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分析我国道路走向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持续升温和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唯物史观与中国问题”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唯物史观的最高形态是世界史观;中国问题是世界历史当中的中国问题。只有透过世界历史视野,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命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最初是特指资本扩张使所有民族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现象———世界性的历史,后来则扩展到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俄国公社问题。因此,学术界在提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时,也将之纳入到世界历史范畴之中[1]。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分出了古代与现代两个维度,前者是地域性的世界历史,特点是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后者是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同一性。这两大世界历史视野及其融合,构成了我们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三把金钥匙。

　　一、地域性的世界历史:破解中国“从何处来”

　　地域性世界历史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系指在西方取得现代世界的主导地位之前,各个不同地区的国家彼此独立发展的历史之总和。

　　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的原着中并没有“地域性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相反,在马克思严格使用“世界历史”范畴的地方,它指称的恰恰就是“地域历史”的反面。我们之所以要确立地域性世界历史概念,是出于这样两个考虑:一是马克思由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结果的世界史而上溯到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地域历史的研究,因此地域历史研究已经整合进了世界历史研究;二是国内外理论界实质上也把马克思的地域历史研究(主要为东方社会理论)纳入了世界历史大范畴。因此,为了区别于马克思的(全球性)世界历史,我们以“地域性世界历史”指称古代各国彼此孤立发展的历史的总和。地域性世界历史的特点是文明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打破抽象历史哲学(单一发展模式论)的关键证据。马克思晚年为了研究东方社会问题而不惜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就是要研究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从而为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换句话说,不能机械套用西方模式来推测东方各国的历史形成机制。我国学界特别是教科书当中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和西方一样,不过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一般演化。这就把中国“从何处来”的特殊性给遮蔽了,也就把我们的民族基因给遮蔽了。

　　为了正本清源,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历史思想,具体来说就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解开中国社会的秘密。

　　20世纪80年代张明敏的一句歌词极富深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中国心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不同于印度心、美国心?可以说,不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解不开这个“心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属于亚洲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马克思主要研究了俄国,次要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但是在关于俄国的系统研究中,却提示出研究印度和中国问题的宝贵方法论。比如《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写道:“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2]

　　今天我国到处都可见此种耕地,这就是中国曾经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证据。马克思这样揭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质:“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3]

　　根据马克思的提示,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概括为高度中央集权下土地国有的村社经济。国家限制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牢牢掌控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小农的人身自由。这种生产方式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基因的秘密。

　　有三个主要原因,使得中国高度集权、土地国有。一是共同治水:治理长江、黄河与淮河需要庞大的社会合力,这促使中华民族逐渐走向集权,因为任何地方和个人势力都没这个能力。二是抵抗侵扰: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侵扰,必须集中全国的人、物、财力,这也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三是地理封闭:太平洋、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北大沙漠等天然屏障,造成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最终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印度和俄国的独特发展道路[4]。这种道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生存特点来看,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心最强调整体至上,唯家唯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印度村民面对侵略无动于衷,中国人则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从政治特点来看,中国政治家国同构,政治关系家庭化,家庭关系政治化。“天地君亲师”是一块排位,百姓叫官员“父母(官)”,官员叫百姓“子民”,用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来统治天下,也导致裙带关系严重。从文化特点来看,中国心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喜欢因循守旧,反对个人独立。“狠斗私字一闪念”“出头椽子先烂”“棒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所以黑格尔才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5]。可见,“我的中国心”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来。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既是创造中华文明的基因,又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国是被拖着进入现代世界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历史回答了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那么,他的全球性世界历史则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破解中国“向何处去”

　　全球性世界历史是与地域历史相对的概念,指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使得全世界都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此后再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形态能够孤立发展。它的特点是文明同一性,确切说来是市场经济文明的同一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277。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性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中国角度来看是遭受侵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就是资本扩张。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三次高潮: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学制度的辛亥革命和学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是追随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域,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则无法跨越。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中国五千年来所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形态的飞跃,也就是从“人的依赖”形态,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的飞跃。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资本的逻辑。

　　首先,资本具有文明性,优越于自然经济,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当中,人的存在状态是人对人的依赖。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土地掌握在家长手里。土地是不动产,人依赖于不动产,也就跟着静止,被限制在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变了形的自然经济,其依赖关系表现为人对单位的全面依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取得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物”就是货币,货币是最高层级的动产,通过动产的机动人就取得了机动性、独立性。以上是从人的形态角度去看;从财富创造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远胜于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因此生产规模不怎么扩大,“家有房屋千万座,睡觉只需三尺宽。”

　　而在市场经济当中,生产物品不是要其使用价值而是要其交换价值,是向广阔的消费方而生产,这就打破了自给自足对生产力的狭隘限制。《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277市场经济像魔术一样创造财富,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谈得上未来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否则所谓社会主义将是空中楼阁。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其次,资本具有盲目性,依赖于政治引导,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从马克思的全球性世界历史理论来看,这根源于对资本的扬弃要求。资本的出发点是利润最大化,为此它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但利润实现却依赖于社会的购买能力。

　　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到全球。这场危机表面看来跟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危机不一样,是由金融导致的。但究其实质,信用卡泛滥的原因仍是消费力不足,商品过剩。所以说到底它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还是私有制与社会化对抗的危机,还是资本盲目运动的危机[8]。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限制资本的盲目性。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证券业的监管,云南绿大地等造假案被严肃处理。这是其一。其二,资本造成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这更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任由资本的马太效应扩大,那么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十三亿人,就跟共同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因此,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毫不动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三、两种世界历史视野的融合:探求中国道路选择的辩证法

　　地域性世界历史的特点是文明多样性,各国有各国的发展道路;全球性世界历史的特点是文明同一性,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两种世界历史视野的融合,也就是坚持文明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对我们来说,就是坚持本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这就是中国道路选择的辩证法。从马克思的两种世界历史视野出发,我们引申出关于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以下思考。

　　一要在理论根基处防止两种思想倾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9]防止“封闭僵化”与“改旗易帜”两种思想倾向。朝鲜、中国和俄罗斯,都曾经是苏联模式国家。冷战结束后,三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朝鲜固守“封闭僵化”的教条,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则向右转。事实胜于雄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对道路选择正确性的最好证明。但是,发展中的矛盾又使这两种思想倾向一直伴随着我们,防止这两种思想倾向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任重道远。那么,如何在理论根基处防止这两种倾向呢?马克思的两种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依据。

　　首先,全球性世界历史视野是防止“封闭僵化”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增大,再加上体制不健全,问题富豪层出不穷,弱势群体心怀不满。一方面是仇富心理泛滥,仇恨富人;一方面是愁穷心理泛滥,为贫穷而发愁。这就为封闭僵化的“左”倾思想提供了社会土壤,这种思想认为,改革开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打着左灯向右转”,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幻想回到平均主义。如何看待这种思潮呢?我们认为,必须坚定地站在全球性世界历史视野,防止封闭僵化思想的干扰。前面提到,全球性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那就是任何国家都必须经历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无一例外。列宁曾经想搞例外,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转而实行新经济;斯大林曾经想搞例外,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也取得了宝贵成果,但随着弊端越积越多,苏共不得不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曾经想搞例外,“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反倒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朝鲜还想搞例外,它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活化石”,体制僵硬,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所以说,幻想跳过市场经济而创造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根本不可能[10]。

　　这就是马克思全球性世界历史思想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历史不能开倒车,我们要正确看待社会矛盾,一定要钻研好全球性世界历史理论,“防止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其次,地域性世界历史视野是防止“改旗易帜”的思想武器。与封闭僵化的思想不同,还有一种思潮向右转,嫌中国太保守,他们主张接受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打破枷锁搞改革”,甚至要求中国再给西方“当三百年殖民地”。左的思潮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右的思潮则认为是社会主义造成的。如何批判右的思潮呢?有两种批判的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从外部威胁性来看,也就是把右的思潮视为境内外敌对分子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颠覆。这种批判角度的特点是单纯防御。第二种角度是从内部合法性来看,也就是我们理直气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合乎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这种批判角度的特点是以攻为守。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就为我们从第二种角度批判右的思潮提供了武器。中国当然应该走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盲目跟着西方走。其实,所谓的西方模式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英法属于早发内生型市场经济,日俄属于晚发外生型市场经济;政治上,真正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也只有美国,欧洲各国则多采取立法与行政权一体化的政体。中国由于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以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作为文化基础的。同时,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亚细亚的整体主义优势发挥到市场经济中,从而有力地控制资本,既发挥资本的文明性,又节制资本的盲目性,最终为人民服务。右的实质就是全盘西化,放弃民族特色,它只承认欧美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承认其他模式,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由于西方国家在发达程度上远高于我们,因此右的观点也很有市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钻研好地域性世界历史理论,“防止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要在实践根基处把握民族命运。通过探讨地域性世界历史,我们能够初步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基因。通过探讨全球性世界历史,我们能够初步理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两种世界历史视野的融合,要求我们实现民族性格与市场经济的有机互动。

　　首先,要从地域性世界历史视野中得出这样的启示:利用民族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发展市场经济。前面分析过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整体至上的性格基因。这种民族性格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有利于节制资本的无政府状态,有利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握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11]。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整体主义民族性格基础上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巨大工程的顺利实施,都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也就是整体主义民族性格的优势。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反思个人主义泛滥的危害,同时也就给予中国的整体主义以很大期望,希望以中国文化来挽救西方的没落。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需要整体主义来统筹全局;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面前,需要整体主义来提高建设效率;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需要整体主义来提供向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性格是我们的天然优势,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优势。充分利用民族性格来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就有望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文明。

　　其次,要从全球性世界历史视野中得出这样的启示:利用市场经济,改造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性格决定命运,性格的辩证法就是命运的辩证法。中华民族的性格,既使我们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又束缚了我们步入现代世界的脚步。我国独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造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权力要集中,就必须依靠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养大批军队和官僚。官僚由上级任命而不是民主选举产生,因此他们对上不对下,结果就是权力缺乏监督,腐败严重[12]。亚细亚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中国社会转型难,难就难在亚细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在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总结了政治领域封建残余的四个表现:第一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第二是权力过分集中,实际办事的大多数人反而倒无权决策;第三是家长制作风,下级惟命是从;第四是宗法观念,裙带关系[13]。胡锦涛、习近平同样总结了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些危险,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亚细亚传统的消极产物。不过,我们现在也具备了鲁迅时代所不具备的、改造民族劣根性的条件,那就是市场经济。不妨从商品、货币、资本和全球化这四大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来看。其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其等价交换原则能够有力促进市民平等观念的培育。在我国,商品交换越不发达的地区,封建特权思想越浓,反言之,商品交换越发达,平等观念越强。其二,货币代替土地等不动产成为人的生存基础,能够有力促进独立意识的形成。市场经济中的人具有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而不再依赖于特定的人或者单位。经济独立,人格随之独立。其三,资本增值的冲动刺激了人的创造力和致富欲,而资本竞争的压力又克制了人的懒惰和小富即安。这是医治中国传统因循守旧心理的一剂猛药。其四,全球化为人的普遍交往提供了条件。马克思认为,孤立地区的人只是偶性的人[6]122,无法“开眼看世界”,也就跟不上时代。而世界历史当中的人才是全面的人,因为他把一切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发展前提。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它对人的塑造效果还只是初步显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自觉自为地利用市场经济来改造民族性格。

　　[参 考 文 献]

　　[1]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 的 当 代 价 值 [M].武 汉: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2010:38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80.
　　[4]孙承叔.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8-309.
　　[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0.
　　[6]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1卷 [M].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