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学的主要内容(4)

　　4.管理的方法是法无定法
　　
　　韩非子认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除了心法，还要方法。
　　
　　在西方管理学的学习中，似乎一个永恒的追求就是采用什么方法管理，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在西方企业管理发展史中，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举足轻重。他认为，为了达到最高劳动生产率，必须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而最佳的管理方法就是任务管理法。但是，自泰勒创立自己的管理理论以来，绝大多数借鉴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科学化”、“标准化”和“任务差别化”上面，很少有人注意泰勒管理法的一个先决条件：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统一。这一点，被泰勒本人称为“精神革命”.泰勒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中说：“没有工人与管理人员双方在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他本人从一名学徒工开始，先后成长为车间管理员、技师、小组长、工长、设计室主任和总工程师，几乎历练了所有相关的岗位，这种经历使他了解工人们普遍怠工的原因。这使泰勒认为，“科学管理”建立在管理者和雇员双方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管理者追求的不仅是利润，更重要的是事业的发展。而事业的发展不仅会给员工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还更能充分发挥其个人潜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抱负。恰如韩非子所说：“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所以，正是共同的事业使双方友好合作，以互相关怀代替对抗和斗争，才能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更大的利润。任何管理方法，如果不能物尽其用，不能人尽其才，不能和谐相处，都是有违天道的状态。“和气生财”是中国传统经济学中贯通伦理与物理的公理，如果管理者和员工不和谐，企业就不会持续长久地生发财富。
　　
　　中国传统管理学的妙处在于，在追求最佳的方法的同时又不执着于任何一法以谈管理。因为任何方法都是服务于“道法自然”的，当其不再自然，也即法不合宜，就应该调整和改变了。这里面体现着《易经》“简易”、“不易”和“变易”的文化精神。《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管理方法的要诀在于未雨绸缪，把不合道的因素消化于无形之中，因此以无法为法。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家国天下管理的管理方法，颇有以无法为法的特征，分五个层次，十分精密：首先是圣人之言，所谓君子三畏，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如果有违反，其人必受良心的谴责，这种敬畏使人日趋圣贤，高度自律，已经是最彻底的心地管理。第二重是家规，当一个人行为不端，首当其冲就是面临家规的约束。而家规通常都是圣人教化、道德规范，只不过变成了整个家庭的行为规范。第三重是族规，当家法不足以约束一个人的行为，那么宗族的规定就会起作用。因为人人有姓，同姓往往结成一个大家族，德高望重的族长具有维护整个宗族名声的义务和权力，不容许有同姓子孙作出有损名声的事情，“光宗耀祖”是十分重大的事情。第四重是社前公论，当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宗族的人发生矛盾，双方未必直接告到官府，也可能在社稷台之前，焚香祷告，寻求天理的帮助，大家通过自省来决定是非曲直，如果双方能够接受，也就相安无事。第五重管理，才是王法，见官论断。许多社会矛盾，都在道德教化中化于无形。
　　
　　5.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
　　
　　《管子·心术》篇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几乎在一句话之内，把管理的本质、方法、分工、合作、境界都说清楚了。
　　
　　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论述，例如，“爱民治国，能无为乎？”或者“为无为，则无不治”,常常被人误解，以为“无为”就是消极，其实那是垂拱而治的状态。如果“无为”就是消极，那么被西方经济学奉为经典的“国家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是不是也可以列入消极之列？ 治理国家，爱护国民，最佳的状态，就是“看守、监护而不打扰”.韩非子《用人篇》中说：“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 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循天顺人，就是“无为”的一种表现，用力少而成效好。
　　
　　在管理上，知人善任，令其各施所长，互不嫉妒，和而不同，则可以达到管理的最佳状态，一如韩非子所论述：“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 使士不兼官，故技长； 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从汉代初期一直到清朝上半叶，盛世大治时期的治国理念都是“治道清净，与民休息，贵在不扰”,从而努力达到《道德经》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 大家甚至不知道还有“管理”这回事，一切按部就班，各思其义，各行其道，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