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与干预研究

　　2.4 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

　　死亡焦虑的出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任何意识到死亡的时刻都是让人所难以忍受的，但是大部分人却很少表现出死亡焦虑，这是因为有防御机制的出现。霍妮认为，焦虑的出现必然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防御机制，它是个体对环境适应的一种结果。

　　2.4.1 恐惧管理的双重加工模型。

　　Becker（1973）提出一些人类的行为是由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的。人类像所有动物一样，都是被生存动机所驱使。然而，不像其他动物，人类有意识到自己死亡的认知能力。这种对必然死亡的预期能力，与生的欲望相联系，会潜在的导致非常大的悲痛。但人们为什么会对难以避免的死亡有如此少的恐惧呢？对此，Greenberg 等人（1986）提出了恐惧管理理论（TMT），认为人们持有双重加工系统来帮助他们远离导致死亡恐惧的死亡意识。根据恐惧管理的双重加工模型，当死亡的意识进入到注意的焦点时，人们立刻努力把这些意识移除到关注点之外。

　　起先反击死亡意识的努力是近端防御（proximal defenses），包括抑制死亡的想法和否认对死亡的易感性。人们往往会否认自己终有一死，压制那些与死亡相关念头，认为死亡离自己还很遥远。这些否定策略既包括适应性的（如，增加对健康的关注），也包括适应性不良的（否认有健康的风险）应对方法，他们常由个体差异所决定。但不管这些有区别的差异怎样影响着身体的健康，他们都是把死亡的想法从关注点移除，从而服务于与死亡认知作斗争的心理功能。

　　当他们已经把死亡的想法从关注点移除的时候，近端的防御就停止了。那么意识焦点之外的死亡想法就被激活，它仍然会轻易的进入个体的意识之中。在这时，双重加工系统的第二个成分即末端防御（distal defenses）就开始运作了。一般在 5 分钟之后。这些防御集中于提升一个象征性的自我，比物质的自我更具持久意义的自我（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1999）。末端防御包括这样一些策略，如寄希望于文化世界观、群体身份认同以及能提供自我价值和自我超越感的亲密关系等（Abeyta,Juhl&Routldge,2014）。一般分为三种心理成分，即文化世界观、自尊和亲密关系。这三种成分共同建构了恐惧管理的心理机制，以更加有效地避免了死亡的恐惧。

　　主流的研究支持了双重加工模型的末端防御成分，它减少了无意识死亡想法的可接近性（Greenberg,Arndt,Simon,Pyszczynski&Solomon,2000）。虽然存在的研究支持着恐惧管理的双重加工模型，但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少有研究考察了近端的死亡焦虑，即死亡提醒后即时的评估。因此只提供了双重加工模型的一个不完整的考察。未来的研究应多关注近端防御的管控。

　　2.4.2 意义管理模型。

　　Wong 于 2002 年提出了意义管理模型，认为只有接受死亡并理解了死亡的意义，才能学会更好的生活，更坦然的面对死亡。它比恐惧管理更具适应性，是建立在弗兰克尔的意义追寻理论的基础上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意义属于每一个人，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生命都保留着它的意义，这些意义必须通过对自我的探索而得到。意义管理模型强调，人类天生就有对意义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可能不为个体所觉察，死亡和痛苦唤起了个体寻求意义、寻求生与死的目的的强烈需要，无论在哪种环境里，个体都可以发现并创造意义，即使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刘娇，2005）。

　　意义管理模型是一种合理化或升华的适应性防御机制，意义感产生于一个人投身于生命拓展，生活充实和自我超越的追求。发现和寻求个体存在的意义是人类动机的本质，个体寻求生活中的意义是通过他们对世界所做的贡献，以及从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或遭遇的价值，当无力改变命运时，取决于所采取的态度（Rappaport,Fossler,Bross&Gilden,1993）。这些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导向，也是对积极心理学的一种回应。

　　2.4.3 目标管理模型。

　　Viswanathan（1996）研究表明，生活的目的与死亡焦虑呈负相关，生活的目的越伟大，死亡焦虑就越少。亚隆认为，如果人生目的的设计指向自身之外的某物或某人，如对事业的热爱，创造的过程，爱他人或爱某一神圣本体，那么它就会呈现出更深邃、更伟大的意义。Rappaport,Fossler,Bross 和 Gilden（1993）研究表明，目标管理可以减轻死亡焦虑，发现生活的目的，对生活本身具有促进性，那么在面临老化或濒死的过程中，也许就会特别重要。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隐藏于某种表象之下，如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子女、追逐金钱和名誉，发展出某种强迫行为，培养一种对终极拯救者的坚固信仰（上帝）等。同样的，那些工作狂或过分专注于出人头地、未雨绸缪、积累财富、做得更大更强、声名更显赫等，可能是无意识地追求永恒的强迫行为方式。这些目标有的是指向自身之外，有的是指向自己。一般认为指向自身之外的目标能有效缓解焦虑，但是否指向自身内部的目标就无法缓解死亡焦虑呢？目标管理理论还没有被系统的提出，因而很少有关于该理论的研究。

　　2.4.4 死亡焦虑综合模型。

　　Tomer 和 Eliason 于 1996 年提出了死亡焦虑的综合模型，兼容了多种理论，在这个模型里，死亡焦虑有三个直接决定的因素：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和死亡的意义。过去相关的遗憾指的是指一个人本应该实现，但实际没有实现的愿望，从而造成了个体极大的悲痛。将来的遗憾是指个体预期到死亡的提前出现，致使个体不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从而感到非常的焦虑。而死亡的意义性，则是指个体的死亡概念及对死亡的理解能力，个体是如何看待死亡，以及个体是否能够更好的理解死亡的意义，这都直接决定个体的死亡焦虑水平。这三个因素以一个复杂的方式与死亡提醒相联系，并受到应对机制的调节，影响着个体自我和世界的信念。刘娇（2005）认为，死亡提醒通过三种方式与死亡焦虑的三个决定因素发生联系：第一，死亡提醒激活个体的遗憾感以及死亡意义性的知觉；第二，通过修改个体的自我和世界的信念，从而影响三个决定因素；第三，激活各种应对机制，包括人生回顾、生活规划、文化认同、自我超越等。

　　在死亡唤醒的条件下，个体会采取一些防御性行为，以有效的避免死亡焦虑。

　　Popham,Kennison 和 Bradley（2011）的研究认为，青年人也许会企图寻求一些使自己感到强壮、充满精力和刀枪不入的经验，从而远离将来年老的自己和他们死亡的意识。那些在死亡唤醒条件下的被试，比非死亡唤醒的被试报告出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性行为（Ford,Ewing,Ford,Ferguson,&Sherman,2004）。死亡的意识激发了个体意义知觉以及过去和将来的遗憾，因不愿重蹈覆辙，人们往往愿意更充分的过活，选择更能展示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

　　前两个因素是受第三个因素制约的，有了这种对死亡的意识，人们能够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优先考虑重要的事情，不受琐事的缠绕，生活得更为充实。我们未曾生活的部分越多，那么我们的死亡焦虑就越多。该模型综合了目标管理和意义管理模型，对实际生活中应对死亡焦虑更具指导性意义，然而，关于该理论模型的考察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5 死亡焦虑的干预研究。

　　死亡焦虑是所有焦虑的根源，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主要以一种分离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JR,1990），随后逐步发展而被其他焦虑所替代。而且，死亡焦虑也是其他神经症焦虑的基础，是心理治疗干预的重点。当前对死亡焦虑的结构、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对死亡焦虑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把焦虑往更加积极的方向改变。

　　Lau 和 Cheng（2011）研究表明，通过反复测查具有感激性的事件，人们也许会变得对死亡更少的恐惧，是由于生活已经变得非常好的意识。这在临床和健康医疗中对于缓解死亡焦虑有非常广泛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对于死亡焦虑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开展死亡教育进行的。人们普遍认为死亡教育通过考察我们的关系和面对死亡的质量，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通过死亡教育，我们可以更好的欣赏烦扰的生活和死亡（JR,Galt&Pinder,1993）。JR（1990）在公立学校通过两周对死亡、遗失以及对死亡焦虑的悲痛学习，探讨其对 6-12 年级学生的影响，发现实验组的死亡焦虑前后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说明死亡教育对死亡焦虑具有显着的干预效果。

　　同样，JR,Galt 和 Pinder（1993）的研究表明，理论形式的死亡教育在改变死亡焦虑上是有效的，然而这种效果仅仅是限制在内隐的死亡恐惧测量上。当前大部分死亡教育对死亡焦虑的影响缺乏一致的发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对死亡焦虑的结构没有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能是死亡教育的类型或性质的差异导致的。然而 , 即 使 是 在 最 好 的 情 况 下 , 所 有 类 型 的 死 亡 教 育 的 影 响 是 适 中 的（Durlak&Riesenberg,1991）。Durlak（1978-79）研究了理论和实践两种形式的死亡教育对死亡恐惧的影响，理论组被试的焦点更多是在认知上，通过讲课和小组讨论来学习，而实践组被试的焦点在认知和情绪上，并且使用角色扮演和练习个性化的死亡意识和悲伤，结果表明，实践组减少了被试的恐惧和对死亡的关注，然而，理论组被试却表现出更大的死亡恐惧和焦虑。

　　就以上这些研究的有限性表明，死亡教育的类型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而对于死亡教育影响的精确评估，死亡焦虑的意识和无意识水平都必须被测量，因为仅仅集中于意识的死亡焦虑也许会破坏这种效应。当前对死亡焦虑的评估多是采用自我报告性质的量表，而焦虑感会在这种自我报告的过程中得以缓和，这也部分解释了很多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所以，开发死亡焦虑的内隐测量方法势在必行。

　　2.6 死亡焦虑与抑郁的关系。

　　多数研究都表明了抑郁与死亡恐惧之间的关系（Cicirella, 2009; McCoy,Pyszczynski, Solomon, & Greenberg, 2000），很明显的是，二者是相互作用的。恐惧死亡的个体很有可能就会抑郁，抑郁的个体也多会因生命没有价值意义，经常会想到生命的结束而恐惧死亡。Fortner and Neimeyer （1999）发现有更高死亡焦虑的老年人会有更多的心理痛苦的历程与更低的恢复力。而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都会经历到比男性更高水平的抑郁，这也更类似于死亡焦虑，有研究者认为是由于社会期望的作用，即男性不愿意暴露他们的抑郁特征。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男性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情感。Russac, Gatliff, Reece, & Spottswood,（2007）横向研究表明，抑郁与死亡焦虑的发展特点有类似的模式。

　　在分析心理学领域中，死亡焦虑和抑郁在本质上是相类似的，都是经历着某种丧失。他人的死亡会使个体经历着与死者共享的重要关系和共同性的丧失，而个体自己的死亡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在抑郁症中，个体经历了某种内在的丧失，一种与他或她自己内在心理结构的某个方面相关的丧失，特别是某种常常不明显的外部事件或环境看来使个体丧失了对一种内部力量的认同，这种力量原来提供和维持他积极的自我关心和乐观态度（迈克尔。S.特鲁普，2014）。因而，在死亡焦虑随着年龄而变化的过程中，抑郁也许产生了混淆的作用，在本研究中把特质抑郁作为协变量，以进一步探讨各因素对死亡焦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