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龚自珍文艺批评观的诗文表征及独特性
龚自珍一生文学创作涉及体裁较多，现今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词等，这些诗文作品大致体现了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应该说，龚自珍最先吸收了段玉裁的考据学的影响，而后又师从刘逢禄，接受《公羊春秋》，转向于学术的实际有用方面的研究，可见龚自珍的思想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在这些作品中，除却大部分体现他的社会批判思想及有关史论等方面的研究之外，仍然有体现到关于他文艺批评观点的论述，虽然没有完整的章节或是专着，但字里行间中并不缺少关于文艺批评观点的描述。
1.1 不同体裁下龚自珍文艺批评观的描述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词，三种不同的体裁均以不同的描述角度及方式体现出了他的文艺批评观点。
1.1.1 诗歌
龚自珍现存的作品中，诗歌的数量最多，其成就也最高。诗歌创作自十五岁开始，直至四十七岁，约有二十七卷之多，但仅存 600 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三十岁之后所作，主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和腐朽社会的敏锐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以及对变法改良的大声疾呼，在表现方式上或是抒发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或是纵横议论。而那些能够表现出他对美好生活及童真的强烈向往和追求的年少之作所留甚少。600 多首诗歌中，《己亥杂诗》就以 315 首的篇幅占据了大半，除此之外的诗作则被后人习惯称之为“编年诗”,两者合起来构成龚自珍重要的诗歌作品。龚诗在当时是另类的，一方面不同于同时期的复古之作，另一方面又极具战斗气息，成为他斗争黑暗腐朽社会的武器，与当时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龚自珍在清代诗歌文坛上可谓是卓尔不群的，体现在诗中的犀利思想是很好的证明。他不仅批判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而且还明确提出人才观的文艺思想。
他认为，人才应该是“性情”与“学术”兼具的人，而这样的要求与现实中身居要职的奸佞权贵们的品行极不相符，为此他主张社会要解放人才，消除禁锢的思想，通过人才来完成他建立理想社会的夙愿。他在《己亥杂诗》其一二五中写道“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诗中明确的表现出了诗人提倡人才解放，寄人才以改变社会命运的思想。诗中的“风雷”代表了新生的希望，需要“人才”来推动，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还是出现了，生生的扼杀掉“人才”,新生希望就此破灭。后两句最是能表达诗人的痛心疾首的呼唤和心声--渴望开明的、有才干的封建知识分子能够出现。尽管他的这种主张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而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封建主义的范畴，但是对人才的渴望及呼唤是肯定的。他重视人才，希望通过人才改变现实社会，呼吁人才的解放，能够体现这样观点的诗歌还有很多，如《己亥杂诗》其一二三中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通过对统治者昏庸无道和不顾民计民生的深刻批判，内心升起对人才的极度渴望之情。又如《己亥杂诗》其八三“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这首饱含忧国忧民之情的诗歌是龚自珍辞官南归时在路上看见运粮船所抒发的感慨之作。后两句最能表现诗人内心的愤怒之情，愤恨越深就愈加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地“降人才”.
事实上，龚自珍眼中的人才在当时并不缺乏，但是却遭到黑暗势力和官僚制度的严重摧残，受到奸臣邪佞的排挤与打压。为此，诗人痛恨那些残害和打压人才的黑暗势力和腐朽制度，如诗人在《咏史》中写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通过咏史来讽刺现实社会的黑暗腐朽，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不幸表现出既无奈又同情的复杂情感。末两句更是通过历史故事提醒知识分子要看清统治者笼络欺骗的伎俩，可见诗人对人才的保护是很重视。同时他还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夜思师友泪滂沱，光影犹存及网罗”④，因他们被社会埋没而鸣不平，于是在《己亥杂诗》中他说出了“如此奇材终一令”的惋惜之语。人才虽遭埋没，但是仍然具有傲骨，龚自珍赞美他们的人格。如《太常仙蝶歌》的序中通过“见排挤不安其位，公岳立不改。”⑤赞美姚氏心地善良，刚正不阿的美好品质，表达了诗人崇尚正义，鄙弃邪恶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封建社会摧残和埋没人才的恶行。
除却人才观的论述之外，龚自珍在诗歌中还提出了有关“童心”的文艺思想。
他认为童年时代的感情是纯真的，是为人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现实社会中却到处充斥着虚伪狡诈，阿谀奉迎，使人感到极度厌恶，在《己亥杂诗》中他大胆地写道，“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
龚自珍深知纯真的“童心”在现实中难以找寻，所以倍加珍惜那种不假造作的赤诚，也一再的为它所赞美。除却有关“童心”的论述之外，龚自珍还十分重视诗歌中艺术个性的体现。他认为诗人要通过作品完美地将艺术个性展现出来，做到诗歌与作者的同一，并且积极地借助多种表现方式达到彰显艺术个性的目的。
1.1.2 散文
作为古文家，龚自珍在当时更有名气，不仅因为他的散文极具战斗意义，还因为在文艺批评方面也极富价值，以至光绪年间的新学家们“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正说明了这一点。
龚自珍的散文现今留存 300 多篇，虽然成就仅次于其诗歌，但是却足以令他生前称雄于当时，主要分为政论文、学术论文及文艺性散文，其中一、三类文学价值更高一些，思想内容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以经术作政论”,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
同他的诗歌一样，人才观同样成为了龚自珍古文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政论文对此思想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总是把人才问题同当时社会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龚自珍认为人才受到打压是衰世的必然结果。主要体现在三组散文上，首先是他 23岁时所做的《明良论》四篇，中心内容是讲述待士用人之道，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的黑暗势力较多讽刺，呼唤人才解放。如“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②（《明良论二》）通过讲述君臣关系强调君王要尊重下士，维护下士的独立人格，更好的保护人才。在《明良论三》中，作者选用人才的资格论作为主要内容，“今日用人论资格”,他认为当时扼杀人才、压制新人的残酷制度已经阻碍了社会和国家的正常发展，仅留那些“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以惫矣”的昏庸权贵们更是“奄然而无有生气”,“至于见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他们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处世，必定贻害社稷，而“英才未尽之士”,“卒不得起而相代”,使社会陷入危机之中，因此作者大声疾呼；“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可见龚自珍极力渴望通过人才来实现变革。
第二组文章是龚自珍 24 岁至中年间所作，现存 11 篇，其中《乙丙之际着议》最为突出。在第九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人才的优劣与世道的兴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衰世者，文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衰世之人的文辞、名声、言谈容态都与治世之人相类似，进一步提出了“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篆弩赢，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虽然作者始终无法冲破封建藩篱寻找新的出路，但是他在主张人才解放时，已经从重视人才的“学术”转变到尊重他们的内心，这样的论述在《宥情》、《论私》等文章中均有涉及。第三组文章是龚自珍中年以后所完成，主要是《古史钩沉论》四篇，另外《尊史》、《尊隐》、《西域置行省议》、《述思古子议》等篇中对人才问题均有论及。
龚自珍的文艺性散文主要内容也是讲述人才问题，包括纪事文、杂文、札记等，但集中论及人才问题的主要体现在记事文和杂文里。记事文《病梅馆记》作者以“病梅”比喻身遭迫害摧残之苦的人才，描述了被摧残迫害的人才所处境遇。杂文《三捕》通过寓言的手法揭露和批判摧残人才的专制统治，表现了作者嫉恶如仇，决心除掉那些嫉贤妒能，惯于诬陷人才的“害虫”.
龚自珍的学术论文较前两者而言文学价值不高，大多是论述了社会发展、社会意识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内容，体现他的文艺批评观的内容则更是少见，在这里笔者就不再加以论述。
1.1.3 词
龚自珍除了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之外，词作也不可小觑。现今留存约 150 首，不仅风格独特，而且具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较高的文学价值，虽然后世对其评价不高，很少详细论述研究，但是开拓之功还是很明显的。
龚词是作者在文坛上最早崭露头角的体裁，从十九岁开始就“依声填词”,大多是表现他远大理想抱负的抒情之作，虽然也不乏表现缠绵悱恻、儿女情长之作，但是就其整体词作表现的文艺批评思想而言具有一定价值。
龚词中最能体现文学价值的是作者年轻时的抒怀之作，大多是感慨怀才不遇的主题。他在《金缕曲》中感慨纵使文章成名，也仅限于停留在纸上，进而表现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无奈焦躁之情，但是他不甘于此，在下半阙中，发誓要“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以冲破当时的封建枷锁。可见词人是十分欣赏那些符合他的人才标准的“美人名士”和“燕邯侠子”的。词人在表现对现实社会强烈不满与谴责时，也包含着对自己怀才不遇、坎坷无名的境遇的恼恨，“万千明士，慰我伤馋意。怜我平生无好计，剑侠千年已矣！”（《清平乐》）与此类似的论述还有他晚年写给朋友于湘天的《鹧鸪天》“长蛱怨，破萧词，两般合就鬓边丝。兔毫留住伤心影，输与杭州老画师。”龚词除了有关人才的表述外，还涉及到“童心”.词人由于壮年之时理想抱负无法得到实现，苦闷之情难以抒发，继而转向童年时期，《百字令·投袁大琴南》通篇写满词人对年少时期与袁琴南的纯洁的同窗之情“客气渐多真气少，……心头阁住，儿时那种情味。”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里有关“童心”的论述同诗歌中体现的思想是相通的。
龚自珍的词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尊情。他认为这种“情”是表现作者心胸之内所要畅言的实情，是一种“不自持”的情感，即《宥情》篇中所说的“心病”.龚自珍认为有了实情就要通过声音表达出来，以“声音”“畅情”是作家创作的最好表达方式。这样不仅有助于创作，更能表现作者的心声。作为诗歌的补充，龚词以其真情灌输词作的字里行间并创造了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完全符合了词抒情这一传统文体观念。
1.2 龚自珍诗文文艺批评观的独特性
作为近代最初的一位文学家，龚自珍的诗文文艺批评思想具有开拓性的文学价值，对后代的文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之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并未系统成书，而只是散落在他的诗文作品之中，这并不影响其文论价值的独特性和新颖性，这一点我们从同时期文学家的文艺批评观点比较中就可看出。
1.2.1 龚自珍文艺批评观散见于诗文中的原因
龚自珍的现存作品中没有留存下来有关文艺主张的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龚自珍处于清末封建社会急剧衰落的紧张时期，文字狱极度盛行，文人学者在做文章时无不谨言慎行，唯恐因文字而惹祸上身，祸及家族。就在这样一个思想言论高压政策的统治下，大部分的文学家要么选择了缄默，要么谨小慎微的进行创作。而龚自珍却总能直言时弊，由于出身官宦家庭，他从小随父在京，对统治阶级的这种日渐腐朽没落的上层较为了解，加之他思想犀利，大胆直言，使得他多次触犯时忌，因此在仕途上迟迟不能得意。
虽然龚自珍后来做到了主客司主事一职，但是身处官场的他并不如意，深受排挤，多年的坎坷之路使得他逐渐意识到“臣将请帝之息壤，惭愧飘零未有期；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诗”（《飘零行，戏呈二客》）后来他创作了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大胆辛辣的讽刺当时上层社会及当朝统治，但终究碍于文字狱的严厉打压，频遭文祸。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秋天首次提出了戒诗的宣言，为此他心神不宁，烦恼不已“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幽绪不可食，新诗乱如云”（《观心》）之后他渐渐下定决心，除掉这些有感于现实、忧国忧深的“心病”,将这些反映心迹、惹祸上身的诗文一起烧掉“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又忏心一首》），而后又创作了《戒诗五章》，其中《戒诗其二》着重写了戒诗的原因“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
有未灭存者，何用更留迹？”即为了避免祸端，除去忧患，决心不留痕迹。由此可知，龚自珍一生创作颇丰，但仅留存的诗文却并非很多，大概是因为他自己进行了汰选，以免存留心迹，惹来麻烦，由此也可解释他没有文艺思想方面专着的原因。
除却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朴学的影响也很重要。曾有人向龚自珍请教作文章的章法，他却以“口绝论文”作答，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口绝论文”,所以作者才没有文论主张的专着。那么“口绝论文”到底是因何提出？作者口中的“口绝论文”受到当时的朴学家们的影响较深。朴学盛于乾隆、嘉庆时期，故又称“乾嘉学派” ,其主要风格是以名物训诂为特色，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
当时庄存与、刘逢禄极力倡言，龚自珍深受其影响。受到朴学影响的龚自珍自然地接受了今文经学的观点。从此，他转而致力于实际有用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研究，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概念，《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典型之作。由此可见，朴学思想的渗透使得龚自珍认识到，理论上的研究较之经世致用的文章而言，于当时的国家现状并无大的帮助，所以他在当时的创作之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实际有用的文章上面，而忽视了专门系统理论的整理工作。虽然龚自珍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文章要反映现实，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诗文创作中对“情”的把握这一核心价值。我们应该看到，龚自珍的诗文作品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文学标准在等待更多人来挖掘和研究。
1.2.2 同时期作家文艺批评观比较
龚自珍是近代发轫时期的文学家，其思想有着独开新风的特点，而后出现的文学家们在文艺理论方面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魏源、张维屏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魏源是继龚自珍之后出现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学家，与龚自珍是挚交好友。虽然她不是一个美学大家，较之他在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地位而言也被人知之甚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美学思想。魏源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成为他追求的一个方面。这里的“真”即自然之义，是顺应本心，不假人为的自然，而非自然界的自然。道家主张，回归自然，无为而治，认为一切事物皆应顺应本意，回到最纯真朴实的原点。受到这一思想影响的魏源提出了“真”的文艺思想追求，重视自然之美的把握，于是在创作中，他以自然为师，力求通过描写现实中的真景色来体验人生的文艺感悟。“嵯峨各异势，纷诡不一格。”（《游黄山诗其三》），“大声劈天来，千丈壁如覆”
（《永嘉山水诗补谢·石门洞瀑》），同时魏源对前代文人的成就也进行了客观性的评价，大胆指出其缺憾之处他在《戏自题诗集》中就指出：“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③。
张维屏是晚清岭南派的重要诗人，一生经历乾、嘉、道、咸四个朝代，着作颇丰，体裁涉及诗歌、散文等，其中有关他文艺批评观的思想体现在其诗论中。在张维屏的诗歌批评观中，他总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作品，“七古才气奔腾，时见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然力求工巧，可称能品，却非诗家第一义也”他并没有因为诗人赵翼的名气而拒说微词，相反不但客观地肯定诗人的五古成就，还指其七古诗有“剽滑”之气，不值得后人学习。张维屏还意识到，要评价诗人作品就要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而不能孤立的单纯观其诗歌，必须将诗人、诗歌、时代背景三者紧密的统一联系起来。他在对着名诗人黄景仁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余曰：仆就诗论诗，谓其诗可爱，非谓其人可法也。亦第就仲则之诗论诗，非谓其能压倒诸家也。”（《征略》）说明了评论诗歌要结合当时诗人的具体的情况。
对比龚自珍、魏源、张维屏三人的文艺批评观，我们可以看到，与魏源相比，龚自珍的文艺批评观表现得更加宽泛和富于思考，同时对于“真”这一文艺标准，龚自珍不仅承认自然性的描写，更加重视内心感情的真情流露，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为人处世之道上，还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中，下文有详细介绍。与张维屏的评诗观对比，龚自珍的文艺批评思想虽然不及前者系统直观，但是同样的客观、全面而知人论世的评诗标准，龚自珍早就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论及，作为近代启蒙第一人，能够在作品中谈及到几近成熟的文学批评标准已实属不易，并且他所涉及到的这些文艺批评思想对后面的学者文人，无论在史料性和思想性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