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学的主要内容(3)

　　2.管理的唯一对象是自己
　　
　　宋朝林逋在《省心录》中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中国传统管理学中的管理对象不是“被管理者”,而是管理者自己，而且这是整个管理行为中唯一需要管理的对象。
　　
　　这一要点，对于习惯了西方管理学的学人不但令人费解，甚至是不可接受的荒唐观点。西方管理学的重点，是想方设法地“组织”别人、“协调”别人、“计划”别人，以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这样的管理学中几乎见不到关于“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论述。但是对于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并亲证亲习的学者来说，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理所当然。这还要回到“天人合一”观上来说明。
　　
　　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西方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局部的、截然对立的。由于东方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时空世界”,所有在自己生命中出现的天、地、人、事、物，都是因“我”而来，所以“万物与我一齐”,那么改变自己，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时空和环境。而西方的观念却是分析而对立的，是“一分为二”,所以管理者必定对立着被管理者。不过诞生于西方的广义相对论却可以超出物理学的范围，用来贯通地解释东方的天人合一观： 人，这种能动的物质，决定了自己的时空，当人这种物质改变，时空就会改变。依照这一原理，那么如果管理者改变自己，那么他的时空世界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在管理中，唯一需要管理的对象是自己，而不是被管理对象。如果执着于管理被管理对象，实质上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事倍而功半。管理者把自己作为管理对象进行管理，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半而功倍。
　　
　　对于管理自己产生的管理效果这一问题，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答案。《论语·子路第十三》记载，“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者本身不守规矩，不入流、不入道，“望之不似人君”,即使当位，发号施令也不会有人听，不会收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如果管理者自己“志 于 道，据 于德，依 于仁”,那么上行下效，必定可以令行禁止，井井有条。
　　
　　3.管理的唯一场合是自己的心地
　　
　　追根溯源，推到极致，管理的唯一场合就是自己的心地。中国人自古有关于“天地良心”的信仰，规制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这本身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社会管理，使广大人民始终不离正道。
　　
　　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管理学有很多种，如“企业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似乎除了“财务管理学”,只要存在一个行业就可以有一个管理学。但是，我们很少看见“家庭管理学”、“自我管理学”这样管理自我的管理学，尤其看不到中国文化独有的“情志管理学”、“五行管理学”这样的内容。因为习惯了西方分科的思维，人们习惯于把“健康管理”推给医生，“后勤管理”甩给“社会”,国家的管理推给“公务员”,很少会想到，其实管理的唯一场合，只是在自己的心地上，和自己的身体所在的场地无关。管理不好自己的心地，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溜号”,员工可以在岗位上“开小差”,一个人可以凭借人身干畜生之事，学生守则和员工纪律编制得再严密，也形同虚设，不起作用。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舜德行深厚，孝悌圆满，宽以待人，赞叹懿行，不讥他过，感动了万民，纷纷在他居住的周围安家落户，结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谓“天下治”的意思，就是把天下管理得和乐安宁。显然这是在心地上管理自己、外发于事业的典范。孔子评价周武王“予有乱臣十人”的说法时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一次提供了史实论证，天下以德而取，并非力夺。员工以心而管，并非威慑。当其心悦诚服，莫不服管，不令而行。周武王发动革命之前，周室已经凭借德行“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及至周公“三吐哺”令“天下归心”,则天下定矣。
　　
　　我们没有听说过稻盛和夫上过一天管理学院，却在他每一本书里反反复复地看到他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在自己的心地上反省“作为人，何为正确”,也就是凭借这一“核心管理法则”,在物质条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它不但使日航起死回生，还创造了一年之内达到世界航空业盈利之最的奇迹，可见心性管理对组织管理的巨大作用。也可以说，对组织的管理是自我心性管理的延伸。《易经·坤卦·文言》中写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