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左传》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3.1对后世道德审美的影响
随着武王“化鸡无晨”的言论，整个周王朝时期的女性的地位较以前有了巨大变化。女性被囿困在闺阁之中，“妇无外事”、“男女有别”、“男刚女柔”、“男主女从”的局面日渐形成。这样弱化女性的过程中，将女性的价值逐渐强化为男性的审美对象，而失去了女性自身的审美主体性。而这种强化和规范，将女性限制在家庭这小小的空间内，她们在这个空间要遵守礼法规矩，烙守妇道，牺牲自己的个性与人权去维护男性和家族的尊严。所以，当时对女性的审美并不是对女性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尊重性的审美，而是只有在女性具有一定的家庭社会角色后才能被赋予“有意义”的审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葺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秦秦。之子于归，宜其家人。”①诗中以“有葺其实”来评价女子宜室宜家，这表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赋予的希望是在空间狭小的“家”里。所以“宜”就成为了当时之世对女性的伦理规范。这种“宜”就是“有意义的”、“实用性的”审美原则。
《左传》作者所生存的年代正是传承了诗经时代的文化内蕴，所以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将这样的审美标准带入其中，并以此来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者将许穆夫人、辰赢等与忠诚的爱国与孝亲的高贵情操联系起来，许穆夫人、辰赢就成为被作者赋予积极的正能量人物。作者在描写许穆夫人时，从她得知母国将亡的惊异，到不顾夫族反对而奔向祖国及至最后复国。文章所描述的许穆夫人的整个历程，表达的正是忠孝大义的重要道德伦理观念，这就符合了当时那个时代所愿望的道德审美原则。
若是女性的行为符合了这个道德审美原则，就会被予以高度地赞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最高道德审美却在于家庭之中。常言道“妻贤夫祸少”,又道“一代无好妻，三代无好子”,可见，在家庭之中，女性的重要作用。周王朝有太姜、太妊、太拟辅佐丈夫，教养子女，成为周王朝强大起来的重要助力。
而在三太身上体现的贤德的品性照射在子孙的行为上，最终成就了周初统治者的圣德。如《毛诗序》就认为《关滩》是“风”之始，既然将《关滩》放在首篇，当是因为其含有教化之意，《关滩》正是颂扬女子美德，伦。这里，我们不讨论《关滩》一诗的宗旨是否如《毛诗序》所言以正夫妻人。但是诗中屡次出现的“窈窕淑女”就是心善、容美的女子是毋庸置疑的。君子是爱慕其美好，进而求娶。由此见之，在社会中，品德于女性而言是多么重要。《说文解中就由许多描写女性品德美好的字，如娴，雅也；瞩，谨也；提，谛也；静也等。虽然各个字的含义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娴静、贞慧、谨慎字娇为基本要义的。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道德审美要求。
而这些基本的道德审美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尤其是对有汉一代女性的影响。周王朝时期，虽然对女性的规约较以前己经有所加强，但对女性的从属性并未真正意义上被社会予以文字条例的形式呈现。可到了汉朝班昭首次写出了针对女性施行三从四德教育的《女诫》一书。全书以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对女性施行柔弱顺从教育，可以说影响深远。
这也让体现出周王朝时期对女性娴雅谨慎的道德审美希望延展到汉朝己经演变成了三从四德的统一标准。而且随着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利用，封建统治愈加巩固，男性在两性中的绝对话语权也被牢固确立。到了北宋以后，对女性的道德美的要求更加严格为勤勉做事、谨事姑舅、敦亲睦邻、慈爱幼子、柔顺贞洁等，更有程颐生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这就将女性的贞洁提高到重愈生命的高度，可以说这几乎达到完全否定女性本身存在的重要性的程度。
3.2对后世文学形象的影响
以语言、行为塑造人物，着重甄选典型的情节描绘人物的性格或事件，反而很少对女性加以外貌描写或者主观观察性刻画，形成了《左传》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在文本中众多的女性都是作者寥寥几笔写就，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简单文字中我们窥见了这样饱含生命脉动的女性。
息妨在息国灭亡，息侯死亡后被楚文王俘获，虽然与楚文王生育堵敖和楚成王两子，却始终不愿意与楚文王说话。后来楚成王问她，息妨就回答“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①从息妨这短短一句话即可以看出她在面对不可控的人生际遇时并不是如木偶一般毫无所感，只是以三年不语来表达内心的反抗。这种无声的反抗不仅仅是对身如飘萍的命运，更是针对自己感情的专一。笔者相信，若息妨对己故前夫息侯若无半点情谊，没有自我对内心感情的忠贞，她是无法做到与楚文王即使己经养育两子的情况下依然不语的。这就表明息妨其实是对个人感情极度专一的，内心拥有着纯洁的灵魂的。在面对楚文王强大的势力时，并没有放弃抵抗，真可谓铁骨铮铮不畏权贵啊。
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也塑造了一个他心中的息夫人形象。他将息妨描绘成一个对自己爱情诚实忠诚的女性，为了忠于自己的爱情，愿意抛下荣华，随息侯一同赴死，并作有《大车》这样表达自己至死不渝爱情的诗篇。当然在文学创作中，不仅仅有以其为原型写就的《列女传》故事，还有歌颂如息妨一样对爱情忠贞情操的女子的塑造。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刘兰芝在遭到焦母的刁难，并被迫遭休弃时，即使哭得若泪人一般，依然不曾放弃这份感情，愿如蒲苇强韧坚持来表达自己对这段感情婚姻的忠贞与专一。所以她宁愿舍弃金玉堆砌的满门富贵生活，选择与焦仲卿双双赴死，忠于内心的感情。
还有《陌上桑》所塑造里的罗敷女形象。她在面对随从成群的使君时，依然淡定从容回答“罗敷自有夫”,即使使君身份尊贵，一身荣华，但依然无法与自己的丈夫比拟，她不畏权贵，勇于表达内心对感情的忠贞。这些女性都与息夫人一样，对自己内心的感情专一，保持了纯洁性。
顾领刚曾研究认为孟姜女就是祀梁妻。这个结论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笔者亦认同。襄公二十三年中记载齐侯路遇祀梁之妻于郊，遣使吊唁。被祀梁妻谢绝了。齐侯最终到祀梁家里进行了吊唁。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知道，祀梁战死后，齐侯在于郊区与祀梁妻相遇，并当即就向她表示吊唁。但是祀梁妻拒绝了齐侯的这一做法，质问祀梁是否有罪，若无罪，为何要在郊外进行吊唁，而不能在家里吊唁？这里祀梁妻对国君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和抗争。
《孟子》中还记载了祀梁妻善哭，而改变国俗，孙爽更认为祀梁妻哭倒城墙。于是汉朝刘向就根据此记载添加了孟姜因丈夫祀梁之死，悲痛难忍，倚靠祀梁尸体于城下，伤痛哭泣，其情真挚动人，使路人莫不为她掉泪，如此这般，十日后，城墙崩塌。及至文人几经加工，最终演变成孟姜女寻夫万里、哭倒长城等离奇情节。
3.3对后世女性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男性话语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也被愈加压缩，最终形成女性几乎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家”这样的一方小天地之中。再加上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性很难得到正规系统地文化教育。女性所能得到的教育，更多的是只能接受来自家族长辈的教育。如道德教育、礼义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等。《周礼·天官·内宰》记载“凡丧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妇，正其服位。”①教育内外命妇其应有的丧事礼仪。《周礼》还设九殡以掌管妇人教育，并以德容言功教育女性应该具有的德行、话语、仪态、生活技能等。
《周易》提出阴阳和合才谓之道，而阴阳则代表女男，男女相合才能人类繁衍，所以“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上下”,《周易·家人》卦辞也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只有夫妻人伦正才能家庭和睦，正家而天下定矣。可见夫妇乃人伦之始，只有确立了良好的夫妇关系，社会才能出现良好循环。
在家庭中，又极其重视女性的操守德行，并将其看作一个家庭盛衰福祸的关键。显见女性在先秦之时虽己有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贬抑之意。只是在这样的分工前提下，女性的教育难免就失去了许多。比如天文历法、政治交涉等知识几乎就是女性无法触摸的领域。但是社会以人伦为要，人伦以夫妇发端，女性作为夫妇关系的主体，那么她们的整体素质就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在失去“外”的世界后，她们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其他教育，而在这种情形下，她们还要承担极其重要的责任一一子女教养。而良好的子女教养就要求女性本身具有高贵的品性。俗语说“一代无好妻，三代无好子”,是以，女性教育是多么重要！
《礼记·昏义》就认为正家之道，首重夫妇。夫和妻柔、夫义妇顺，才是兴家之道。也只有“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①当家庭和睦，内宅安定，男子才能轻松参与外事，治理国家。我们从《礼记》的行文也可以发现，女性不仅要具有极高的家务能力，还必须拥有高情商和好德行，只有具备这些才能，才能内外协和，家庭睦谐，社会安定。而这样的女教理念直接影响着后世的女性教育。
如汉代班昭作《女诫》。班昭其人生于具有渊博家学之家，父亲是东汉文学家班彪，兄长是着《汉书》的班固，生长于这样的儒学世家，让班昭成为一个行仪端庄、文采飞扬的女子。在她晚年时，有感于家中晚辈女子将要成家，又担心她们未来生活不易，所以着下《女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供晚辈学习。《女诫》继承了周王朝以来女性恭顺、谦让、贤惠的教育宗旨，但同时也将《礼记》所载德、容、言、功进一步规范的同时，越加规约了女性的行为。班昭所颂扬的女子教育观念被后世给予高度赞扬，随之唐代宋若萃着《女论语》，明代成祖仁孝文徐皇后作《内训》，明末《女范捷录》等。
可见，后世在面对周王朝，尤其是春秋战国的混乱女教问题，有了她们的看法，其精髓一一温、良、恭、俭、让都得到了传承，但是在面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对爱情、社会政治权力的追寻时所发生的混乱，如骊姬之乱和各种7JZ}C报婚姻，她们是持有否定的态度的。但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时候又难免进入了较为偏颇的境地，宋明理学就将女性引入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教义之中，这就造成了女性个性和自由的集体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