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任何一位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都不曾忽略过的问题。它深切影响了人类命运,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无产阶级。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展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伴随着新世界观的形成,恩格斯逐渐深化了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在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对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其思想遵循了由浅入深、从零散观点到系统理论、从书房走向实践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萌芽、展开和深化三阶段。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审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并坚信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会随着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最终走向和谐。在城市中打造良好的自然居住环境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在自然中构建符合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恩格斯关于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表明,生态文明和城镇化建设并不相矛盾,而是互相促进、共同开展的促进关系。
一、恩格斯探索城市和自然关系的萌芽阶段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尚处于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解问题仍以直观经验为主,提出的观点新颖但并不深入。这一时期,恩格斯以己度人,从自己生活其中的工业城市着手,以亲身经历叙述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造成的城市和自然关系的破裂,他直抒胸臆,认为只有组成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改造城市和自然的关系。
第一,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研究是 19 世纪生态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史将环境看成不断与人交互发展的历史---人在环境中生成,而环境在人的主导下发展。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曼彻斯特的生活,给恩格斯提供了观察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便利条件。当时,作为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是最强大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1]( P475).恩格斯投身现实生活,积极观察城市环境。在政论作品《伍珀河谷的来信》中,恩格斯提到“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2]( P39).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总结了矿厂的开设规律---在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建厂,人口聚集城市确立,直至河流污染和资源用尽时再转移至另一资源丰富的地区。工业革命后,传统城市的人口、面积均比之前有所扩大,新兴城市也随着工厂开设、人口聚集而建立起来。18 世纪西方文学、政治作品中对城市环境描写的基调是灰色的。依据客观调查和自身经验生活,恩格斯分析了各阶层在城市中的生活情况,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受到这种断裂影响最大、受到的压迫最深,而工人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宪章运动在英国的普及,使恩格斯看到了改变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希望。在生态环境史的视域下,恩格斯根据现实经验和客观调查,初步揭示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出现了破裂。
第二,开创性提出私有制、竞争是造成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断裂的根本原因。工业从家庭大踏步迈进城市,从作坊迅速转向工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这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这种负相关直接促使恩格斯将城市和自然的紧张关系与经济要素联系在一起。他批判性地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研究,与现实观察结合起来,把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恶化归结在私有制和竞争上。工厂主在降价后把牛奶倾倒到河里都不降价处理的现象使恩格斯看到,工厂主间的无序竞争浪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由于贫穷,无产阶级在城市中面对社会事务没有话语权,缺乏城市认同感,从根本上使得恩格斯认识到私有制在城市中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建立了钢铁般的屏障,“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 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1]( P72).私有制使得生产分裂为自然和人两方面,造成土地、劳动、资本三者之间的对立。劳动者不占有资本,占有资本者不劳动,劳动和资本的隔绝使得劳动和自然、资本和自然无法有机结合,这是私有制的直接后果。以往经济学家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因素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而在这里,恩格斯突破性地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断裂归结到所有制上,戳破了资本家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虚伪解读。
第三,初步提出解决城市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最终路径---两大和解。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西欧土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种混乱的社会格局下,恩格斯看到了缓和紧张的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希望。两大和解,强调自然、社会和个体的相互依存,这一思想的提出,奠定了无产阶级解决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基础。当时,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生产根据经济的繁荣情况出现周期性的浮动,人和人之间这种不择手段的竞争造成社会失序,在城市里,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城市犯罪行为的增加。虽然此时恩格斯还未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但他从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中看到,工人阶级与先进的生产力联系最为密切,受城市和自然关系断裂的影响最深,有能力有需求有动力去改变现有状况,无产阶级身上蕴藏着推动两大和解实现的力量。而宪章运动的失败表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构成“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1]( P475),才能使两大和解从可能变成现实。恩格斯并没有科学论证和详细阐述他这一解决方案,但是,紧张的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严酷的社会现实已经选择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旗手。
几乎在同一时期,恩格斯和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力量对改变现实环境的重要性。《伍珀河谷来信》( 1839 年) 描述了城市转型时期环境的变化;《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1843 年底 - 1844 年 1月) 批判性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表明所有制对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2 年 11 月 -1844 年 8 月) 根据亲身观察、体验和搜集材料而着,全面展现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恩格斯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提出私有制和竞争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断裂的根本原因和实现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和解路径等观点,虽未对此进行科学的论证,但已初露光芒。恩格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序幕。
二、恩格斯研究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展开阶段
184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见面,是两人伟大友谊和终生合作的起点。在这一历史时期,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形势更为复杂、情况更加严重,日渐成熟的工业生产带来了表面规划整齐、环境优美的城市建设,但工人的生活境遇却仍然困窘不堪。理论上的合作和现实的更迭推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化和科学化。
首先,在论战过程中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是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在此,恩格斯已认识到,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不单是偶然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3]( 443),从抽象的人出发,把社会关系理解为抽象化的爱,脱离了经济关系。相应地,受这种狭隘的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最终躲避在偏僻的乡间逃避世事,无法理解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而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消除压迫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意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断裂就会烟消云散。因此,面对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青年黑格尔派一直停留在口头宣告,无法前进一步。《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上述唯心主义观点,明确说明了唯物史观视域下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的去向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是理解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起点和终点。
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粗糙的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虽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人类学有过多研究,但唯物史观已指明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们初步划分了人类生产的四种方式,其中,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维系城市自然关系的动力,生命的生产构成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主体,而社会关系的生产是考察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不是空洞的奢侈品,而是作为生活和生产必需现实地发生在现实中的。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分裂也不可能通过改变观念就可以消除,只有通过现实生活和实际的改造,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得以最终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基本的哲学立场。
其次,进一步说明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大历史视域。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 P516 -519).这里的“自然史”指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对象,而人类史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前提的社会历史问题。仅把历史限定为人类史,忽略了自然界自身变更的历史过程,很容易造成孤立、片面的历史观。
恩格斯认为,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交织的产物。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城市规划、优美的城市布景、不断完善的市政设施都是自然科学进步的成果。但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自然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恩格斯多次提及的霍乱等流行病症,只要在城市中清洁污水、合理规划地下水系统以及分配住房,避免拥挤、脏乱的生活环境,很容易从源头预防这些流行病。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这些传染病的多是生活在底层的无产阶级,很容易被忽视,而且他们自身又无力改变这种环境,所以境况才会愈加严重。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自然 - 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在大历史视域下,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才会被充分理解。其一,在每一历史阶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在前一代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人类不断积累前人的经验教训发展生产力,每一代都是在前一代所奠定的生产基础上,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本身是人类发展史的一部分。其二,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空间。城市的空间上漂浮着资本主义的幽魂,是其在人间的发生地。资本主义城市中,人服从于利润,而自然也让渡于生产。城市大量开辟的道路、大批开设的工厂和毫无顾忌的废气、废水的排放,都是资本对城市自然环境的宣战。冰冷的生产关系导致的是冷漠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城市一方面代表着社会的有序生产,另一方面又预示自然的无序崩溃。城市和自然的真正融合是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
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不仅必须要解决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断裂,而且也有能力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运动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无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分裂的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对他们影响最大。城市自然环境的脏乱很容易引起流行病的蔓延,无产阶级生活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此而丧失性命; 城市自然资源的缺失造成基本需求如水资源的缺乏,资产阶级垄断资源,无产阶级无力从他们手中购买资源,只能自己挖取地下水,城市地面更易塌陷。资本家在城市中,人为地制造了虚假的“城市风光”,无产阶级在其中无法与自然相沟通、真正融入自然环境中,紧张的生活压力也不能得到疏解。只有依靠酒精等不良的生活习惯暂时放松。其二,城市是无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的斗争堡垒。一方面,城市是无产阶级活动的发生地和重要场所。贫富悬殊的城市生活刺激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同时,城市也聚集着优秀的教育人才资源,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克服分工对劳动者造成的片面性,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大城市的建立推动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促进工人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和谐是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城市和自然间的良性互动,是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改造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后,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共同经营、联合生产的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私有制下的生产过剩、分工异化等问题,消除城市的资本属性; 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推动农业机械化,促进工农融合消除城市生产的片面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分裂到和谐,这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发展历程,人最终也将在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和谐中回归诗意的栖居。
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剩余价值的发现,奠定了恩格斯研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展开阶段,恩格斯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 - 自然”关系学说。他把科学的理论与现实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神圣家族》( 1844 年 9- 11 月) 扫除了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幻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 - 1846 年) 中,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由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人,由异化批判走向资本批判,由国家政治走向市民社会; 《共产主义原理》( 1847 年 11 月底 - 12 月) 初步提出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融合的实现图景;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2 月出版) ,直斥资本主义对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破坏,宣告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对立才能得到真正的消除; 《论住宅问题》( 1872 - 1973 年) ,直面城市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从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住宅问题,提出了更适于工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和方案。这一时期,恩格斯全面研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成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恩格斯关于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已走向成熟。
三、恩格斯完善城市和自然关系思想的深化阶段
19 世纪 70 年代后恩格斯摆脱商务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工人运动。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稳定化和常态化,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进入短暂和平状态。多种社会思潮因此而诋毁马克思主义学说,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自然的矛盾。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坚决抵制错误观点,反驳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
哲学上,城市和自然的融合是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介于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之间,在大历史视域下,自然 - 社会辩证法是二者融合的基本哲学方法。
城市是自然中的城市,自然在城市中生成,二者统一的客观基础是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这是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的客观要求。同时,城市和自然的统一体现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同一性。
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辩证法是自然界和历史领域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方法,“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 P23).自然辩证法法则一旦被应用到现象界便具有历史性。从本质上来看,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辩证法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的实际运用。
自然界和城市都同样是辩证运动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同一性表明辩证法是研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方法。城市和自然间的矛盾并不能随着现实的短暂和平而烟消云散。
政治经济学上,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历史属性。在现实运动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集中体现在复杂的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中。第一,人的自我生产是影响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中介力量。人的自我生产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这种生产是种族延续的前提,“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5]( P15 -16).城市一开始只是偶然的聚集地,是作为自然关系的随机产物出现的。随着繁衍的进行,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生产的发展促使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城市固定下来,城市和自然的互动日益紧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紧张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关于生产和交换规律的学说,证明了现今出现的所有弊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预示着现存生产方式的瓦解。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异化为追求利润和资本扩张的手段。人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不关注行为背后长远的影响,短期成果往往演变为长期的后果。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弊病之一,而生产发展的内部也产生出解决这一弊病的手段。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来协调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社会历史属性,表明改变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状况的可能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城市和自然的融合与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实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一,无产阶级是改造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现实力量。只有现实的人才能实现现实的目标。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把现实的自然界和人下降为无意义的抽象概念。只有把自然界和人放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看待,自然界和人才有现实的内容和意义。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谐必须是在现实世界中发生,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推动者也必须是现实的主体。一旦无产阶级掌握资本,就可以揭示出城市的资本属性,将美归还于城市本身,现实地改造自然和城市关系。其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政治主张。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他并没有提出解决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具体方案。马克思主义强调,解决包括住宅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废除国家这一条道路可以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诉诸“永恒公平”权利而不理解社会问题背后的经济因素,他们的主张最后只能沦为空想。解决城市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在阶级解放中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在融洽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中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的现实考量,而科学社会主义为解决资本主义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1879 年《反杜林论》单行本的出版,“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 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辨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4]( P11),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形成,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思想的最终形成。
小结
恩格斯关于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将恩格斯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划分为萌芽、展开和深化三阶段,并不是僵化、机械化理论,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再现恩格斯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良好的自然环境,保障了社会环境的稳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间的矛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激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自然和历史的结合,辩证地调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间的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城市中获得诗意的栖居,最终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总之,恩格斯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表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是在同一个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不可偏废其一。恩格斯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一部分,必须加以坚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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