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阻碍党群思想沟通的历史现实原因

　　党群沟通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党群沟通预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密切党群关系，党及时恢复了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各种渠道，发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沟通民众的优良作风，期望以党群关系和谐推动社会和谐。但党群沟通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使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原因表面落脚在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信息、民意回应等方面，但实际上有其深层次原因。这些深层原因既有政治文化层面的因素和社会发展层面的因素，也有人为方面的因素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文化的消极方面制约了政治人的思想，社会发展层面的负面因素影响着社会人的诉求表达，人为方面的因素消极了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工作态度等，制度不足、制度不到位和制度漏缺又复活了政治上的投机之人。同时，中国语境下的党群沟通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直接影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由于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的形成也受特定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又且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思维行为中，使得党群沟通中党员干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复合因子的存在，导致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出现不稳定状态。正确分析这一客观现象，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文化层面

　　国外学者伊斯顿曾经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提到文化对守门者（或者说信息把关人）影响，他认为，“在所有对守门者产生影响的因素中，隐约可见一种重要的调节方法……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文化规范，由它抑制或推动着愿望的转换。

　　守门者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规范作为一种原则而发生作用，引导某一系统的守门者作出愿望转换的决策……间接地调节着要求的数量和内容使之进入系统之中”.因此，“那一种愿望转化成要求……将受到某种遍布于系统各处的文化原则的决定性影响”.可见，文化尤其政治文化在政治人的行为取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该说是封建政治文化。封建政治文化是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官僚系统、依附性的臣民心理也就产生了。在专制集权思想影响下，官僚政体的权力崇拜思想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官本位”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也臻于完善，历久不衰。

　　在官本位思想中，官民不平等现象非常明显。譬如“官贵民贱”、“官主民仆”、“官大理多”、“一言堂”、“家长制”等等。这些不平等现象还表现在服饰、配饰、房舍称谓、出行、婚姻、音乐舞蹈等方面，这种差别性文化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同时，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的作祟，在上下级官员之间，下级官员顺从上级官员；在官员与民众之间，民众顺从于官员。最终导致顺从型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挥舞着民主、独立的大旗摇鼓呐喊，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群众政治参与的情况来看，仍不能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参与意识仍很低下，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政治参与意识冷漠的现象，这就不利于沟通机制的运行。

　　2.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对社会的组织性有很高的要求，不但需要中央有直接管理经济的组织机构，而且要求党对经济系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在城市主要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管理，在乡村主要通过人民公社进行管理，社会中间组织基本上不存在。每个单位、每个村庄都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系统，党组织对城市单位组织和乡村人民公社实行一元化领导，通过户籍管制实现社会资源的控制、管理和分配。由于国家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体制外无法找到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源，所以，在城市，个体依附于单位，在农村，个体依附于人民公社，否则，就会丧失一切资源配置。这样，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变成了领导与服从关系。又加上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瞎指挥开始抬头。革命时期尚存的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认真接受批评的民主氛围渐渐失去，相反，反映真实情况、表达不同意见的任何个体将会扣上各种罪名。计划经济时期强调集中缺乏民主的政治环境、命令-服从的管理模式抹杀了社会个体民主意识以及要求平等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性的解放和张扬，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思想有所复苏，但在党群沟通过程中，这些因素隐隐约约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

　　二、社会发展层面

　　从国外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一个政党不能提供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的，相应地长期执政也比较困难，党群矛盾也多。就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但是经济增长了，人民群众生活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挑战着党的长期执政。

　　1.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焦虑

　　“中国当今社会的变革，就是中国人民热切期望改革的情绪、情感、要求、倾向等相融合并以整体文化心态催化、驱动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要求改革的心态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驱动力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相反，劳动者消极被动的情感、情绪和心态，则必然会削弱社会生产力，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因为，改革的本质不是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而是去改进人们原有的生活，如果没有实现改革的初衷，人民群众内心的不满也会涌现。而在农民群众占多数的中国，利益受损阶层相对较多。他们的地位低、资源少、生活困难，利益诉求多，如果这些诉求持续得不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其心理必然逐渐扭曲，进而迸发主观非理性的行为。近些年频频出现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事件等就是受群众的主观心理支配发生的。在扭曲的心理支配下，个体情绪极易感染并“循环反应”,从而产生愈演愈烈的情绪色彩浓烈的行为，使本来无组织的人群形成有共同态度的既松散又紧密的结合体，最终导致情绪性行为的爆发。我国学者陈东原曾经说：“群众对于问题是需要解说的”,这也说明社会心理很需要及时沟通才能消融。在沟通中解说政策，了解民情、疏通民意，才能引导群众心理从困惑走向认同，从紧张走向平衡。

　　2.社会发展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沟通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传递。“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

　　在当前网络政治运行中，时时在线的网上政府要想就网上即时出现的所有电子党务或者电子政务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妥当的处理还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难以从网上“大众”的意见和建议中调查出大众的真实意愿，因为这些“大众”通常只局限于那些信息富人们，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信息穷人还不具备使用网络的设备和费用，相应也就失去网上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也给信息富人操纵政治带来便利。“这些社会集团占有很多利益权利，信息要为这些利益服务，计划也要根据这些利益制订”,使得网上民主还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且“大众”的声音未必就能符合大众的意愿和利益。

　　二是时时在线的网络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妥善处理是一件要求极高的事情，不但要求负责处理网络民意的党员干部有较高的能力素质、职业道德，为民、亲民的作风，而且还要具备网络技术和知识储备，而当前党政部门负责处理网络民意的工作人员在这些方面还普遍欠缺，实质上还谈不上满足电子党务、电子政务的实际运作要求。三是网络信息工具在便于人们表达诉求的同时，往往会出现人为操纵信息的现象，混淆民众视听。这些因素的存在一方面会出现信息失实抑或信息膨胀，使党政部门的网络信息工作人员带着本身的不足直面这些信息时，总是难以辨别真假，影响着信息的整合和传送。另一方面使网络的触角失去灵敏度，从而错误地引导群众，导致民众网络参与沟通的形式化。其结果造成了网络在给人民提供行使民主权利的空间的同时，也放大了暗箱操作的功能，使民众的网络参与变得虚化、空壳化。这是当前网络民意尽管暴涨，但决策制定中无法体现大众民意诉求的根本原因。毕竟，“科学的决策除了要有完善的组织系统和科学的决策程序做基础保障外，还必须借助高科技的物质手段，即具备能及时收集、整理、传输、编辑、贮存、检索、发送、显示有关信息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这些“高科技的物质手段”须臾离不开“人”的作用，这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民群众，而是各层级负责信息管理的党员干部，他们在“收集、整理、传输、编辑、贮存、检索、发送、显示有关信息”时的倾向性选择滤波，直接影响着民意的去留。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技术虽然具有很高的民主、开放特质，但不会成为实现民主的终极手段。因为技术手段的改进并不必然实现民主，只有决策主体具有民主作风时，发扬民主才具有实质性意义。这种现象反映到党群沟通中同样如此。要实现党与群众的互动沟通，虽然离不开网络载体，但仍然需要高素质的网络信息工作人员。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网络真正实现民众的话语权的表达和信息自由权的使用。

　　三、党的自身建设层面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由于党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革命时期的艰难环境使党主动找群众沟通的优良传统逐渐让位于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群众在困难面前四处找党沟通解决问题的场景。党与群众在沟通中发生的微妙变化，折射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意识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淡漠了，反而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即使有些干部的党性观念和人民性观念俱在，但由于缺乏沟通艺术、技巧，仍然不能与群众实现有效的沟通。

　　1.部分党员干部沟通

　　群众的思想、观念、意识薄弱在当前，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很多，如调查研究、蹲点调研、互助帮扶等等，但是，“就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是否联系群众以及多大程度上联系群众更多地取决于他个人的民主作风而非制度”.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譬如近些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定州事件、孟连事件、矿难事件等并不是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联系群众、沟通群众，只是为了联系而联系，没有使这种联系沟通形成机制，造成联系沟通没有生命力。同时，在党员领导干部中，不乏存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的人，也存在“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影响了沟通机制的运行。但不管从纵向看还是横向看，党群沟通不畅源于沟通渠道不畅，实质在于身居沟通渠道节点上的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素质、态度、行为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群众观念淡漠，群众立场偏斜，这种因素的存在使社情民意无法在主流意见和建议中得到传输。尽管党和国家不断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但因为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做好党的群众工作，仍然面临着较长的路。

　　2.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沟通艺术和技巧

　　现今，党的地位和角色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发生的变化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党群沟通，革命时期党员和红军战士每到一个地方主动找群众沟通、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的现象没有了，相反，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和问题需要四处找党的组织解决，有时被置之不理；战争时期党员和红军战士与群众沟通中收集到的民意会立即反映到组织并回应给群众的现象也没了，相反，执政党的地位使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为了追求既得利益，无视民意的焦虑和痛苦；战争时期党员和红军战士深入、细致、耐心地沟通民众以达到民众支持和拥护的作风也减少了，相反，却出现了不考虑民众的思想状态，不管民众思想通不通，一律实行“三分钟，龙卷风”的命令式做法；党员和红军战士与各区域群众在沟通中建立的鱼水、亲如一家人的和谐关系在一些干部尖锐刻薄的话语和行为中也逐渐变成水火关系、油水关系；等等。更为甚者，一些干部开展工作，全凭主观主义做事，不搞调查研究，结果与民意南辕北辙，不但耽误了一方的发展，群众的怨气漫天，而且也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这些情况说明，一些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技巧、艺术，与民众沟通中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也是造成党群关系不和谐的原因。

　　四、政治体制方面

　　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制度（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政策制订制度等）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同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影响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权力高度集中放大了各级领导使用权力的范围，缩小了各级被领导者的权利行使范围，导致没有权力的人们唯命是从，最终形成对权力拥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和权力隶属现象在当前的党群沟通中也发挥着作用，譬如沟通渠道不畅带来的上情难以下达、下情难以上达的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既阻碍了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又屏蔽了民众的呼声。其根源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民意上传的艰难性。权力过分集中还导致对主要领导者的权力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使他们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居高临下，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使一些很容易处理的事情变得难办，一些很容易沟通的问题变得复杂。河北省“定州事件”中的和风市长的言行举止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内的一种体现。因此，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发扬民主，充分吸纳民意，是克服当前过分集权的弊病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

　　2.党政机构层级多

　　党政机构是民意信息的综合机构，是信息流动的载体，而机构臃肿拉长了民意信息流动的层级，也出现了信息把关人多、信息筛选和简约多的现象。

　　尤其是一些渠道中人为现象的存在，使得一些沟通渠道的“官僚化”现象非常严重。这些渠道本来是联系群众、沟通群众的渠道，一经行政化、科层化以后，其自身也脱离了群众，这就造成群众反映的许多信息在过滤、截流中难以反映到相应的决策层。从横向的角度看，政治系统内平行机构的增加往往导致多个政府部门插手同一事情或管理同一对象，或者在根据自身利益取向评判同一个社会问题时，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商、谈判、整合的成本倍数上升，且滋生了过多的行政决策和审批流程。这种现象反映到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出现了众多的沟通渠道往往必须同时重复传送其他渠道传送的信息，使信息接收者手中的信息往往千篇一律，无法在比较、分析中正确理解和利用信息。结果是对于下面，不利于基层群众全面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意图；对于上面，不利于决策部门全面了解社情民意进行正确决策。

　　从纵向来看，我国当前党政系统的层级有五级，每一层级的党政机构都需要相应的人员来开展工作，这些人员（或者说信息守门者）作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把关人”,不但受上级党政部门和同级党政部门的规约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还受本身主管滤波的作用，致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中信息失真和扭曲的现象不由而然的产生。必须一提的是，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现象中还存在着政务性人才过多、事务性人才过少，尤其是懂信息技术、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人才过少的弊端，而这些不足也是社情民意被搁置的瓶颈。

　　3.干部录用方面

　　由于长期实行“代表选委员、委员选常委”的选举办法，所以，参加选举的范围就越来越窄，出现了越是重要的党内职务人民群众越没有选择权的局面。在选举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出现了选举人的权利和意志不能得到行使、选出的领导干部不能完全体现民意的现象。另外，由于对候选人的提名权和提名方式没有合理的规定，民主推荐程序也不健全，使得候选人的提名权、推荐权大都掌握在少数领导手中，党内活动较多地停留在领导干部层面,造成普通党员代表权和群众知情权的无法实现。知情权的丧失意味着也就失去了参与权，没有了参与，也就没有了诉求表达。这种现象造成党群沟通机制不能运行，体现在各级干部与群众的沟通中，形式主义的作风和行为在一部分干部中发展得相当严重，他们不深入基层、不搞调查研究，不关心社情民意，导致党的方针政策不能下达，中央政策的执行信息不能上达，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这种由人为因素带来的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之间的信息断裂，加剧了党群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上级党委和领导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造成了一些党员干部不把心思花在工作上，而是热衷于与上级拉关系、找门子、钻空子，讨好上级，也有的党员干部弄虚作假、好大喜功、哄骗上级，工作只对上级个别人负责，而不对人民群众负责，在工作中产生了“只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满意”等不正之风。

　　结语

　　对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党群沟通不畅的原因既有历史性因素，又有现实性因素。历史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其负面影响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性因素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相关，其正面效应已不容置疑，但负面影响是存在的。这些负面影响渗透到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阻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在党群沟通这对矛盾关系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党员干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党的活动也离不开党员干部的个体行为，这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着为民服务的价值主旨，从目前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来看，党员领导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方面距离“群众满意”这个目标还很远，脱离群众的现象仍然存在。为了发挥政治优势、规避执政风险，通过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去密切党群关系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就要从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方面去考虑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的完善，尤其是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性问题。

　　具体来说，在当前，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结合党中央对党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不断完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制度机制，以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因为党员干部位居于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各个环节，不但影响着每一个环节功能的具体发挥，而且影响着党群沟通的整体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的作用决定着党沟通群众的效度，决定着党的形象和群众的认同，决定的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执政能力的强弱。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沟通渠道建设，使制度内的沟通渠道与民间沟通渠道遥相呼应，以组织的方式宣示和传播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愿望，吸纳群众意见和维护群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支持，才能凝聚党员的情感归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