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与解决策略(3)

　　首先，不同的家庭环境造成学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如今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毕业于非重点本科与专科的学生。事实上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于农村。一方面，偏远贫穷地区经济与教育的恶性循环造成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供给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家庭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或生活费供孩子到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就读，于是放弃了入学的机会，使就读好学校的入学率处于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读书无用论”的烙印让大多数家长并不愿意把孩子置于教育的氛围之中，孩子也只能重复着他们父辈的人生轨迹。
　　
　　其次，不同的家庭环境造成了学生受教育结果的不同。存在已久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市中心”的主流价值取向早已固化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也频繁地反映在教育之中。如作为教育中介的教科书的制定往往会忽视贫困或偏远地区学生的受教育需求，书中内容的选取甚至是随书所附的插图无不体现着城市价值取向。大学生“蚁族”早在最初的教育过程中就对这些偏城市化的知识和场景不熟悉，也就适应不了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再者他们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优良的学习环境与充足的教育经费，所以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更不用说后续的教育过程。在高考中的失利又造成了他们实现不了“鲤鱼跃龙门”的积极效果，因而也就无法在高考这一独木桥上超越城市孩子，继而完成不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第三，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各高校出现了明显的学生分层现象。城市学生主要集中于重点大学，而农村学生更多地集中在较为薄弱的地方大学，因为太高的录取分数使他们进不了重点大学，太高的学费又让他们进不起民办大学。[16]我国着名的高等教育专家闵维方等人的研究就表明，学校声望对学生求职有明显影响，是否是“211”工程重点大学毕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单位的性质。[17]毕业于一些层次较低大学的农村学生十年磨一剑的奋发努力，只换来了从大学生到大学生“蚁族”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并不属于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范畴，沦为“蚁族”的他们即使压力再大也要留在承载自己梦想的地方而决不后悔。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农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现行高考招生体制和高等教育收费制，无疑提高了农村学生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槛，其结果是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向上流动的机会。[18]87
　　
　　第四，不同的家庭环境形成了大学毕业生的赞助性流动方式。文化资本有利于当前社会等级的确立，教育在现代社会也确实是保障一个人稳定甚至是完成社会流动的可靠因素，但文化资本最主要的累积与传承方式是通过家庭，而文化资本通过家庭这个中介促进社会流动的方式也只能是赞助性流动。英国学者拉尔夫·H﹒特纳在《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和学校教育》一文中论述了两种重要的升迁流动方式，即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赞助性流动是以占有社会资源为推动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它注重的是社会成员的地位或身份，在这种社会的流动方式中职业世袭率较高； 而竞争性流动则是社会成员在公正的环境下以个人的努力为主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19]92现今社会是“拼爹”“拼钱”的时代，太多的“富二代”与“官二代”成为阻滞社会流动进程的障碍，这种状况决定了只有赞助性流动才能成为最主要的流动方式。特纳指出：“在赞助性流动中，英才新成员由公认的英才或其代理人挑选，英才地位是依据某些假定的德行标准而授予，它不可能靠努力或策略来获得。”[19]92社会成员在其完成流动的过程中先赋性资源的作用远远要大于自致性资源。这里的先赋性资源主要是指靠继承父辈而获得的资源。
　　
　　不同的家庭环境熏陶会让学生养成不一样的言行举止，甚至对以后认知与技能的培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来自家庭环境较好的孩子因为在良好的氛围下生活与学习，从小占有更多与更好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所以在学业上更容易成功；而家庭环境差的学生则要在各种方面落后于他们，这种资源占有的差异最主要还是由早先文化资本的持有者---父母决定的。父辈在把既有资源传递给他们子女时，教育扮演的则是使这种传递过程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角色，而且这种合法化也早已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教育就是帮助早先就是精英的孩子进一步垄断他们的特权从而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然后成为拥有更多资本的统治阶层。高等教育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限，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地掩饰起来。[20]可见，高等教育作为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在变窄，而作为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助推器的作用在变强。[21]
　　
　　（ 三） 教育不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流动的唯一中介
　　
　　布迪厄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仅仅只有文化资本在起作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地位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上文论述了文化资本的主要传递方式是通过家庭，而事实上其他两种资本亦是如此。对刚进入社会白手起家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家庭在其背后的助推力确实很重要。拥有着父辈积累的丰富资源的学生可以轻松地保持原本的地位或是向更高一层进行流动，而对于那些毫无背景、缺少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人来说仅靠努力未必就能实现由下向上的社会流动。一些普通大学生努力考上大学，虽然肩负着家庭的殷切希望，但却无法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相抗衡，不停地努力奋斗也抵消不了在大城市就业的巨大成本，无奈的他们只好加入巨大而又渺小的“蚁族”大军，继续着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道路是拥挤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地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而教育也绝不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因素，相对处于弱势的“蚁族”则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牺牲品”与“失败者”.
　　
　　四、削减“蚁族”社会流动受阻的措施
　　
　　造成“蚁族”在社会层级结构上合理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于现实社会现有的人群分层所造成的起点不公平的因素，又有来自于高等学校内部专业和课程设置不能适应社会就业需求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认知方面的问题。为此，对这一社会客观现实进行改进，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多个角度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