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聊斋志异》中“狐女”“鬼女”形象产生的原因
（一）从创作背景的角度分析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文学一般表现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也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产生的。《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现象密不可分，作者所塑造的这些狐鬼花妖幻化而成的进步的思想就是其体现。
在明清时期，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产生，也正在慢慢的瓦解封建性质的经济基础，在我国的东南一带，纺织、冶矿、陶瓷等等待业的表现是尤为突出的。在作者的家乡山东，这种新的因素也有所反映，顾炎武曾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济南省会之地，民物贩聚······兖东之郡，濒河招商，舟车辏集，集习奢华，其小民力于叫桑，不贱商贾①”.商品经济的发达，引起社会分工的加剧，资本主义萌芽也就随之出现。列宁曾经说过“分分散的小生产中生长出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去求得自身力量的生存和壮大，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国情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经济，统治阶级又用各种手段在摧残新的经济生产力，这样就严重的影响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这反映到人脑中来，形成了相应的思想意识，其一，表现为统治阶级为了延续封建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大力加强思想的控制和极力鼓吹程朱理学；其二，泰州学派，也就是王学左派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的反映，这个学派从陆王心普中分解出来，他们用“灭人欲”“存天理”的程朱理学来进一步表现离经叛道之倾向。李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攻击提倡程朱理学言论的道家学家们都是虚伪之徒，即“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②”;他首先提倡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用这些来反对理学儒教等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与这类相关的思想意识也开始流行起来，正规的封建传统的观念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聊斋志异》出现之前的明清小说里就已经有所体现了。
在明朝时期，戏曲小说中尤其是戏曲一片繁荣，他们一般都以描写爱情故事为主题。汤显祖是当时着名的戏曲家，他的《牡丹亭》就以浪漫主义的基调，描写杜丽娘因情而梦，因梦而病，由病而死，又起死回生的的故事，它歌颂了“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又一往而深”的真情，塑造了“我常一生爱的是天然”叛逆少女杜丽娘的形象。这部作品抨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对青年女子为了摆脱封建礼教教条的束缚，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的赞美。冯梦龙的“三言”有描绘这样爱情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强调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让人痛彻心扉的负心薄幸行为，提倡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两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两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男尊女卑”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其中表现的婚恋观的思想史比较进步的。凌蒙初的“二拍”中的《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抱怨》，《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和《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等一系列的作品，都为女性“从一而终”封建贞洁观思想的的反抗和冲击。这些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都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旧的儒教理学思想的禁锢开始被打破，随之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由于在生活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就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再加上蒲松龄本人的生活经历，身世以及他独特的素养，《聊斋志异》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以及表现出来的种种也就绝非偶然了。蒲松龄他有着很好的才华和对功名追求的热情，但是他奋力挣扎了几十年，却也只考中了秀才，他内心的苦楚和悲痛也只有他知道，为了寻求宣泄和平衡，他在作品中说到：
“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悔”,“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①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作者用自身的遭遇，将自己对社会丑陋的不满表现出来，通过狐鬼花妖之口说出了对那些异类的高度赞美，更体现了他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和在各种历史背景影响之下所缠身的新的思想。这些异类所幻化的女性身上具备着人性的特质，因此受人喜爱，也因为在当时敢于为人所不敢为的反传统反封建礼教行为和精神而受人敬佩。《聊斋志异》在汲取明末文学先进思想意识的同时，不仅将其发扬光大，并且塑造出了一大批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形象，王渔洋在《聊斋志异-连城》篇章中评论连城的死而复生中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①，这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聊斋志异》也是明末浪漫主义启蒙运动的余波，不过，不同的是他采用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古典形式，而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等人则采用了戏剧、白话小说等近代市民文学的形象。
时代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文学艺术经验的积累造就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所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更加引人注目，尤其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个性解放、追求个人感情自由和极力凸显个体的自我价值的精神，更加是为人钦佩。综观《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其艺术成就是不可言喻的，而其中塑造的的众多女性形象中，因作者倾尽心力而塑造出来的，更是有着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探索和追寻。
在阅读《聊斋志异》时，人们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些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活泼、美丽、动人心弦，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她们往往是地位很低的那一类，这与儒家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在儒家思想中，她们轻视女性，侮辱女性的思想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易经》上就说：“女主位于内，男主位于外”,《论语》曰：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是根深蒂固了，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也就不自觉得反映出来。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她们要么就是心甘情愿为男人充当玩偶的工具，要么就是淫荡无节操的化身，她们在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来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地位低下，随之而来也会产生很多的谬论，诸如“红颜祸水”“祸起萧墙”“天妒红颜”②等等。在《聊斋志异》中，女性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男性，个性鲜明，敢于表达爱，自由，敢于去寻求自身的价值，将传统的女性推上了一个新高度，新台阶。
（二）从创作形象及作者生平的角度分析
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的鬼狐神怪，并非表明蒲松龄相信它们就是真实存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而实际上，这些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神鬼世界，不过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暗喻，这些鬼狐神怪的艺术形象，绝大部分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投影。
蒲松龄借神仙之说，只不过是从各个角度去揭露社会现实人性的丑陋与人生世事不尽如人意之处。从现实的无聊到社会的艰难，从官吏到科举再到功名利禄，从爱情到婚姻再到起居饮食，这些种种都好像离人们的理想愈发遥远，好像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对于这样的不满及憎恶的情绪在当时实属正常现象。蒲松龄并没有真正的忘记这个令人不满意的现实，抛弃这个令人憎恶的人生。这些可以从《成仙》《白于玉》等中可以看得出来。周生已为仙人，但仍不忘关心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传授点金术使他们富贵；吴青庵成仙后，救儿子于危难，将宝物送与妻子，是家中免灾长寿。这些都说明作者没放弃，他对仙的向往，是缘于现实的黑暗，是蒲松龄对现实的寄托，归避只是失意文人的避难之所。
蒲松龄对道士仙人及其法术的描写，其中道士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作者借助于他们神奇的法术，尽情的描绘了世态的惩恶扬善，道士们用法术降妖除魔，斩妖驱恶，保护人们的安全，帮助弱小，同时帮助善良的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亦有游侠风范。《聊斋志异》中涉及人神恋，人妖恋，人仙练三大主旋律，华彩的乐章令人神往，作品中大多数以男人为凡夫俗子，女人为异界中人，这赋予了女性以绝对的自由的权利，且这类文章中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论什么样的狐鬼神怪，都向往自由美好的爱情，希望与男子共结连理，成就美好的因缘。这表明蒲松龄只是借助神鬼之说，抒发对爱情的向往，神往伊甸园中浪漫自由的爱情。
严格意义上来说，蒲松龄并不是一个具有神仙信仰的人，可在作品中可以分析出，蒲松龄有着尊道崇仙的情结，通过这样的挥之不去的信仰，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愤世嫉俗的情结。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去撰写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神仙们的居所与人间普通的住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天上，神仙们的世界是美好的，幸福的，人们过着衣食无忧，无忧无虑的日子，那里就是人间天堂，“时十月中，山花满路，不类初冬。”“异彩之禽，驯人不惊，声如笙簧，时来鸣于坐上”.（《成仙》）哪怕是隆冬季节，湖上依然“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来，荷香沁脑”（《寒月芙蕖》）。在人间，人们一生只为稻粱谋，在天上，他们“取大叶类芭蕉，剪缀作衣”,“取而审视，则绿锦滑绝”.
“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俱若真者”（《翩翩》）。作者极力的去描写那个超凡脱俗的人间仙境，这流露出蒲松龄的消极避世的思想，他想独善其身，远离这个黑暗而又无力改变的现实生活，而纠结的是，他又想激励人们别一味的区摆脱这样的现实，去追求那个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神仙般的日子，而是要扎根于现实之中。蒲松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务实，且思想深处也想着需要解决的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生计、生存和生活，他想出来的虚无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帮助缓解现实问题的一种手段，况且，哪里都有世态炎凉，并不存在什么极乐世界。许多的研究者结合蒲松龄所处的政治时代和他的生活经历，分析其创作动机。他们指出，蒲松龄的创作目的是要借这些鬼狐神怪来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寄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