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群众性政党建设基本政治路线的提出历程

　　一、领导权问题与建设群众性政党

　　（一）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领导权思想的萌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目标建构基本成型。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二大《宣言》强调了在同全国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联合战线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陈独秀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认为要实现民主革命，必须坚持“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其中“联络无产阶级的原则”即“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

　　合作中的分歧显露。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虽然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但是两党在关于革命的路径和依靠的力量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对国民党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外一派军阀，而不是依靠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致函国民党领袖，并在《向导》等报刊上发文批评国民党的革命道路，招致了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责难。

　　领导权问题的明确提出。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四大立足当时的革命形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中共四大的决议案还就无产阶级如何取得领导权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方针政策，并提出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中共四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其他被压迫阶级力量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毋庸置疑的是，中共要想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没有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建设群众性政党，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党目标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和组织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因此决议指出“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

　　要想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就必须在革命中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三）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困境

　　“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对党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认为“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的指引下，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强调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

　　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出现关门主义倾向，以致党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和帮助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而忽略了自身的建设。因此，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因此，中共四大开始重新思考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二、中共四大使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加强党的群众基础，来促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从而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核心思想是将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增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联合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右派、迫使国民党抛弃右派，从而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

　　群众性政党建设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党的生命线。但是，直到中共四大，党才真正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从中共四大开始，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不仅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妇女部等新机构；为了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议决案；中共四大还首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建设群众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问题。

　　（二）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要解决领导权问题，必须解决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议决案还指出“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只有解决组织问题，党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为此，中共四大决定主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

　　大会决定，为扩大党组织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集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

　　二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

　　为了克服组织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广东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其他地方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

　　三是修改党章，巩固党的基层组织

　　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四是强化组织部，组织党团

　　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做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议决案强调设立党的印刷品机关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此外，还要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三、群众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直接影响

　　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中共四大使“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

　　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措施，为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实现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从群众性政党建设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根据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适时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较为完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根据地建设的依靠力量是什么、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两个问题的核心是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李立三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

　　紧接着，周恩来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并给群众路线以明确含义。他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时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就军队的给养问题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并且强调：“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

　　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群众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历史背景不甚一致，前者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后者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力量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合作中扩大党的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群众路线”和群众性政党建设提出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为了搞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动力和力量源泉是什么。也就是说，群众性政党建设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始终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