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启超诗学观成因探析
梁启超的诗学观，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形成的，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页。它既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传承，当然，也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和所处社会的文化密不可分。
（一）学术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要表现新内容、新理想，创作应该关心时变，密切联系社会现实，以诗存史等诗学理论，这些与他的学术思想密不可分，首先，表现在改良图变的政治观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上。面对近代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形势，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家，首先关注的就是如何救中国的问题，在改良图变的政治观指导下，梁启超以文学为武器，企图通过发挥文学经国治世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诗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梁启超倡导的诗学观必定会为其政治目的而服务，那么他的诗学观又是如何经世济民，有益于国事的呢？答案就是诗学中表现的启蒙思想。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以及衰落期四个阶段，并指出："若今日者，正其启蒙期矣。吾更愿陈馀义以自历，且历国人。"启蒙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当时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各学术领域都处于启蒙时期，因此，启蒙思想也成为其诗论的出发点，他将这一主题自觉地贯穿于诗学体系之中，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
伴随着戊戌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随之停止，但其改良主义文学改革运动才进入高潮。变法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早已认识到文学巨大的宣传启蒙作用，"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戊戌之后，改良派的主要任务被迫由政治斗争转为文化宣传，梁启超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在逃亡日本后，组织并发动了改良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先是在 1898 年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提倡"小说界革命";后又在 1899 年底，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口号。因此，"诗界革命"的发生直接和梁启超的政治意图相关，是为宣传其改良主义思想而服务的。"诗界革命"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主要阵地时期发展进入高潮阶段，梁启超办报是以"广开民智"、救国救民为宗旨，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国民"兴师讨贼","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主张报刊发挥"响导国民"的作用。因此，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仍是以启蒙思想为主导，其启蒙手段主要是传播西学，即"诗界革命"三主张中最重要的一点"新意境"的倡导。在日本居住期间，梁启超阅读了大量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认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他感叹中国输入有关政治等西学这一类的书甚少，而偏重"于国民之全部无益"的兵艺之学，如中国"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梁启超企图将"他社会之事物理论",传播给国内的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而在"诗界革命"范畴中，梁启超认为近代诗歌的革新关键在于革新诗歌的内容，他反复重申"新意境"的地位与重要性，正是希望近代诗人在创作时能够引进西学，为此，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诗界潮音集"专栏发表这一类诗作，后又在《新民丛报》上特辟"饮冰室诗话"一栏，以诗话的形式进行宣扬，形成很大影响力。
后期梁启超对诗学的研究似乎远离了政治，回归到对其自身价值的重视，但他何以要反复强调文学的情感本质呢？在他眼里"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都要积极提倡。梁启超认为文学对于人的教育具有重要，他期望用文学来传达"爱"和"美",以此培养国人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情感教育是其关注的重点，其诗学仍未脱离启蒙这一主题。1920 年梁启超归国后，经过反思与总结，确定了自己以后努力的方向，即"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在此目标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组织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讲学、著述等。此时的梁启超，与"新民"时期将文学作为启蒙的利器直接服务于政治的宗旨不同，他主动划清自己与政治的界限，同时强调学术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但不能因此认为梁启超完全脱离了政治立场而投入纯学术的研究中去，可以看出其倡导的"培养新人才"与"宣传新文化"最终的归结点还是"开拓新政治",由此可见，梁启超依然高度重视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的反作用力，而其标举的情感诗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实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情感的表现，而情感的本质有善有恶，美丑并存，因此，必须注意对人情感的陶养，情感教育就是进行情感陶养的重要途径，也体现了"新文化"与"新政治"两者之间的勾连。情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情感美善的方面尽量发挥出来，把丑恶的方面淘汰下去，以此健全国民品格。在梁启超的政治构想里，"新知识"与"新人格"兼备的国民才能成为新政治的基础，"新知识"与"新人格"兼备的"新人才"才能成为理想的政治家，其"情感"诗学正是致力于现代完整国民的养成。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启超谈到："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鉴赏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梁启超对现代国民"美化"的手段正是基于国学视野下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学价值的重新阐释，在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后，梁启超重点对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的"情感"进行了分析论述，因此，其诗学"情感论"的提出一部分正是基于启蒙意识。
梁启超主张的"诗史"观也体现了其史学学术观。针对中国旧史学，梁启超批判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饮冰室诗话》中具有"诗史"性质的作品表现的恰恰与此相反。首先，梁启超一生为救亡国家奔波前行，其爱国精神了了可见，《诗话》中，不仅高度赞扬古今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并大量摘录描绘时局黑暗，表现国事的作品，他忧念的不是清王朝的没落，而是整个民族的存亡，其心可鉴。其次，对于《诗话》中摘录的"诗史"作品，表现史实都立足于当下发生的事实，真实可靠，可告予国人知晓，同时，也为本朝人研究当朝之事提供了凭借。最后，史实怎可以知理想，梁启超"诗史"观中"诗肖其人"这一点便可印证。所谓"时势造英雄',近代动荡不安的社会铸就了一批仁人志士，梁启超在《诗话》中盛赞他们品行志节，为的是引导国民之精神，能够让他们也成为国之栋梁。由此可观，梁启超的"诗史"观多是其史学学术观催生的结果。
梁启超提出"情感论"诗学观，离不开其唯心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对其感染最深的就是法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柏格森追随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是非理性的代表人物，在其所写的《创造的进化》中宣称，所有最能长存且最富成效的哲学体系是那些源于直觉的体系，"艺术家在感觉的范围内带给我们的观念越丰富，孕育的感受和感情越多，这样表现出来的美就越深刻、越高尚。"梁启超吸收了柏格森直觉创造论的观点，因此，他在艺术创作上，突出了情感的力量。
另外，梁启超也采纳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关于知情意三分论的观点，强调情感是生命的有机组成，因而，人无论在创作还是接受上，都不可能脱离情感而存在的。
（二）时代文学的流变。
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张之洞《劝学篇·序》）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野蛮的方式侵略中国，使中国人不得不走上了反抗自卫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后，其他列强帝国更是虎视眈眈，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一批怀抱救国之志的新式知识分子痛伤国耻，深怀忧患，强烈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1895 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考试的学子发动"公车上书"运动，随后创立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一时发生巨大影响，海内风气为之一变，梁启超言："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之战生。"政治上的改革维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嬗变，一方面是对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腐朽无用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援西入中，通过传播外来文化和学术，使西方先进的文化传入中国，扩大国人视眼。那时候的西学输入早期主要是靠上海制造局所翻译的二三十种科学书和在华传教士的一些译书。甲午海战后，张之洞、李鸿章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但影响有限。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推动国民思想解放，也致力于新思想的宣传，尤其是梁启超，"当时正是'学问饥荒'之时，启超深感中国固有学问不足以拯救时艰，所以他对于西学异常留心。"新旧文化的碰撞交汇为文学界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样，也为"诗界革命"奠定了基础。
当然，"诗界革命"的发生，与诗坛自身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诗歌的演变发展到宋以后，唐诗、宋诗便成了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元朝虽然少数民族诗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整个诗坛仍以"宗唐得古"为创作主流；明朝复古思潮更甚，元朝宗唐尚处于不自觉行为，而到明朝成化至隆庆年间，由于前后七子大力倡导模拟汉魏盛唐的创作道路，一时诗歌宗唐之风盛行，复古主义又统治诗坛。
清代诗歌拟古风气出现在乾隆年间，即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和以厉鹗为首的浙派。
沈德潜所讲的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声调",效法汉魏盛唐，并坐实"三唐之格",他赞赏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公安、竟陵、钱谦益主情派俱表不满。与沈德潜的宗唐不同，厉鹗对宋诗研究甚深，并著有卷帙浩繁的《宋诗纪事》，他作诗学宋，写得瘦硬生新，自成一格。到了晚清时期，诗坛上各种保守倾向的诗派仍在发展，而且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如模仿宋诗创作的在此时衍为"同光体",以陈三立、沈增植等人为代表；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标榜学习晚唐诗的晚唐诗派，这些流派不论是在诗歌的表现内容、题材，还是风格意境上，大都未超越唐宋以来形成的传统，他们以复古为标识，要求诗歌的内容形式都要古香古色，这便导致诗歌脱离现实生活，嚼古人之糟粕。
19 世纪 60 年代，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尖锐批评了此时诗坛"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拟古、复古倾向，明确主张"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敢写"古人未有之物、未有之境".接着，梁启超开始倡导与传统封建文化"旧学"相对立的"新学","新诗"是"新学"的直接产物。"新诗"不同于"诗界革命",但标志着"诗界革命"的开始，是"诗界革命"的幼稚阶段。其首倡者为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旨在诗歌作品的创作中输入大量新名词以宣扬"新学",为此他们大胆突破古典诗歌格律的束缚，毫无顾忌地使用生涩的翻译词语与自造词语。"新诗"的产生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于思想解放的要求，其创作开始于 1895 年底至 1896年初，当时，夏、谭、梁三人沉浸于"新学"的宣传中，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狂热的态度追求思想解放，"新诗"便应运而生。由于旧学的根深蒂固以及西学来源稀缺，再加上新诗派"挦扯新名词",作一些怪话连篇，"新诗"以失败告终，但"新诗"的出现，毕竟给诗坛输入了大量新语句，向社会反映了新思想。
梁启超对"新诗"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并认识到中国诗坛"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再加上当时西学输入奠定的思想基础，由此他得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因此明确提出了"诗界革命".
梁启超"情感论"诗学观的提出，同样离不开文学前进发展的需要。当时正值文学革命深入发展期，白话新文学开始逐步取代旧文学，胡适企图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观点为白话文学发展铺平道路，陈独秀更是认定要建设新文学必须彻底推倒旧文学。欧游归来后的梁启超，专注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创建，从《欧游心影录》开始，"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便频繁出现在梁启超著述和演讲中，这显示了梁启超由文学外在社会功用为导向的致用主义转向对文学内在审美特征的关注。当然，梁启超也赞同"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但从情感论的角度出发，梁启超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此话是针对胡适等人对文学革新只注重外在内容形式而言的，梁启超认为文学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但他强调的是文学艺术未必是后来居上的，就像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一样，不能说是古人好还是今人好。梁启超用"情感论"避免了新文学对旧文学的全盘否定，对新文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是符合文学发展潮流的。
（三）传统诗论的继承。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同时也离不开传统诗歌理论的影响，如其倡导的"诗界革命",承载了社会改良的负担，其目的直接是为政治而服务。其中，重点表现的"新意境",即强调新思想、新理念的输入，以期对国民进行改造，可见，梁启超充分认识到了诗歌的教化作用。诗歌的教化作用始于《诗经》，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强调的正是《诗经》含道德教化之义。《诗大序》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指出诗可以敦化人的性情，和谐人伦关系，改善民风民俗。梁启超一方面摘录符合自己诗学理论的诗作，一方面积极宣传西方政治观、文化观，期望国民精神思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定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另外，梁启超在《诗话》中大力赞赏维新派同道之人，也是希望通过诗歌可以感化民众，能够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奉献自己。
关于梁启超的"情感论",是上承了作为中国传统诗学重要范畴的"志"与"情".
情志观是中国诗学最古老、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尚书·尧典》中记载舜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志"或关个人修身，或关政教怀抱，释为志向、抱负。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是指士大夫或作诗或引用某些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这里的"志"依然与政治、道德密切相关。战国中期后，由于对诗歌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此时志的指向已侧重一般意义上人的感情、意愿。《离骚》中屈原说"抑志而弭节"、"冤屈而志抑",其中"志"的内容虽仍以政治抱负为主，但显然包括了屈原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慨之情。因此，可以看出"诗言志"的内容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到两汉时期，《诗大序》将情志并举，"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肯定了诗歌吟咏情性的美学特征，但仍把"情"统一在儒家的"志"之中，强调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真正达到"诗言情"的审美理想，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承继《诗大序》中言志咏情之说，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重要文学批评理论，指出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讲求创作发乎内心真情，无关乎礼义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这一理论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确立了情感在诗中独立的本体地位。梁启超的"情感论"诗学观就是承继了传统诗学的情志理论，他从诗歌的审美特征出发，以现代人话语，提出了"情感论"一说。在关于诗歌所表现的情感论述中，梁启超反复强调情感表现的真实，强调创作主体的亲身感受，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梁启超认为，优秀的诗歌作品是真情外在的表现，而在情感外化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可以看出，梁启超不论从诗歌内容上还是诗歌形式上，对诗歌自身的艺术特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梁启超没有放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他将教化观与情感论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提出了"情感教育"说，最终将诗歌具有的美好动人的力量作用于对国民的教育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