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与解决策略(2)

　　（ 二） 盲目扩招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伴随着我国1999年刮起的高等院校扩招之风后，各高等院校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陆续实行扩招政策。“高校入学率目前已经达到了21%,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按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与此同时，也使得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了普通劳动者的行列”[1]50.所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同时，高等院校毕业生与社会就业的尖锐矛盾也随之显现。
　　
　　虽然高等院校每年都在向社会及时地输送大学毕业生，但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量已经远远赶不上毕业学生的数量，尤其是社会计划招聘的岗位正在逐年下降。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2009年达611万人，2010年达631万人，2011年达660万人，2012年达680万人，2013年达700万人左右，”[8]逐年递增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必定会造成高校的人才输送与社会对人才需求之间矛盾的加剧。就在前不久公布的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指出： 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 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 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低就业率已经成为大众无法回避的难题。高等教育的持续性规模化扩张与市场需求增长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远大于需求数量。[9]人力资本如果还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势必会造成大学生自身价值的严重贬值，“僧多粥少”的就业局面会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承受住社会的压力，更不用说顺利地进行自下而上的流动而获得向往的身份与地位了。
　　
　　（ 三）“半成品”的高校输送模式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数量提升的同时质量问题则被忽视。21世纪是知识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社会需要的是能够适应这种高速运转的高素质人才，但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现今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应用知识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欠缺，工作责任感、职业操守不足，把握社会需求的能力、适应职业需要的能力缺乏，直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和蔓延。[10]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重科研轻教学、重知识轻技能等一系列缺点造成大学生质量严重的滑坡。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高校不顾实际走高、大、全式的发展道路，即高校贪大求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地搞“高”（ 办学上层次）、“大”（ 招生扩规模）、“全”（ 学科全覆盖）。[11]这种随之而来的产业化输送半成品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市场需要的是蛋糕，学校送出的却是包子”,这句话形象地说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一社会对人才的高要求与毕业生的低素质之间的矛盾，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蚁族”就是高校扩招后累积效应的直接体现，也是高校课程设置与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脱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2]整个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让教育未能幸免于难，成千上万的学子被“忽悠”进了高校，也不管学校是否满意、专业是否适合，三四年的青春换来的却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教育结果，自身的不足和巨大的竞争让他们继续经历着就业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一心指望读完大学而能改变命运，毕业后却仍维持着原有的生活状态，到最后被打回原形，输得一败涂地。
　　
　　三、“蚁族”乃社会流动受阻的产物
　　
　　（ 一） 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
　　
　　一定时期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必然决定了处在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高低差异之分：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占有权力多、成员数量少，他们比较容易实现自己的要求与愿望； 而处在金字塔底端的则社会地位较低、占有权力少、成员数量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顶层的生活。这种结构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及其等级观念的形成，而正是底层与上层的鲜明对比决定了此种结构的不确定性，激励着人们向金字塔顶层努力，所以“人往高处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从而成功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
　　
　　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影响社会流动的资本因素具体划分为3个形态：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他尤为关注文化资本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阶级的差异。布迪厄认为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并跃居于影响社会生活的首位因素，所以文化资本在3种资本中所占的地位最高，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文化资本还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而转换的过程则是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教育这个话题已经在不经意间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在当今知识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成为决定个体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 它可以培养人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时候是否有良好的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简而言之，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越多、越高，其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完善与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就越高，在社会中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教育系统作为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地位的主要机构，其中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更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单就我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来说，它究竟承载了多少学子、家庭和社会大众的期望，是绝不能低估的； 自从接受教育的那一刻起，所有人的目标就是在高考中拔得头筹，考取一个理想的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的众多学子的求职之路也让人们看到了学历对职位高低的影响，看到了教育对职业选择与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文凭，而现代社会也已经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文凭与学历的社会。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处于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有的只是十五六年的受教育背景。在这种状况下，教育是他们首先所能想到进行社会流动的路径，也是他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可能的有效途径。这样一来，教育就变成他们对改变自己现状期待最多的因素。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曾经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缺乏教育、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体向下流动的基本原因”①。
　　
　　（ 二） 教育对社会流动角色的局限性
　　
　　原以为可以通过“教育-职业-社会阶层的流动-身份的获得”这条途径实现自身的价值，可现实的残酷性俨然让“蚁族”这一大学生群体滞留在这条道路的初始地点。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教育的确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受教育之后就能实现社会阶层的顺畅流动，也并不是区区一个教育就能解决社会流动的根本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何种原因导致在大学生这些高知群体中诞生了一部分渺小、无奈的“蚁族”,经过十五六年的教育投资以后却没有享受到所谓的高等教育带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之路受阻？ 布迪厄早在1970年撰写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曾经对教育的看法。他指出： 过去人们将教育看成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这种教育机构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13]6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它本身却是在执行一种排他性的以及推动某些个人利益的功能。[14]34也就是说，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固化了社会既有的不平等，其功能更多地表现为复制大于流动，是社会成员身份与地位的复制载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在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试图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他们不能实现社会流动。作者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所塑造出来的孩子的不同表现： 中产阶级的孩子会在学校用功读书，遵守学校规定； 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则在反对学校权威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的行为，他们不愿意学习，认为文凭对他们找工作毫无用处，排斥脑力劳动，最终放弃了向中产阶级流动的机会。[15]45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教育者的受教育状况，同时也是影响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