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华文文学《北京人在纽约》在内地影视化传播

　　海外的华文创作，一直以其边缘的活力不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涌现过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但真正在中国内地泛起涟漪，获得较大影响，则是通过影视化的传播方式才得以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白先勇、聂华苓到严歌苓、曹桂林、张翎、艾米，影视化已经成为其作品融入主流的重要传播方式，这一海外华文文学影视化的内地流播过程，其实也是其独特性被修改、被整合，进而融入内地文化圈的过程。本文尝试以较早在内地引起轰动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影视改编为例，对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影视化传播的语境适应现象进行解读。

　　一、从异域生活到情感传奇：情节变化与接受语境的关系

　　对于美国华裔作家曹桂林而言，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呈现了改革开放初闯荡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虽有一定的故事性，却还有笔法散漫、抒情性浓的一面，夹混着自传的种种笔调和细节，在此，不妨称之为带有素描性质的异域生活录。但当它改编成电视剧时，调整的不仅是情节散漫的一面，个人生活的点滴痕迹也被完全剔除了。在遵循流行的戏剧化情节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刻意为之的重重矛盾，使得有关异域生活的个人反思录变成了异域的大众传奇。从小说到电视剧在情节设置上的此类变化，自然涉及不同媒介的艺术运作规律，但深入剖析《北京人在纽约》中矛盾冲突，却发现冲突的性质与内容正反映着此时中国内地的特殊审美口味。

　　20世纪90年代是文学与政治分道而行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身分裂发展的时代，它一面走向世俗大众，一面倡导艺术自主，各自开辟或固守一片天地。影视作为大众艺术的重要形式，不再标举国家意识形态之类的旗帜，而是谋求走向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以家庭情感为主线的电视连续剧《渴望》（1990）便由此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当小说《北京人在纽约》以个人海外历验为中心的叙事线索转换为同名电视剧中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情节构造时，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就成了《渴望》的海外版，它对小说的修改挪移，首先就体现在以凸显家庭内外的悲欢离合这一主线来增删情节和人物。

　　为了让情感戏变得更加多元复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对小说情节做了大幅的增删，不但虚构了洋人大卫介入王起明家庭的诸多戏份，还为婚姻情况不甚明了的阿春设计了与儿子和前夫的复杂纠葛。实际上，整个电视剧围绕着王起明、郭燕、阿春、宁宁和大卫这几个人，不断地制造情感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和生意方面的变动不过是情感纠葛的副线。最终，电视剧的情节发展主线可如下表述：王起明到餐馆打工遇见阿春，郭燕在工厂打工遇见大卫——大卫宣战、阿春示爱——王起明与郭燕离婚，成立新公司，与阿春同居，大卫与郭燕结婚——女儿宁宁到来，阿春与宁宁产生矛盾，王起明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可以说，经过改编后的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情感生活成了异域传奇的主要内容。在与内地观众忙着过小日子的现实情境相得益彰的同时，曹桂林小说对异域奋斗的痛苦反思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南野在《电视：影响的重述世界》中对这种以几个人物为核心的情节编织模式有更深刻的剖析，他说：“用心于编制有限的几个人物内部间的内部交叉和纠缠不清的关系，有意将诸如亲情、友情和爱情压挤进冲突的正反角色的关系之中，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1］144”也就是说，这种内向繁衍的情节发展模式已经接近肥皂剧，其情节结构的特点正如威莉娜·格莱斯纳所言：“在肥皂剧中，随着一系列矛盾的解决，另一系列的矛盾应运而生。［2］101”但在封闭的圆环之内，情节虽然出现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却始终处在圆环之内，触及不了现实的全面性和复杂性。由此，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借助这一看似戏剧化，实则封闭的情节套路，在不断激发观众的追剧欲望，形成万人空巷看纽约的效应的同时，也忽略了异域生活更为复杂和现实的一面，与曹桂林小说中表现的“地狱与天堂”混杂的异域体验相比，实在是过于美丽了。

　　二、人物的调和策略：人物形象变化与接受语境的关系

　　鉴于曹桂林小说的粗粝和素描性质，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性格并不饱满，但却个性凸显，甚至有些类型化。王启明的妻子郭燕是比较贤惠的，任劳任怨，顺从丈夫，但显得有些面貌模糊、呆滞。但在电视剧里，郭燕作为洋人大卫的情人，却有了鲜活的时代特色，一位非常有主见的新女性。她不但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在婚姻恋爱的选择上显得大胆了很多，凸显了足够的个人魅力。如她一进入美国人的工厂，就让洋人爱上了她，洋人对她的爱如此热烈大胆，竟声称要向王起明宣战。虽然郭燕是被动回应，但却欲拒还迎，显现了时代女性对爱和婚姻的自觉态度：几经曲折之后，她毅然选择留在美国，与王起明离婚，和大卫步入婚姻的殿堂。

　　小说中的阿春，作为一个比王起明更早的华人移民，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已深谙美国的文化及其潜在规则，她做事干脆利索，将利益与情感截然分开，即便与王起明有缠绵的两性关系，也不阻碍对自身利益的扞卫，因而被作者曹桂林看成是冷酷无情的西方文化之化身。如此，她显得过于理性，有些不近人情，不可捉摸。但在电视剧里，阿春却保留了东方的女性与母性特质，她和王起明之间产生了真挚和深厚的感情，愿意和他共同承担生意上的风险与危机，在王起明身处困境时不离不弃，表现出传统女性的忠贞不渝。作为母亲的她，对儿子杰米无微不至地照顾；作为继母，她对宁宁也全力付出，体现了母性温柔的一面。总之，阿春将东方女性的贤惠与西方女性的干练冷静融合在一起，变成了电视剧中最光彩的“人”的形象。

　　少女宁宁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的形象也有很大变化。小说中的宁宁处在恶和堕落的深渊，联合外人向父母勒索钱财、与母亲反目成仇、酗酒吸毒，最终死于非命；而电视剧里的宁宁却一直守护着道德的底线，仍在正义的呵护之中。如她宁愿在街上行乞，也不向父母要一分钱；她虽行为出格，却没有犯下吸毒、堕胎等不伦行为；虽与继母磕磕碰碰，却只源于对亲生母亲的扞卫与不舍。电视剧里的宁宁，不过是个青春期的叛逆女孩而已。

　　无论是郭燕、阿春还是宁宁，电视剧对其加以改造的原则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既表现其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另类性，也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这种在中西之间调和的塑形策略，使得人物形象处在“中间地带”，不至于走向极端的恶与好，看似张扬了“塑造圆形人物”的审美新原则，实则体现了对保守与自由的矛盾态度。故深入分析，则可发现这一调和策略的原动力，便蕴涵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文化思潮的特殊结构之内。如汪晖所言，中国内地“九十年代的基调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3］”。作为人们生活态度之理论化的社会思潮，其根基也是时代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选择。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已过10年的1990年代，人们既明了自由抉择、个性追求的重要性，对新的事物、现象和思想能够欣然接受；同时，人们仍保留着浓烈的本土文化情结，在某些思想和习俗上还不能做出过于彻底的改变，因而采取了调和策略。如果说电视剧对郭燕的改造体现了电视剧对于新自由主义下的女性解放意识的回应，那么对阿春和宁宁的改造，则体现了1990年代新保守主义对异端的保留态度。事实上，无论是郭燕、阿春还是宁宁，电视剧对其加以改造的原则都正处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张力之间，既有出格另类的一面却未能跨越传统的门槛。由于电视剧对人物的改造原则吻合1990年代内地的文化思潮和生活观念，自然比小说塑造了更多深得观众的喜爱“时代人物”，阿春应是最为耀眼的一个。

　　三、从回归到寻梦：主题变化与接受语境的关系

　　《北京人在纽约》从小说和电视剧的转换中，主题也发生了逆转。小说痛苦地回望北京人在纽约的坎坷历程，唱响了回归的旋律。在小说的结尾，有几段话可谓点睛之笔：一是郭燕在失子痛苦中的喃喃自语“妈妈想家了，想老家。可怎么把你带回去呢?［4］246”；二是宁宁弥留之际发出的痛苦呻吟“……我要回……回家。回……回老家［4］257”。郭燕和宁宁“回老家”的选择凸显了小说的回归主题：对于漂泊异乡、伤痕累累的游子而言，回归故乡故土是最好的选择。但电视剧所要表达的却是“追梦”者的执着，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在纽约拼搏的北京人都显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现身说法，向观众昭显了异域生活的足够魅力，回归绝不是他们的结局，出走才是。故电视剧中的郭燕，一直处在选择和寻求的矛盾中，而不是沉浸在回家的执念里；宁宁不是死在回家的幻觉里，而是与异族男人结婚，登上了更为遥远的漂泊之旅。

　　为了表现这种异域追梦的美好，电视剧拒绝了小说平实朴素的描摹风格，处处以唯美镜头展现异域的蛊惑力量，从小说和电视剧在开头结尾上的差异即可见一斑。小说开端描述了一幅幅晦涩阴冷的画面，先是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国夫妇（王起明夫妇）骑着单车在路上走着，与北京街上无数的行人毫无二致；再是他们到达美国机场时，因语言不通，看相痴呆，连行李都被人盗走，显得十分落魄。如此灰暗的开场白，无疑奠定了小说阴冷的色调。但电视剧中的王起明夫妇，一出场就是一副人中龙凤的派头，衣着光鲜，穿着时尚的舶来品，显现艺术家不同于众的气质。在美国机场虽手足无措，但遇到好心人主动搭讪，还回几句酸不溜秋的英语，显得可爱之极；当他们坐上姨妈的车时，电视便有意呈现灯火辉煌的纽约夜景和两人手舞足蹈的兴奋劲。从开场可见电视剧的基本格调是昂扬和缤纷的，具有非凡的热度，与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小说和电视剧的结局处理也显现了色调风格上的差异，小说以宁宁被绑架，最后被枪杀在皇后坟场了结全文。

　　文末有意凸显了阴森朦胧的墓地环境，并以黑暗和残月来衬托人物内心的压抑、痛苦和无路可走。但电视剧却以叙述者的画外音和一系列的大自然美景展现宁宁出走后的广阔天地：女孩或在一艘驶往异国的游船上，面朝大海；或在攀登高高的雪山，身影矫健。无疑，小说到电视剧的格调差异，正是为了凸显各自不同的主题，格调积极、色彩缤纷的电视剧正昭显了此时中国内地对异域的美好向往。

　　的确，1990年代初，正是出国热方兴未艾之时，人们在试图了解异域的同时，对异域仍抱着憧憬和神秘化的态度，美国尤其是国人的璀璨梦想。影视原本就比小说能更敏锐地传达时代的感觉，既然异域追梦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那么，电视剧就必然遵循特定语境的需要，张扬这种出走的梦幻意识，而不是复制小说的回归主题，否则，不但有悖于时代的期待，也无法被观众关注与认可。于是乎，小说里回荡的美国民间音乐“天堂和地狱“的低吟就转变成电视剧里深情华丽的呐喊：“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电视剧的主题曲所唱响的旋律，正说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活现了此时中国人浪漫的美国梦，一个苦苦追寻的虚幻之境，自然远离了同名小说要呈现的异域生活之黯淡痛苦。

　　四、结语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影视等电子媒介逐渐成为中国内地百姓生活的主导。由于影视媒介传播范围广，信息容量大且能及时反映生活时尚和当下思潮，故而海外文学的影视化也就成为其融入内地的重要方式。

　　但名气不大的华裔作家曹桂林和他尚未在内地正式出版的小说要变成引发轰动的电视剧，还需编剧和导演、演员对时代之风的感应与介入。换句话说，从小说到电视剧的种种改变，除了遵循不同艺术媒介转换的基本规律外，也必须迎合、适应内地大众的消费心理和审美需要。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情节安排，人物设计和主题探讨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与中国内地19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围与时代需求密切有关。可以说，是特殊的语境和导演、演员及观众打造了1990年代初的一个电视剧收视神话，让曹桂林和他的小说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似乎具有了某种经典的性质。而更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因没能引起内地文化圈的关注，便在时间之尘中彻底被遗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乃是语境适应原则的催生之物，它的存在及其意义，无不处在中心与边缘的张力之间。

　　参考文献：
　　［1］南野.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44.
　　［2］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 电视的真相［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1.
　　［3］文韬. 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 - 07 - 09（31）.
　　［4］曹桂林. 北京人在纽约［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