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讨论。
4.5.1 死亡焦虑成因七因素特点。
4.5.1.1 生命态度的主导性。
Hill（1997）等人对结果中各个类别的代表性进行了划分，若所有被试都提及则被编码为"普遍的";若一半或一半以上的被试提及则被编码为"有代表性的",若不足一半被试提及则被编码为"偶尔的".由表 4-2 的访谈资料可知，生命态度有12 名访谈对象提及，超过一半的被试，占总人数的 80%,因而在决定死亡焦虑的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在导致死亡焦虑的不同方面，生命态度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有研究也证明了其重要性。
Tomer 和 Eliason 于 1996 年提出了死亡焦虑的综合模型，认为死亡焦虑有三个直接决定的因素：过去相关的遗憾、将来相关的遗憾和死亡的意义性。死亡的意义性则是指个体的死亡概念及对死亡的理解能力，个体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以及个体是否能够更好的理解死亡的意义，这都直接决定个体的死亡焦虑水平。可以看出，死亡意义性的定义与生命态度大部分是相重合的。而生命态度除了包含对死亡的认识与理解之外，还包含着对整个生命的认识与理解，这种认识与理解多与个体的人生经历有关，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些关注生命的物质实体，贪图感官的享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非常害怕；而那些关注生命的精神层面，活在当下，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集体之中，那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比较坦然，如寄希望于文化世界观、群体身份认同以及能提供自我价值和自我超越感的亲密关系等（Abeyta,Juhl&Routldge,2014）。这些防御机制可以更好的帮助个体缓解死亡所带来的焦虑感。
而 Templer 于 1976 年提出的死亡焦虑双因素理论认为，死亡焦虑的水平是由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与死亡相关事件的特殊经历决定的。本研究中的生命态度就包含着经历这一因素，这种经历既有关于死亡的特殊经历，实则也包含着个体的人生经历，知识经验等。经历并不是以单独的实体而存在的，多是转化成一种人生智慧，对生死的意义的理解等。因而本研究将经历划入生命态度之中。韦庆旺，周雪梅，俞国良（2015）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死亡的人，从生死的边缘被拉回来的个体，往往之后表现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关爱他人等。这种行为的表现，实则是因为那种特殊的死亡经历带给他们一种内在的成长，对生命的一种重新认识。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谈过，那些经历过死亡被抢救过来的，会体会到生命的一种真正的价值所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也会发生极大的转变。
4.5.1.2 自我实现的年龄差异性。
在死亡焦虑的综合模型中，过去相关的遗憾和将来相关的遗憾也是直接决定死亡焦虑的两个因素。过去相关的遗憾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实现，但实际没有实现的愿望；而将来相关的遗憾指个体预期到死亡的提前出现，致使个体不能实现未来的目标。综合遗憾的定义可以看出，遗憾的程度实际上也是由个体自我实现的程度决定的。Neimeyer 和 Chapman（1980）发现，在异质的成人样本中，越少自我实现的个体，在死亡焦虑量表上的得分就越高。这些越少自我实现的个体，他们大部分没有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高度实现的个体比低度实现的个体更少的失望，因为他已经实现了很多，剩下很少的部分要去实现，因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所背负的责任就较少，焦虑也就较轻。而 Ebersole 和 Persi（1992）认为，高度自我实现者比其他人更加有勇气，并且较少受到死亡概念的恐吓。因而，自我实现者更能够接受自己，活在当下，有更积极的人性观，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也会经历更少水平的死亡焦虑。很明显，那些年龄较小的，处于成年初期的人群，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进入大学，以待学有所得从而能够进入社会一展所长，所以尚且有很多的目标或梦想需要去实现，自己的潜能只实现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主要体现在学业上，而死亡无疑是对他们实现梦想的最大的阻碍，这就必然导致了个体的死亡焦虑。
由访谈资料可以看出，谈及自我实现的访谈对象共有 6 位，而其中的 5 位都是处于成年初期三十岁以下，只有一位是处于成年中期的，而且这位成年中期的访谈对象做的是一种回顾性的表达，表现出较低的死亡焦虑水平。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孔子的生命观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影响，其"少年立德，中年立功，老年立言"的观念成为指导我们的一种生活标准，处于成年初期的个体，往往只完成了第一步，自我实现的程度较低，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多的会想到自己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件，没有实现的梦想等。因而可以说，不同年龄群体，自我实现的程度不同，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4.5.1.3 本能的基础性。
访谈资料可以看出，本能因素有 5 位访谈对象共 5 次提到。比如"我也是感觉，每一个人他不想死，渴望活着，渴望生命的朝气"（DA10）；"人本身的反应对死亡都是充满恐惧的，我感觉人畏惧死亡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DA13）等。
不同的观点，实则反应出了本能因素的基础性，正是在这种本能的基础上，才会表现出死亡焦虑的普遍性。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多种心理与行为特征多是在长久的生存繁衍过程中进化遗传而来的，而死亡焦虑无疑具有着进化的意义。正是因为人们对死亡的本能恐惧，才会促使个体努力保存自己，求得生存，这样才会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与繁衍。因而人类对死亡的焦虑感就会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遗留了下来。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把本能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生的本能是为了个体和种族的存续，因此是维持生命的创造性力量，本能的目的通过某些行为来消除或减少这种刺激。死亡无疑是对生本能的最大威胁。人类有意识到自己死亡的认知能力，这种对必然死亡的预期能力与生的欲望相联系，会潜在的导致了非常大的悲痛。
（Abeyta,Juhl&Routledge,2014）。
4.5.1.4 责任意识的文化差异性。
从访谈的资料可以看出，访谈对象所提及的责任意识多是一种指向他人的情感体验。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去关注自己生前有没有对不起什么人，或者自己濒死之际会不会拖累他人，给他人增添负担等。当个体感到自己对他人存在一定的亏欠感，没有对他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或义务时，就会产生一定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让个体无法坦然的面对死亡，从而导致了极大的不安与焦虑。郑晓江（2001）认为中国人之死亡焦虑主要起因于人伦未竟的遗憾。这在西方文化下是很少见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责任意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一定的特色。
西方心理学中的个体责任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提倡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吴继霞，黄希庭，2012）。东方文化看待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取向是整体性的，更强调个体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在家则应尽孝道，在工作上则应尽职责，这种责任意识会内化为个体的行事准则，当个体把这种责任看的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超越死亡的价值。
这从中西方两国所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就可以看出来，T-DAS 包含着心理健康和经验的因子，ASDA 包含有害怕死人和坟墓、害怕死后的事情、害怕致命的疾病以及死亡专注四个因子，CLS 包含有恐惧自我死亡、恐惧自我濒死、恐惧他人死亡、恐惧他人濒死，SDAI 包含有死亡接受性、外部生成的死亡焦虑、死亡终结和关于死亡的想法。而中国的一些学者所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各维度中多数都包含有人际关系，对他人的一些影响等因子。比如，刘娇（2005）所编制的大学生死亡焦虑量表包含有不确定焦虑、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和人际负担焦虑五个因子，徐晟等（2015）所编制的老年人死亡恐惧量表包含有身体疾病恐惧、虚无未知恐惧、影响他人恐惧和人际关系恐惧四个因子。因此，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死亡焦虑，必须考虑到责任意识的文化差异性。
4.5.1.5 健康状况、自我意识与人生意义感的独特性。
从访谈资料来看，健康状况、自我意识和人生意义感三个因素被提及的被试不到一半，说明这些因素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不同的人身上，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其中健康状况主要包含有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两个部分，在 Templer 的两因素理论中，心理健康水平是决定死亡焦虑的一个因子。Ahmed（2005）研究表明，焦虑障碍患者在 ASDA 上的得分要显着的高于其他被试，而精神分裂的男性病人在ASDA 上的得分最低。多数研究都表明了心理健康水平与死亡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而身体健康状况也是诱发死亡焦虑的关键刺激，受到疾病侵袭的个体往往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感觉死亡离自己很遥远，因而都没有去认真了解对待。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突然得了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恐慌起来，死亡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导致人们一时毫无心理准备，措手不及。
自我意识对死亡焦虑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多数个体没有意识到自己死亡焦虑过高的原因就是过于关注自己，他们实际上畏惧的是自我的丧失。伊壁鸠鲁认为，人所畏惧的并不是死，而是怕失去自己的所有物，他的身体，他的自我，他的财产和他的身份。其实对自然的敬畏正是对"自我"的淡化。淡化"自我"是最好的超越死亡，战胜死亡恐怖的途径（汤笑，2007）。根据恐惧管理理论，与死亡相关的认知并没有典型的导致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因为人们能够保护他们免于这种潜在的不幸，通过投身于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有意义和持久稳固的社会文化组织（ Routledge ,Juhl & Vess,2013）。通过将个体融入到集体组织之中，从而淡化了自我，获得了一种超越死亡的体验。
人生意义感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激发的一种对自己人生的认知体验。可以说获得存在的意义是一种帮助我们应对关于死亡的负面情绪的途径，即明白如何去生，继而明白如何去死，反过来懂得如何去死也使得我们更好的去活（梁潇云，2012）。当个体面临死亡的时候，通过回顾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一种满足感，意义感，尽心尽责的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那么他就能够比较坦然的面对死亡；而如果回顾自己的一生，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倍感恐慌。本研究中，人生意义感既包含了满足感，即对生活的一种满足感，同时也包含了绝望感。当个体感到绝望的时候，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自认为自己的生存已然没有任何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就会去选择死亡。
4.5.2 死亡焦虑的结构。
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得出了死亡焦虑结构的六个维度，分别为：存在感的丧失、意外死亡、死亡的痛苦、人际关系、死后的事情和死亡的未知性。一方面既证实了死亡焦虑的多维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死亡焦虑的文化差异性。
4.5.2.1 死亡焦虑的多维性。
早期人们认为死亡焦虑是受环境事件影响的流动实体（Ahmed,2004），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单维度的死亡焦虑量表，然而随着死亡焦虑研究的逐步扩展，人们逐渐发现死亡焦虑是与多种因素相联系的，并不只是对死亡本身的惧怕。因为死亡本身的独特性，由死亡多诱发的其他相关因素也成为了人们所恐惧的一部分，如死亡促使我们与他人的永久分离，死后的世界是未知的，死亡的痛苦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的焦虑。基于多因素的死亡焦虑理论编制的量表包含多个维度，如 ASDA、CLS 等，都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与应用。
本研究立足于本土文化背景下的质性研究，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解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与感受，经过逐步的抽象与分析，得出死亡焦虑的六个维度：存在感的丧失、意外死亡、死亡的痛苦、人际关系、死后的事情与死亡的未知性，这六个维度与现有的死亡焦虑量表的维度都存在着一定的重合。进一步论证了死亡焦虑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4.5.2.2 中西方死亡焦虑的比较。
西方基于死亡焦虑多维性而编制的量表有阿拉伯死亡焦虑量表（ASDA）、死亡恐惧量表（CLS）以及多维死亡恐惧量表（MFODS）等，其中 ASDA 包含有害怕死人和坟墓、害怕死后的事情、害怕致命的疾病和死亡专注，其中害怕死后的事情存在着重合，而 CLS 包含有恐惧自我死亡、恐惧自我濒死、恐惧他人死亡和恐惧他人濒死四个维度，其中恐惧自我死亡与存在感的丧失有一定的重合。而Feifel（1990）认为死亡恐惧还包含有害怕下地狱、自我的丧失、孤独等，这些成分与死后的事情、存在感的丧失、人际关系都存在着重合。总体上，西方死亡焦虑的维度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死亡焦虑存在着部分的一致性，比如对死后事情的恐惧，对自我丧失的恐惧，对疾病痛苦的恐惧等。
然而，立足于本土文化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如刘娇（2005）所编制的大学生死亡焦虑量表包含有不确定焦虑、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和人际负担焦虑五个因子，徐晟等（2015）所编制的老年人死亡恐惧量表包含有身体疾病恐惧、虚无未知恐惧、影响他人恐惧和人际关系恐惧四个因子，与本研究中得出的六个因子，都存在着共同的部分，即人际关系因子。而西方编制的相关死亡焦虑量表则没有关于人际关系这一个维度的。说明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比较关注自己是否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负担，有否对得起他人等方面，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个体的死亡焦虑。而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体并不关注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义务，也不会关注对他人造成的压力负担等，多是比较关注自我的死亡等。由此可以看出死亡焦虑的文化差异性。
4.6 结论。
（1）死亡焦虑成因的质性研究路径。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以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运用 Nvivo8.0 软件，对访谈转录的文本进行编码并寻找本土概念。初步产生了 172 个开放式编码，并析出 8 个因素；形成了一个核心式编码"死亡焦虑成因及其结构".
（2）死亡焦虑成因的七因素。死亡焦虑的形成原因由生命态度、自我实现、自我意识、本能、健康状况、责任意识和人生意义感组成。
（3）死亡焦虑的六维度结构。死亡焦虑包含有存在感的丧失、意外死亡、死亡的痛苦、人际关系、死后的事情和死亡的未知性六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