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倡导的“勇”思想及其实践路径

　　摘    要：　“勇”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一直是被人们称赞的美德。孔子与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勇”是仁、智、勇“三达德”之一,孔子把这三者作为君子之道,提出以符合“仁、义、礼”规范来限定勇;孟子对勇的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认为应崇尚安天下之大勇,规避血气之勇,亦或告子之小勇,善于在“持志”的基础上“集义”,方能以“气”养勇。

　　关键词：　勇; 三达德; 以气养勇;

　　“勇”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留下许多关于“勇”的传说或史实。“勇”的本义是果敢、胆大，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其次是指士兵，如“乡勇”，最后是作为一种姓氏。在《说文解字》卷十三中，“勇”是“气也。从力甬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勇”，即从心，诚然，因每个人的心性不一，“勇”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真正的“勇”，不是由外在的人数或权势等客观条件来界定的，而是由自身的主观条件决定的，是遵从内心，以求言行一致，过而能改。

　　一、孔孟规避之“勇”

　　“勇”是君子应具有的品性之一，但不是任何勇都是我们所提倡的，孔孟对规避的勇有明确的言论，孔子认为我们应该规避似子路的“好勇”，并通过学习来提升自身的德行；孟子在“好勇”的基础上，还详细分出似北宫黝、孟施舍、告子之勇，认为这三种勇都是“小勇”，都是不可取的。
 

　　（一）子路之“好勇”

　　“好勇”是素爱勇敢，以“勇”为行事的原则。子路在孔子众弟子中以“勇”着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孔子因“道不行”而想乘筏渡海去宣传政治主张，认为弟子中的跟随者定是子路。子路尤其崇拜孔子，得到孔子的夸奖令他欣喜，何况孔子赞其“好勇”胜于己。但是孔子所说的“好勇”只是夸赞子路具有不惧艰险的勇气，并不是对其“好勇过义”的推崇。朱熹集注也写到，“夫子称赞其勇，但讥其不以适用于义的原则来裁夺事理。”子路不爱学习，孔子因材施教，在与其对话中对“好勇”提出正面批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讲述关于学习的六种品格及其对应的弊端，“好勇”或“好刚”却“不好学”，都更容易作乱犯上或狂妄自大。由此可见，孔子屡次劝诫子路切勿“好勇”，要善于依靠学习来修炼自己。孔子解答子路在政事上的疑问时，也多次侧面指出其“好勇”但缺乏学识的弊端，如“先之、劳之”到“无倦”，子路因“好勇”而敢为人先且能有所作为，但缺少耐心与恒心，孔子借由此敲打他，希望其能有所悟有所得。如子路质疑孔子为政先“正民”已偏离政事，孔子指出，这是自身缺乏学习，君子行事讲求名正言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二）孟子认为之“小勇”

　　“小勇”是一种匹夫之勇，亦或好勇斗狠的血气之勇。“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宣王认识到自己“好勇”，望孟子指教，孟子便期许大王不爱好匹夫之小勇。又说，“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北宫黝之勇是侧重于外在的不退缩；孟施舍之勇是侧重于内在的气魄，专注于培养信心，注重由内而外的气势。虽说这两种勇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都侧重于内在或外在的修炼，缺少“大勇”的风范。

　　告子之勇亦为“小勇”，在孟子看来，告子的“不动心”是可“勿求于气”而不可“勿求于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上》）告子以言语判断他人的好坏，倘若报以善意但恶语表述亦为不善，孟子则认为不能仅以言语去界定他人的善恶，我们应知其善，虽恶语，亦不怒。北宫黝以不退缩为勇，孟施舍以培养内在气魄为勇，告子的“不动心”则是有勇无智，这三种孟子认为的“小勇”都属于不当之勇，失控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不应该效仿。

　　二、孔孟提倡之“勇”

　　孔子认为真正的勇者是颜回那样的，能够有勇有谋，知惧而不畏惧，是发于内心的勇猛之力，孟子对心的力量更具体地论述为“大勇”，是能够“上述”于心中共有的义理，并且这种理是天下人都接受的，超越个人的气势，是心之意志。

　　（一）颜回的好谋而成之勇

　　颜回是“孔子四科”中德行科的代表人物，颇受孔子的喜爱，孔子常以颜回的德行来劝诫他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夸赞颜回的德行时，子路自负其勇，便提出“统帅三军”的问题想得到孔子的夸赞，但孔子却趁机教育他，况且孔子坚信“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三军的勇猛取决于每位士兵的凝聚力，亦而“帅可夺”；匹夫的志向是依赖于自身的信念，亦而“志不可夺”。但子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要教导他的勇德，死于卫国动乱，正应了孔子的“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是缺乏远见卓识，逞匹夫之勇。但是“临事而惧”并非惧怕，“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君子能时刻内省，无负于人，自然就内心坦荡，也就不会有所忧虑、有所畏惧。孔子提倡的好谋而成之勇也是借由“内省不疚”，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内心的力量，切合形势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安天下之“大勇”

　　“大勇”既是一种像周武王、周文王一样以“爱民”为前提，是义理所发，又是培养“浩然之气”。“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文王和武王能“怒安天下”，如果齐宣王亦能“怒安天下”，百姓还怕大王不“好勇”，可见“大勇”与国君的出发点有关，使得天下安定即是“大勇”。“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根据曾子听到孔子谈到的关于大勇的作风，然后加上自己的见解。如若“自反不缩”，那么即使是面对普通百姓，也会感到害怕；若“自反而缩”，纵然面对千万人，亦会勇往直前。“大勇”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能够理直，讲求以理服人。这种方法也称“上述”，即由内而外再到上，“上述”于人人心中共有的义理，超越个人的气势与意念。再者，孟子也不赞同“死伤勇”，子路之死为伤勇，而是欣赏曾子与子思依照自身的处境与身份，权衡利弊而做出的选择，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曾子为师长为父兄，保弟子家人周全是其责任，越人入侵则“去城”；子思为臣子，与君共存亡是其责任，齐人入侵则“共守”。“去城”或“共守”的做法都是孟子所称赞的，在“可以死，亦可无死”的境况，要避免“死伤勇”。孟子的“大勇”是对孔子的好谋而成之勇的发展，诚然，这两种勇都是内心的坚定与坦荡的彰显，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心之意志而非身之强大，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

　　三、孔孟“勇”思想的实践路径

　　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勇”是君子所行的三件事之一，继而以合之“仁、义、礼”的规范限定“勇”。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勇”思想，提出以“气”养勇，专注于培养内在的信心和力量。

　　（一）符合“仁、义、礼”规范之勇

　　第一，“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先探究“勇”与“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人若“有德”必定“有勇”，但“有勇”却未必“有德”，逞匹夫之勇的人不具备仁德。如卞庄子之勇，卞庄子在母亲在世时，作战三次，亦逃跑三次，但在母死三年后，主动请求作战，奋勇杀敌七十余人后阵亡。卞庄子以尽孝为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孝植根于内心的仁德，佐证了“仁者必勇”，亦是孔子认为“成人”应具备的“卞庄子之勇”。再如，子路质疑管仲侍二君为不仁，孔子却认为管仲不以兵车，仅以一己之力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匡扶天下，使民受其恩，完全具备仁的品性，所以“仁”是“勇”的核心。

　　第二，是“勇”与“义”。“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我们理应匡扶正义，若不作为，即“无勇”。“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路询问君子是否“尚勇”，孔子认为君子“义为上”，并以“乱、盗”概述君子、小人“无义之勇”的后果。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求和子路去请教孔子，孔子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颛臾不可伐不必伐也不当伐，冉求极力赞成讨伐，主要问责；子路不能以“义”来辅佐季氏，迫使邦域分崩离析，亦当问责。孔子曾让子路反见老人不出仕为不义之事，以此告诫子路要谨记君臣之义。由此可见，“义”是“勇”的原则，指导着“勇”的行为。

　　第三，是“勇”与“礼”。“恶勇而无礼”“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人们“有勇无礼”，既被君子不耻，又会因鲁莽而惹祸。子路“无宿诺”而能以片言断案，却不能达到孔子“无讼”的境界，范祖禹说，“审理诉讼是治末塞流，而正本清源之法是无讼”。子路虽能片言断案，却不懂以礼治国，使民无讼，孔子也曾因子路“言不让”“为国无礼”而哂笑他。孔子认为君子博学且能以礼来制约，才不会背离大道，但子路没有真正领会孔子的教导。正如他在孔子重病时擅自帮其准备后事，“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子路却备以大夫的丧礼，虽是对孔子的尊敬，但有违礼法，是欺骗天之罪行，由此可见子路做事莽撞，有勇无礼，所以“礼”是对“勇”的约束。

　　（二）以“气”养勇

　　孔孟之勇，最大的区别在于，孟子提及培养“大勇”的详尽方法。孟子在和公孙丑讨论其与告子“不动心”的区别时说，“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士气’的气，它和武士的勇气、士气性质相同。”孟子赋予“勇”不同于孔子的“勇”新特点，所以这里的“气”也是指“勇气”，那么，关于“养气”的方法就是实现“大勇”的方法。他明确指出心志关注到哪里，意气就要停留在那里。“养气”关键在于“持志”，才能“不暴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孟子和公孙丑探讨孟子的优点时，孟子能够“知言”且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知言”，即理解别人言辞中表现出来的情志趋向。“养气”的关键是“持志”，但“浩然之气”是“难言”的，它更注重内在的强大。只有凭借正直和真诚养“气”，然后“气”从“集义”产生，即从根源处，不断地从内在心志处散发出来，所以“浩然之气”的产生方法是“集义”。结合这两点，培养“浩然之气”或者是“大勇”的方法，是在“持志”的基础上“集义”。

　　我们生活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的价值观念在不断地涌入，给传统观念带来冲击，唯有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观念，才能赋予其现代的生命力，创造丰富的价值内涵。“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成德先成仁，仁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故不忧；求学务先知，知者以大智大慧解决问题故不惑；成事先成气，勇者以勇气辅以道义故不惧，勇必先符合“仁、义、礼”的规范，在此基础上以“气”养勇，方使勇德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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