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对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的贡献和地位进行评析
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张培刚先生先后提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两次引领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这必然奠定了张培刚本人及其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一次是在发展经济学的创建时期。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从而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作出巨大贡献；谭崇台教授按照发展经济学研究思路和理论模式的不同，将其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结构主义为其主导思想；第二阶段是新古典主义为其主导思想；第三阶段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其主导思想。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是在20世纪50年代，标志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构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工农业关系问题。而关于工农业关系，张培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做过系统的研究并提出着名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说，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创立发挥了引导或先驱的作用。而且，他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即工农业之间联系的四大因素：食粮、原料、劳动力、农民作为买者与卖者，与后来库兹涅茨提出的“农业五大贡献理论”如出一辙。
库茨涅兹提出“农业五大贡献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张培刚先生的观点。由此可见，张培刚蔚然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第二次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时期。张培刚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解释了发展经济学的潜在生命力并将其推向新的阶段。
由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对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错误认识和理解，他们提出的某些理论和政策自认而然地会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使得这些理论和政策不能被成功应用，除了少数小国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显着成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贫穷，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与预期目标相隔甚远。为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西方经济学界作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论断。比如：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尔（Paul Streeten） 教授在当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兴旺以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存在可能受助于发展经济学的死亡”这样的说法。耶鲁大学的G·拉尼斯（ Gustar Banis） 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转向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认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不再适应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其进行转向时必然的趋势。他提出了明确的“转移方向”,即从宏观经济学领域转移到微观经济学领域，由贝克尔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转向现代产业组织模型，并将它们运用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部门。当然，更消极的情况是，新古典主义主张将经济发展问题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种论断无疑是在否定发展经济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但是大都赞成发展经济学“转向”
或者“消亡”.总体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面临“死亡”困境，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威胁： 一是新古典主义的盛行，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否定，并排斥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二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由宏观向微观的转向以及偏重于理论研究想政策研究的倾向；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对发展经济学的不信任和深度怀疑。
张培刚教授深刻地分析了发展经济学演变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另辟蹊径，提出了完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路径，创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构想。这不仅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并充分显示发展经济学的潜在生命力，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是开创性的，而且也是促进性的，这也决定张培刚本人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还是引领者，更是完善者。
5.3 对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评析
张培刚毕生致力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当前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只是阶段可能不同。就我国来说，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可以说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国民经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如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农业发展依然缓慢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也成为制约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障碍。为此，2012 年，中央召开十八大之际，明确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决策。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已然受到发展经济学学者及其他人们群众的重视。而且，与此相关联的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在近几年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通过解读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研究内容，还是从个人情感，它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很贴切中国的现实，对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仍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以上所说的“新四化”及“三农”问题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价值。
5.3.1 对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启示
所谓“新四化”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此，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1）市场经济思想方面
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明显超前，而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比较滞后，近几年，信息化的发展程度有所提高，基本与工业化呈适应性发展，其他“两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现象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寻租腐败盛行、环境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国内有相关专家称：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是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没有理顺。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比较赞同。因为依据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初期，政府承担的责任十分重大，既是工业化的发动者，又是工业化的管理者，但是到工业化的中后期，竞争和市场机制应占主导位置，政府通过鼓励和支持市场经济活动而起到“催化”和促进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达到一定高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如果忽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引起诸多问题。
张培刚先生始终是真心实意地探讨如何才能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又必须让广大民众真正参与发展过程和享受发展的益处。也就是说，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及理论始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是以竞争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例如：他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他运用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农业市场；他将“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看成是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发动因素；他以国际竞争和市场关系为基础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等。
由此可见，张培刚先生的市场经济思想，对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大国进行工业化非常重要。对于解决我国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应该从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去制定相关策略，从而消除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制度障碍。
（2）农业与工业平衡发展方面
“新四化”内容中所包含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强调的就是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问题，农业现代化要跟得上工业化的步伐。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农业和工业的属性及相互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而张培刚早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论证。例如：他将“工业化”定义为：
“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不再处于停止状态，而是发生着连续的变化；然后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引起和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并进而导致生产过程、经济组织、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这个定义意在说明工业化不仅是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同时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平衡发展。
按照以前传统的工业化定义，人们惯常把“ 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工业， 而不顾及农业的发展，.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存在这种错误理解，例如，中国地域面积广阔，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以及人文素质不同，具有的比较优势也不同。有些地方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很适宜发展农业，但是当地政府没有正确的认识，过渡重视制造工业的发展，从而盲目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工业园区，由此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要重视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农业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这是由于农业的属性和农产品的市场规律决定的。这就提醒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应该认识到：并非全国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要重点发展非农产业，应该因地制宜，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区重点发展农业，坚持推进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和和工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3）推动工业化的要素方面
目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那么究竟哪些方面的因素可以对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明确推动工业化的因素，也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决策者制定促进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政策指明方向。然而，张培刚先生早在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中就关于推动工业化的要素方面做了深入的论述，他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官”,把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作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把资本的积累作为促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基础设施的“先行官”作用，张培刚先生最早用交通运输、能源动力等部门来解释。基础设施由于具有规模大、配套性强、资金密集、周期长等特点，因此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政府在其中承担尤为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作用，能够引起工业集中和创造规模经济，可以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良好的交通运输可以节约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有很强的经济带动效应。
我国自解放以来，就面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工业化进程中产生许多“瓶颈”问题和难关。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发展，我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场。
我国政府主导投资，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和铁路，特别是投入大量资本建设高速铁路并将之推向国际舞台。我国如今如此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因为基础设施可以带动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全球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强烈需求。
关于创新管理才能的发动作用，张培刚先生也在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中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企业创新管理才能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才会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发展中国家比较缺乏这种精神。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制度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限制，不能为企业家提供良好的创新和管理环境，但是这种精神即便是少见的，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进入了中后期，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在发生着调换，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也成为一种强烈的需求。因为工业化过程中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潜在的收益和机遇正是蕴藏在这些不确定性中，这就特别需要一批勇于冒险、精明肯干、有判断能力、富有远见和充满信心的企业家去创新和管理，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计划安排和“大推进”.另外，相关研究表明，市场形成越不完全，就越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我国是去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理论上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很普遍，为此，我国更加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这就提醒我们注意，我国应着力鼓励和培养更多优秀的企业家或者管理人才，应该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为这样的人才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关于生产技术的发动作用，张培刚先生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还是农业的现代化，都必须依赖于技术进步。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我们知道，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前者反映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任何可能的变革，后者则仅限于技术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
我国工业化初期取得的发展主要受助于技术变迁，体现为对国外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已经步入了中后期，如果还仅仅依靠技术变迁，则会引发诸多问题，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此时，技术创新就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技术创新可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工业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的创新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发动，更重要的是发挥微观主体的活力，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创新大国”,而绝非是一个“制造大国”.
关于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张培刚先生认为，工业化可简称为“资本化”的过程，即发生资本的“扩大利用”和“加深利用”（宽化和深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同，资本要素很容就有从单位投资收益较低的区域或国家流动到单位收益较高的地方的一种自然趋势。这种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是资本积累的一种快速且有效的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资本严重不足，依靠出口积累外汇又非常有限，因此，引进外资是必须推荐的。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
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自有资本的循环利用，国内资本非常有限，因此，工业化进程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阻碍。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成为了我国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依然是一个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力度都非常大。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此不作讨论。
（4）工业区位的重要影响方面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是，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势必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无法在农村生存，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有相当的吸纳力，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和生存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然成为一种自然趋势，而这种“转移”的成功与否，就是近几年城镇化所探讨的问题之一。由此看来，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工业化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城市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那么转移后的状况如何呢？是呈现平均分布的态势还是引发集聚效应？这就不得不提到工业区位了。一般而言，工业区位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集聚，也会影响了城市的区位，因此，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布局的合理性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培刚先生曾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运用区位理论分析方法对经济活动的区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区位在农业与工业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食粮生产与经济区位的关系。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决定人口的分布及定居方式，还决定了粮食加工业工业及纺织工业的区位。而且，在任何国家，在产业革命以前，食粮是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其区位的主要因素，一旦这个国家已经明显地开始工业化了，粮食资源就不再是主要的定位因素，而须让位于他种资源；二是原料成本与工业区位的关系。原料成本对于一个工业的区位有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城市工业化的的进一步发展，原料来源地和市场之间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使得原料不再是唯一决定工业区位的一个方面，市场也参与了进来，市场和原料来源地都是作为决定工业区位的两个单独的力量而存在着。因此，工业可以定位于原料来源地，也可确定于市场，主要取决于原料成本对于总生产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三是生产技术与工业区位的关系。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技术将会发生相应变化，这种技术上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的成本结构，即为工业节省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和实践成本，还可以促进外部经济的发展或创造利用外部经济的新机会，从而使工业重新确定区位；四是劳动力与工业区位的关系。劳动力如何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转移，报酬差异是一个方面，工业区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受到季节性周期和生产性周期的影响。
再来看我国目前的情况，现阶段正在推进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大规模的劳动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现有城市的空间承载能力，带来了大量的“城市病”.而城市发展主要以工业技术或工业发展为前提，劳动力也由此被吸纳过来，也就是说，哪里有工业，哪里就有劳动力的集聚。因此，要从根本上治愈“城市病”,那么，工业区位和城市区位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根据工业区位选择重点发展的城市区位，对于制定城镇化战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指导。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如“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建设”“城市群建设”“都市圈建设”等城镇发展战略，当然，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发展战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5）人本思想方面
张培刚先生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始终体现其“人本思想”,“人本思想”不仅包括“满足人”,而且包括“依靠人”和“提高人”.例如：他在论证工业化推动因素时，特别强调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和制度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还是“生产技术”都离不开人，人的主导作用在工业化进程中非常重要。“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体现了人的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尤其是对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私营性质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生产技术”则体现了人的发明创造能力以及对对科学技术实际应用。另外，制度是由人们制定并规范人们的主体行为。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都是是为了提高并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我国发展要实现的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因此，这也提醒政府及经济决策者在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时应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进行，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要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增大监控污染减排的力度，加强鼓励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绿色城镇化”,最终显着改善人居环境；二是要加大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就业并增加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三是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转移，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逐步缩小并消除城乡差异，提升农民的尊严感。
5.3.2 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事实上，自中国建国以来“三农”问题就一直存在，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来，后来逐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几年，已然成为中国最热点的经济问题之一。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是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张培刚先生对”三农“问题给予深切的关注，他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很好解释”三农“问题，在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 农业的机械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定义，表明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他指出，我们所要实现的工业化，不但是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而且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由此可见，农业的机械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已然是工业化过程的一部分，不容分割。而”三农“问题就在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不断现代化，城市居民不断殷实，但是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和非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的现代化不同步，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还很大。此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工业化的片面认识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详细论述了片面理解工业化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是过渡重视制造业，忽视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认识不到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极容易造成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发展不协调；二是过渡重视城市发展，对农村采用轻视或者冷漠的态度，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导致经济结构恶化；三是过渡重视城市工人，不关心农民的收入和生活问题，引起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四是过渡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容易造成工业内部结构失衡，市场内的消费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五是多度重视资本的转移和流动，忽视劳动力转移问题，造成要素配置不合理，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六是过渡重视大企业，轻视小微企业，容易造成市场缺乏活力；七是过渡重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轻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容易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失业；八十过渡重视政府计划，轻视市场作用，容易造成资源配合不合理等。1这就提醒我们要正确理解”工业化“的内涵，认识到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农村现代化给予与城市工业化同等程度的重视。只有这样，”三农“问题才有望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转移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张培刚先生认为， 工业化的过程， 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劳动力的转移，而且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其他生产部门，从从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迁人城市呢？ 张培刚先生引用了”推力“和” 拉力“因素予以解释。他认为， 工业化一旦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在”推“和”拉“双重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地发生转移。在工业发展的正常时期， 农业经营所得到的报酬比较有限，城市工业部门可以给出比较高的名义工资，或者是工资并不高但是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收入预期，从而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这些劳动力而被” 拉“ 入城市。当然，劳动力被”拉“入城市，除了较高的货币工资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经济因素。而农村也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对劳动力的需求锐减，农民不能再在那里谋生，必须离开原有的农业经营，即这些劳动力被”推“出农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是在这样的”拉“和”推“的作用下发生职业转移，而”推“和”拉“这两种力量往往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需要的劳动力又非常有限，这就导致我国农村拥有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就需要转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地转移出去，为他们争取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关键，而农民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因此，为众多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从总量上减少农民数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为我国工业化道路清除障碍的关键之所在。
（3）”三农“问题的破解是实现工业化的核心和关键
张培刚先生认为，一个农业国家或者一个政权内的农业区域在保持政治独立和安定的情况下，利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对已有资源和资本进行开发，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和心声。因此，实现工业化是农业国家的一种普遍趋势，是他们的发展目标。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我国社会的迫切要求，一直以来，我们都将此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制度问题以及认识上的偏差，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遇到诸多”瓶颈“问题，如”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随着工业化进程产生的问题，对实现工业化起到阻碍作用。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依然突出，表现在我国农民依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他们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依然发展缓慢，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各方面体制依然不是很完善，绝大多数还比较贫穷落后。
尽管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从经济性质上看仍然是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主体或基础的国家。因此，”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就谈不上真正实现工业化，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核心和关键。
综上所述，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包含的诸多观点是可以运用到中国当代经济问题中去，并对其进行解释。由此看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时间越久越显现出它的时代价值和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