义思想。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着浓郁人文主义的色彩，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特别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对后来理想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礼记》，很早就倡导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为中国人民追寻大同世界点燃了理想的指明灯，深刻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陶渊明的大同思想。陶渊明所着的《桃花源记并诗》对大同世界进行了形象化描述，展现了一个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的世外桃源。桃花源里人人平等、安居乐业，既没有阶级，又没有压迫，更没有欺诈，世风淳朴，人们都亲如兄弟姐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陶渊明设想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洪秀全的大同思想。洪秀全的大同思想主要是利用基督教，并结合儒家思想，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洪秀全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谋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近代，康有为在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理想国的基础上，写出了《大同书》，提倡“自由”“平等”,但仍然具有空想主义的特点。为实现“大同”世界，康有为提出了“去九界”的主张。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设想和实现途径仍属于儒家的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大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在毛泽东少年时代，他非常崇拜康有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式的变法维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大同世界的理论思想却仍具有吸引力，其《大同书》被广为发行和传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将欧洲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儒家的“大同”思想进行了比较融合，力求让大同世界成为国人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对大同思想深感认同，他认为实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改造哲学来改变现实世界。可以看到，1917 年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关于大同思想的描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①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并对未来的大同世界表现出由衷的向往。
2.3.2 对世界大同的尝试
“五四”运动前夕，周作人到了日本的“日向新村”进行了考察学习，并在《新青年》中以《日本的新村》一文，对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基本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该篇文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身为日本贵族，但对现有社会制度非常不满，希望构建一个与当前社会不同的新的社会，他专门创办探讨新村问题的刊物，在日本九州日向建立了“第一新村”,试图通过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创造一种新生活，也是青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追求的“梦想”,受先秦以来的“大同”社会理想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青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种改良式的“大同”世界理论。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对这种大同世界的观点进行了大段论述，详细的介绍了建设学校、家庭与社会合为一体的社会模式--“新村”.1919 年，受到“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在岳麓山建设这样的“新村”,将“大同”理想付诸实践，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同学习、劳动，“新村”财产公有，且平均分配，以实现其数年来梦想的新社会生活。从两者对比上看，青年毛泽东在岳麓山的“新村”实践比周作人介绍的“日向新村”实验更为周全，内容更为具体。
首先，他认为应该在农村建设“新村”,实现青年学生与农村社会的结合。
青年毛泽东通过他在学习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他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以及社会改造的难点，在于充满朝气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学生不愿意下基层、去农村，“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
因此，农村缺乏拥有先进思想和丰富知识的学生，缺少中坚力量去实施大同社会的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在学习了俄国的文献后，很认同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深入农村与农民共同生活的这种方法。因此，毛泽东为了让青年学生“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在设计“新村”的社会模式时就规定，“新村”中的学生的生活场地和工作内容必须以农村为主。其次，他在“新村”中实验性的实行了一种“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工读结合的生活方式。青年毛泽东对一天的时间做了具体的安排：学生每天睡眠四个时辰，游息两个时辰，自习两个时辰，教授两个时辰，工作两个时辰。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六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再次，他的“新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集合农林牧副渔工各业的自成一体，里面设有公共的幼儿园、学校、图书馆、农场、工厂、剧院，等等。
由于各种原因，青年毛泽东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并未能付诸实践，但青年毛泽东并未放弃“新村”的理想，在康有为《大同书》和儒家“大同”思想对他的“新村”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更加容易理解科学共产主义学说。
而在毛泽东彻底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在“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超越，既将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世界思想相结合，在总结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