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斋申采浩(1880—1936)是20世纪韩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以主体哲学为根基的宁死不屈的抗日斗士、独具一格的历史学家、夙夜不懈的爱国作家。正如韩国近代著名作家洪命熹对申采浩的高度评价———“丹斋怀有惊人的彻头彻尾的朝鲜之心脏”,丹斋就是“民族魂”的象征。若不论及申采浩,将无法客观全面地描述韩国的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
对于申采浩的研究在朝鲜半岛南北学界,乃至东亚各国学界日趋成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申采浩并非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而是横贯文史哲的人文学巨匠。申采浩的独立运动实践及精神可谓是整个东亚近代史的精神文化遗产。本文旨在探讨申采浩主体哲学的本质,并从人生观、历史观、美学观的层面考察申采浩的人生实践。
一、“大我”即“真我”———申采浩的主体哲学
理解申采浩,准确把握其哲学观是关键之所在。他虽非哲学家,但却努力从哲学的层面上思考和解决20世纪的韩国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其深度绝不亚于哲学家。同时,他为了确立自己的哲学立场,还密切地关注和积极地接受当时传入朝鲜乃至东亚的西方哲学思潮。
在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申采浩是一个活跃的言论家和思想家。
通过一系列启蒙政论,申采浩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社会立场和哲学思想。之后,在中国流亡时期,申采浩也通过小说、随笔、史学论著等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解释,但是贯穿其整个政治社会立场和文学活动的毫无疑问是主体哲学。他显然是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民族独立运动的需要,接受了西方的近代主体哲学。因此,关于申采浩的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准确理解其主体哲学。
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是对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即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的境遇做出的积极回应,因此具有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性意义。
申采浩首先认定人的二元论存在,并指出了大我与小我之分:精神的、灵魂的存在是真正的大我;物质的、躯壳的我是虚伪的小我。他还断言道:大我是真实的、永生的;小我是虚伪的、将死的。他认为,大我是我的精神、思想、目的和主义,是自由自在的,也是无所谓成败的。出于这种思考,申采浩主张,为国家或民族建功立业的英雄们是精神和灵魂永生的大我,高朱蒙、乙支文德、崔莹、李舜臣等就是“我”,西方的卢梭、康德、伏尔泰、莎士比亚、达尔文、斯宾塞等也是“我”。显然,申采浩将自我的实现直接融入到民族和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将通过“我”显现的永恒的精神和灵魂视为“大我-真我”,从而通过它高扬民族主体性。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其次,申采浩特别强调“我”的自主性,这同时也是实践的层面。他强调主体的存在论意义和自主价值。他说:“所谓我者乃三界之光、万有之主。
忘我则我死,想我则我生,兴旺盛衰在于我,强弱优劣在于我,我岂能慈悲我,我岂能自笑我。”
他还说:“此国为我国,存此国者是我,兴此国者亦是我”,因为国民、种族、世界都是我的,所以我具有沉重的责任。在同一篇文章中,申采浩批判了试图将东洋的兴旺寄托于日本的想法和试图将国权的恢复寄托于世界大势的非自主性想法。他说:“以一句‘我族之国,我族主张’作护身符,保全民族。”
同时,申采浩指出“我”的存在论的历史属性,从而进一步强调民族的主体性。在小说《梦天》中,申采浩假借“无穷花”之口指出:“‘我’的范围根据时代有减有增。在家族主义时代,家族就是‘我’;在国家主义时代,国家就是‘我’。‘我’若先于时代而行,就会断腿;我若后于时代而行,就会断头。”
这一观点意味着,“‘我’并非超历史的实体,而是根据脉络形成的历史的构成物。这一发言强调‘我’的历史性,无疑是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它超越了个人与民族孰先孰后这类的二分法”。
申采浩在《朝鲜上古史》序文中进一步阐明了“我”的历史性。申采浩指出,“历史为‘我’与‘非我’斗争之记录”,将主观的、本位的“我”之外的称为“非我”,并指出“我”中包含着“我”与“非我”,“非我”中也包含有“我”与“非我”,想要成为历史性的“我”,就必须具备两种属性———相续性与普遍性,从而从人类文化史的意义上指明主体的价值。申采浩特别指出了有关“我”与“非我”之同一性的观点:就先天形式而言,有了“我”之后有“非我”;就后天形式而言,有了“非我”之后有“我”。
他认为,只有用精神的护卫先天的,只有通过顺应环境维持后天的,两者缺一,就会必败。这是对主体的历史性、自主性发展进程的解释。
如上所述,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涵盖着从主体的本质属性到存在方式、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诸多内容。他的哲学丝毫不愧为殖民地时代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堡垒,对于当时的时代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做出了最出色的解答。当时的殖民地朝鲜,“亲日论”高涨,民族运动尚在“准备论”、“外交论”等思潮中苦苦寻求一条出路。申采浩的哲学虽然不无进化论的种族主义、国粹主义的痕迹,但却无疑是一种先进的哲学,旨在加强民族的主体性,实现自主独立。同时,他的哲学志在拯救朝鲜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实现东亚的和平发展。这种开放性的理念堪称伴有一定程度的“误读”与演变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
申采浩的主体哲学与笛卡尔的主体二元论、康德的“实践性主体”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大我与小我”等一脉相承,而不同点在于申采浩是在探索民族解放的主体,更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二、宁死不屈的抗日斗士———申采浩的人生观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生中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哲学观绝非易事。因为人作为生命体,在生命的历程中难免要遭遇无数顺境和逆境。尤其在殖民地时代的朝鲜,身为亡国奴坚持透彻的人生理念更非易事。就这一点而言,申采浩作为一个人和抗日斗士,很好地体现出了源于自己哲学观的革命人生观,堪称后世之楷模。
申采浩毕生致力于民族独立运动。他不仅担任过独立运动新闻媒体的主角,还亲自参与独立运动团体,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作为抗日斗士的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申采浩的抗日活动,其基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的人生哲学。申采浩的人生观以主体哲学为基础,其特征是以民族与祖国为重的生死观、决不妥协的斗争意识、以人格独立为本的个性观。申采浩没有从个人的利害得失考虑生死问题,而是从民族与国家的需要考虑,充满着爱国、爱族的信念。“若国家之外另有爱,则非爱国者。”
申采浩不仅如是说,也确实将爱国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大前提。
20世纪初,申采浩毕业于成均馆并被任命为成均馆博士,原本可以保证过上安逸的生活,可是申采浩却毅然削发并离开成均馆,之后担任了《皇城新闻》的记者,以其充满战斗力的笔锋转变为一个爱国启蒙言论家和思想家。在之后的20逾年,申采浩历经从中国到远东,再到中国的流亡,生活的困境乃至生命的威胁始终伴随其左右。但是申采浩将这一切视为民族和祖国的要求,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一切。申采浩撰写的《义烈团宣言》,即《朝鲜革命宣言》,可谓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出的最为彻底的革命宣言。
该宣言第一条规定:“猛烈实行天下正义之事。”《朝鲜革命宣言》发表之后,无数爱国志士们被其革命精神和激昂的斗志所鼓舞,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尹凤吉、金相玉、金祉燮、罗锡畴等在以暴制暴的反日斗争中牺牲的义士们就是其中的代表。申采浩走向无政府主义,源于其深感到民族运动中社会进化论的局限性。可见,申采浩是在主体的立场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申采浩在随笔《利害》中写道:“神圣之死是忘记是非,忘记毁誉,只为我所爱,饮血倒在刀枪之下的死。”
申采浩本人也做好了生死决断。
1926年,申采浩在北京最后一次与心爱的妻儿相逢后,就为筹集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的军费和刊物出版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筹款活动中。申采浩绝非仅仅是以笔为枪的文人志士,而是真正行动的抗日斗士。最终,申采浩因“伪钞事件”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在旅顺监狱的8年囹圄岁月中,申采浩受尽磨难却从未动摇和屈服。
入狱8年后,由于申采浩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日本帝国主义警方迫于国内外舆论允许其保释出狱。申采浩却以不愿意接受亲日富人的帮助为由,拒绝被保释,并于1936年因脑溢血病故于狱中。申采浩在狱中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在写给洪命熹的信中说道:“想给(命熹)兄奉上一言,手中的笔在颤抖。我却强忍住。忍住虽然痛心,欲言又感切骨。于是抱紧痛苦的心胸,走上命定之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申采浩选择了命定之路———为民族和祖国捐躯。临终前,申采浩还表示:“我死后,要将我的尸体火葬并抛于大海,以免我的尸体被倭寇踩在脚下。”申采浩的生死观自始至终从未动摇,可谓宁死不屈的斗士。
同时,申采浩作为正义的化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非正义的存在,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妥协。早年作为《皇城新闻》的记者和《大韩每日新报》的主编,申采浩通过著名爱国政论闻名于世。《日本的三大忠奴》、《告韩日合邦论者》、《与友绝交信》、《大我与小我》等政论充分地表现出申采浩的不妥协精神。
1910年,申采浩以无法屈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天下为由流亡中国,走上救国之路。流亡途中在五山学校的逸事体现出申采浩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传闻申采浩由于洗漱时不低头,衣服总会被水打湿。有人问其原因,申采浩回答说:“因为我一生不喜欢低头”,意思是不愿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天下低头。
虽然看似啼笑皆非,但是申采浩却正是如此正义和不妥协的斗士。申采浩在滞留中国青岛时与爱国人士们一道摸索救国方略。申采浩主张培养武力,开展武装斗争。对于一些人主张的“准备论”、“外交论”等观点,申采浩丝毫不肯退让,于是为建设海外独立运动基地,离开青岛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大韩临时政府时期,申采浩坚决反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外交论)”,不惜辞去议政院长职务。他坚持“我的国家,由我拯救”的主体哲学,认定绝对不能依靠别人的力量拯救国家。他绝不肯为个人的职位而违背自己的理念。所以他坚决反对将持有“委任统治论”的李承晚推举为大韩临时政府总统,主张武装斗争路线。最终,李承晚当选为总统之后,申采浩退出临时政府,创办《新大韩》杂志,猛烈抨击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强烈主张武装斗争路线。之后,临时政府方面派李光洙诚邀申采浩担任《独立新闻》主编,申采浩却坚决不从。
1920年,《新大韩》杂志迫于临时政府的压力停刊,申采浩就前往北京,与金昌淑等一起创办《天鼓》杂志,探寻新的救国路线。由于不妥协的性格,申采浩被冠以“老顽固”的别称。而这所谓的“老顽固”正是申采浩坚持正义和不妥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人格魅力。申采浩有一个侄女在亲日派人士的牵线下要嫁到有钱人家。申采浩闻此消息后就秘密回国,通过“断指绝义”———以自断手指的方式断绝亲戚关系。
申采浩刚烈、重原则的人生态度,通过此事可窥豹一斑。可以说,申采浩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其政治生活中,而且影响到其整个伦理道德观念。申采浩的人生观还表现在其鲜明的个性———自主性、创造性的人生追求中。对事大主义思想和奴隶根性的批判贯穿于申采浩数十篇政论和随笔之中。“世人皆穿瘦布袜,我亦穿瘦布袜,此为奴隶思想。人若无人为,与奴隶、怪物又有何异?我宁取怪物。”“奴隶无主张,唯有服从。甲做主则服从于甲,乙做主则服从于乙。虽为方寸心理之上,岂有革命之条件。”
申采浩不仅如是说,而且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怪物”———斗士之路。申采浩鄙视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认为“多主义即无主义”,批判那些见机行事、盲目追随的行为。申采浩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精神,才能在独立运动、史学研究、文学创作、言论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也得以具备无穷的能量。
崔南善邀请生活窘迫的申采浩任职于《时代日报》,申采浩却断然拒绝。还有一次,因为《中华日报》修改了申采浩撰稿中的一个字,申采浩就拒绝撰文。这些轶事都充分地体现出申采浩坚韧的意志和鲜明的个性。一言以蔽之,申采浩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正因为他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和自主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能够走上坚贞不屈的独立运动之路。
申采浩虽然是自称“怪物”的反日斗士,却又是一个火热的情义豪杰。申采浩曾表示:“人生得一知音足矣……能得生死难忘挚友之一滴眼泪,死不足惜。”
申采浩毕生结交了众多良友。他也是重情重义之士。卞荣晚、洪明熹、郑寅普、安在鸿、李会荣、金昌淑、朴容万等韩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名人都是申采浩的生死之交。申采浩曾为抗日运动家罗喆之死写下《悼祭四言文》,以表悲痛和愤慨,还曾为独立斗士金演性写下《梦金演性》一诗。申采浩深爱的学生金致淑病故时,申采浩只身悄然回国悼念后返回中国。据悉,英年早逝的金致淑当时被评价为才识和学问足以比肩申采浩。申采浩对晚辈的爱惜之心可见一斑。申采浩就是这样一位既是革命家和斗士,又是良师益友,极具人格魅力的一代伟人。
三、独具一格的历史学家———申采浩的历史观
申采浩是一位确立韩国近代史学之基础的独具一格的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的主体问题、历史认识、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诸多极具独创性的观点。申采浩的历史研究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他认为,只有具备正确的国家观和国家意识,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自主独立,而唯有历史才堪当此大任。申采浩指出,要想给陷入绝望的民族赋予希望,就必须用历史培育起爱国心。他说:“无历史,其国民之爱国心能生于何处?”“我若要爱国,就要读历史,若要使人爱国,就要使其读历史。”
他将历史视为培育爱国心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还主张:“史笔强,则民族强;史笔武,则民族武。”他批判以往前人没能站在主体的立场上叙述民族历史,并强烈呼吁要纠正被歪曲的民族历史。其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民族独立和自尊、自强,绝非单纯的为学问而学问,更不是为个人的荣誉。
申采浩对历史的主体问题也进行了一番符合时代精神的探究。在爱国启蒙期,自《读史新论》(1908年)至《20世纪新国民》(1910年),申采浩以英雄史观为基础,将英雄视为历史的主体。随着《20世纪新国民》的发表,申采浩的观点逐渐转变为国民史观,将国民视为历史的主体。然而,20世纪初期申采浩的思想中仍留有一些英雄史观。
20世纪20年代初,申采浩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随之将民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可以说,申采浩的英雄史观、国民史观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民众史观则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大。然而,他的历史观中一以贯之的却是民族的主体性。这是因为他站在主体哲学的立场上,根据时代的变迁探究历史的主体,最终得以建构近代民族主义历史观。历史观的变化充分地体现出申采浩作为爱国的民族史学家的风貌。
在申采浩的史学观中,历史认识占据着重要的比重。他首先批判传统的史学,尤其是以王朝史为主的历史记述及其“天命论”、“义理论”、“正统论”等思想基础。他说:“帝王贼寇不过是成败之别名”,以此否定“天命论”。他还批判“君臣父夫常纲说”等“义理论”以及“春秋”、“纲目”之类的“正统论”,主张“现实论”和“大势论”。他认为,历史叙述“第一,要阐明民族主义;第二,要发场救国精神;第三要补充古代史的残缺;第四,要论述数千年东洋史上我民族所处的地位”,新的历史必须要高扬民族的自强意识,反映时代的问题意识,纠正错误的历史。
申采浩还批判了日本的殖民主义史观及其对韩国历史的歪曲,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此来对侵略韩国的阴谋加以合理化。申采浩愤怒指责对韩国史的歪曲,他说:“近日笔端愈出愈怪,称檀君为素戋鸣尊之弟,称高丽原为日本之属国,魔谈狐说纷纷雪坠,若皆信彼等之语,我国四千载史即作日本史之附属品……”。
他从根本上否定《日本书纪》中有关古代日本征伐新罗以及日本消灭大伽倻设立“任那日本府”的说法,反而提出新罗金春秋攻陷大阪和百济侵入日本等主张。他说:“近日,历史家崇拜日本之奴性又长,污蔑我神圣历史。……编史之,诸公若闻此必曰日人难妄,然史记岂能捏造。”
当然,申采浩的这些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是申采浩强烈批判殖民史观及其对历史的歪曲,通过自主的历史叙述谋求自主独立和民族复兴,这种努力无疑是正当的、合理的。申采浩还主张,必须以民族主义克服帝国主义,日本标榜的所谓“东洋主义”不过是在粉饰侵略,其日本观彻底站在主体的立场。申采浩还批判用被歪曲的历史教材实施历史教育的学部当局。他说:“韩国近代史可谓惨淡悲愤的历史,尚有一毫血性者,无不会流涕痛哭。彼等却禁止其,彼等果真何样人物?”
他还主张,这种教育是在鼓吹亡国心,而不是高扬爱国心,这样的教育不能让人获得国家观念或国民使命,而只能让韩国人成为“外人之螟蛉”,并谴责这样的教育当局无异于卖国集团。申采浩认为,教育的当前任务是激发爱国心,要让人们认识到韩国的风俗、语言、习惯、历史、宗教、政治、法律、制度、风土、气候等。
申采浩还确立了历史学作为学问的性质。他强调,历史研究始终都是一种学问和科学。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观的否定和近代史学的确立。他指出:“历史,是为历史而写历史,而非为历史之外的某种其他目的而写。详言之就是,客观如实地记述社会的流动状态以及其中发生的事实就是历史,而非根据著作者的目的左右或添附、改变其事实。”
这表明,申采浩接受了近代史学理论,志在开展作为全新科学的历史研究。申采浩显然是接受了当时传入韩国的先进史学理论。他说道:“从今往后西欧的文化和北欧的思想成为世界史的中心。我朝鲜是成为其文化思想的奴隶而被消灭,还是将其咀嚼和消化而建设新文化?我将分别叙述此两方面。”
站在这种历史科学的立场上,申采浩探究和实践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论。他对历史研究中的古事批判、史料收集、史料批判、考证、历史叙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究。例如,对于考证方法,申采浩提出了“类证”、“互证”、“追证”、“反证”、“辩证”等方法。他说:“以上五者为方法,补齐四千年来之阙失,纠正讹误,进而从中精确寻找因果,公正辨别是非,或可恢复朝鲜宝贵历史之万一、千一。”
考证方法在申采浩的历史方法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对于当今的学者而言同样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此外,申采浩还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这一观点源于韩国的文字历史。因为韩国历史上长期以汉字作为书写方式,韩国还借用汉字的部分音和意,创制名为“吏读”的书写方式。申采浩因此认为研究韩国历史必须充分考虑到韩国的文字历史,从研究语言入手阐明历史问题。
申采浩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读史新论》(1908年)、《朝鲜上古史》(1924年)、《朝鲜上古文化史》(20世纪10年代中期)以及收录历史研究论文的《朝鲜史研究抄》。《读史新论》是体现申采浩民族史观的首部论著。可以说,“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成立源于《读史新论》”。
《朝鲜上古文化史》是申采浩在20世纪初期参与大倧教的活动并经过高句丽等历史遗迹的考察之后撰写的论著,强调民族的文化层面,同时谈论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强调韩国的政治、文化、制度等的特性。《朝鲜上古史》撰写于1923年至1924年期间,很大程度上纠正和补充了前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成果,运用了近代的史学研究方法。此外,申采浩也发表和撰写了不少历史研究论文,留有《历史总论》、《疆域考》、《仙郎史通论》、《对于朝鲜史整理的私疑》等未完成的遗稿。
申采浩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首次将韩国古代史加以体系化,在檀君、疆域、汉四郡、古代文化(文字、风俗、郎家思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中提出了诸多独具开创性的观点。申采浩的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在韩国的殖民地时代可谓无人可出其右。同时,申采浩在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学术人格也不愧为后辈学者们的楷模。
申采浩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的。可是申采浩却从未动摇,以惊人的执着冲破了一道道难关,终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于高句丽遗址考察,申采浩曾感慨地说道:“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壮观”。考察中,由于不具备仪器设备,申采浩只能用胳膊和步幅丈量陵墓的规模。申采浩曾回忆道:“数百王陵中天幸遗存的8层石塔、四面方形的广开土王陵及其右边的祭天坛,用毛笔大致模本,以取代照片。王陵的宽度和高度用步幅丈量,用身体衡量,以取代测量。”
在极度贫瘠的条件下也从未失去民族史研究的热情和使命感可见一斑。申采浩为搜集和考证史料,频繁地进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曾试图致信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请求允许阅览图书。迫于生活压力,申采浩为了完成《朝鲜上古史》的撰写,甚至做出了进入寺庙这一超乎想象的选择。同时,申采浩还深感学习英语的必要性,摸索出独特的方式学习英语,其掌握程度足以用原文阅读《英雄崇拜论》、《罗马帝国兴亡史》等论著。
可以说,正是这种作为爱国史学家的思想境界以及对史学研究超乎常人的执着和信念,成就了韩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和大家———申采浩。申采浩的历史研究独具慧眼,令同代及后代学人惊叹不已。申采浩的莫逆之交卞荣万指出:“先生的历史观并无体系的或科学的。然其眼光堪称穿透纸背。先生炬火般的史眼足以成为我们黑暗混沌的历史之解剖光。仅就先生而言,因不具体系性,才具备超体系性的高贵,因非科学的,才具备超科学的灿烂光芒。”郑寅普高度评价了申采浩在史学研究中历史的批判性、史料的考证、分析的深刻性、创造性的发现。他说:“丹斋的史学如世人皆知是名符其实的巨擘。”申采浩身陷囹圄也不曾停止历史研究。他在写给洪命熹的信中写道:“而今有两部最为爱惜的腹稿《大伽倻国迁国考》、《郑仁弘略传》,恐怕此亦与弟一并成为地中之物。”
作为一个学者,申采浩高尚的良知也值得敬佩。申采浩在狱中接受韩国记者的探访时曾要求终止《朝鲜上古史》的连载。其理由是“由于其为断定性研究,实在缺乏自信,也不信其为完美”。申采浩作为学者的人格、良知以及谦逊、率直的为人可见一斑。当时申采浩家人的唯一生活来源就是那点儿稿费,申采浩却不愿为稿费而放弃作为学者的良心和使命。
四、夙夜不懈的作家———申采浩的文学观
申采浩是一位夙夜不解的爱国作家。他的文学观以主体哲学为基础,极具独创性,并且在其文学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文学观。申采浩首先强调了美育在培养爱国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说:“爱即情,无情则无爱,无爱则无情。因此,若要得爱国者,就要培养国民对国家之爱情。”他还指出,情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进而就是美的教育。据申采浩的观点,美的教育就是讲授国家之美、民族之美。“国家亦有国家之美。从本国的风俗、语言、历史、宗教、政治、风土、气候及其他一切之中提取其特有的美点,即所谓国粹即国家之美。不懂此美,所谓爱国亦空洞的爱国。如,有人言,用眼爱甲国山川,用耳爱乙国音律,唯用脑爱我祖国。此却已非刻骨铭心之爱。”
申采浩认为,爱国心绝非抽象的存在,它直接联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的美,只有通过美实施的教育,才是教养爱国心的基本途径。申采浩的这一观点是对自己在爱国启蒙期撰写的政论《历史与爱国心之关系》中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深入阐述。申采浩的美学思想,其基础是主体哲学,即从主体的立场上探寻和高扬民族的精神。他认定,美和民族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存在,美绝非超民族的抽象的存在。这种思想与一味强调美的自律性的艺术至上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申采浩美学观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很好地结合了美的特殊性与爱国心的培养。申采浩就是以这种美学思想为核心,阐发了自己的文学观。
申采浩在谈论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指出,天下大业虽然是大哲学家、大英雄、大豪杰所为,但“社会之大趋向由国文小说所正”。因为小说能够“助英雄豪杰之躯体,使天下事业始于妇孺走卒等下等社会,具有人心转移之能力”。换言之,天下人都喜欢小说,只要“其思潮稍奇,笔力稍雄”,就能具备感化千万人的力量。因此,小说是“国民之魂”和“国民之罗盘”。这种思想的根底里虽然包含有英雄史观,却无疑是对文学的审美感化及其效力的准确把握,也体现出了申采浩将文学视为爱国启蒙运动之一环的文学社会学观点。同时,申采浩特别强调国文小说,这显然与他的主体思想有关。
申采浩还指出,“诗者国民语言之精华”,呼吁诗界革命,主张要将新思想注入陈旧的传统诗之中,从而“以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创作东国诗”。可见,申采浩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提出了诗歌的民族性和发展方向。同时,申采浩彻底否定和抨击那些无视民族现实的艺术至上主义、感伤主义的文学以及妥协性的民族主义文学。申采浩讽刺上述文学称:“即使变卖贫妻之内衣,写出几首新诗也可;即使给出疆土之全部,换取几句有趣新小说也可。”申采浩迫切地呼吁文学绝不能无视民族的现实,必须融入民族运动。申采浩还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他说:“若是艺术主义文艺,就应成为描写朝鲜的艺术;若是人道主义文艺,就应成为拯救朝鲜的人道。”申采浩主张的文学是能够“成为饥者之粮、病者之药,建设自家文学之独立国”。
在申采浩所经历的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和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恢复国权可谓韩民族迫在眉睫的首要课题。因此,脱离民族的现实与要求的文学绝不能成为全民族的价值取向。就此意义而言,申采浩的文学观无疑是进步的。因此,申采浩的文学观虽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但是它没有无视文学的内在的、审美的本质,所以也绝非对文学自律性的否定。申采浩在主体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美学观点,也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美学观。
申采浩在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创作了《乙支文德传》(1908年)、《圣雄李舜臣》(1908年)、《东国巨杰崔都统》(1909年)等英雄传记。通过这些作品,申采浩对韩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给予了揭露和批判,对民族的智慧和果敢表现出自豪和敬仰。正如申采浩自己所言,他实现了“写过去之英雄,以招未来之英雄”的创作理想。据申采浩回忆,这部作品是应数十位青年人的要求创作的。可见,申采浩在当时是青年人所崇敬的对象。
申采浩不仅创作了英雄传记小说,还翻译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7年)等国外的英雄传记。
申采浩在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发表的政论可谓是韩国殖民地时代不可多得的佳作,充分地体现出了作者坚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对东洋主义的批判》、《日本的三大忠奴》、《大韩之希望》、《历史与爱国心之关系》、《20世纪新国民》等文章,“痛论国政之得失,褒贬时流人物之长短,且愤慨于当时思想之污浊与道义之低下。深究并认清其病困之根底在于国家史统未能扶正,民族正气未能凸显。于是历论先儒史笔之歪曲、价值之颠倒、是非之错误。因此,申丹斋可谓当时俨然国民思想改革之急先锋”。
申采浩的数十篇政论每一篇都堪比战斗的动员令、扫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灭敌之弹丸,以其炙热的爱国热情和朝向文明开化、自主独立的强烈志向打动着民族的心脏。1910年流亡中国后,申采浩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当申采浩流亡中国时期的数十万字文学遗稿被发掘后,瑏瑡洪命熹回忆道:“丹斋也写了许多小说,却不是出于发表在某个地方的意图所写。或许可称之为忍无可忍迸发出来的心脏之呼喊。也就是原原本本地吐露朝鲜的呐喊、朝鲜的志操。”申采浩在独立运动和历史研究的间隙中,在彻夜难眠的异域之夜,用小说、诗歌、随笔、政论吐露了自己难以抑制的热情、愤懑和意志。申采浩数十万字的文学遗稿长时间辗转于多处,没能与世人见面。正如申采浩自己所言,成为“无读者之著作、无购览者之美术品、无崇拜者之人物”。
在《晓星》一诗中,诗人通过晓星的意象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以及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
诗人要成为勇敢的斗士,如晓星般守护在黎明前祖国的夜空中,不惜经历一切艰难困苦,表现出刚毅的节操。无论风起云涌,还是迷雾重重,晓星永远在夜空中散发光芒,为祖国和人民预示着破晓的阳光即将来临。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破晓———祖国光复的热切期盼和坚定的信念。诗人崇高的美学理想正体现于此。此外,这首诗在现代自由诗韵律的探索上也取得了全新的成果,不愧为20世纪初期韩国近代自由诗的代表作之一。
申采浩通过众多随笔和政论,完成了一个战斗的爱国作家的使命。随笔《丹儿杂感录》、《朝鲜的志士》、《利害》、《大黑虎一夕谈》等作品都堪称20世纪20年代韩国随笔的精华。申采浩曾说道:“逃避现实者为隐士,屈服者为奴隶,格斗者为战士。在此三者中,我们应选择战士之路。”申采浩不仅如是说,而且确实也通过革命实践走过了一条战士之路。申采浩的随笔深刻地剖析了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摸索出了真正的爱国者理应选择的道路。此外,申采浩的政论《朝鲜革命宣言》(1923年)和《宣言》(1928年)集中体现了其以无政府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独立思想、民众志向以及民主自由思想。
申采浩稳重有力地阐明了无产民众革命的必然胜利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使得当时的无数爱国志士在其影响下投身于抗日革命斗争。激昂的号召、强有力的逻辑、坚定信念的表露、出众的语言构思等,进一步加强了申采浩政论的革命性和感化力。申采浩还通过《梦天》(1916年)、《龙与龙的大激战》(1928年)等浪漫主义小说和《百岁老人的美人谈》(20世纪10年代中期)等历史小说创作,展示了自己的爱国志向和民族志向。小说《梦天》是“君”的想象与梦的形象浑然一体的作品。作者不仅将题目本身命名为《梦天》,即梦里见到的天空,而且在序文中还写道:“‘韩人’早已为‘梦国’之百姓。读者诸位,讪以此文为梦后所作,就当其为梦中所作”。
他还说:“身躯不得自由,哪怕手中之笔也要自由。”《梦天》创作于1916年的北京。作者假借梦境的形式,自由奔放地抒发了自己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主人公“韩人”从天国来到地狱,再从地狱升入神界。作者通过幻想性的叙事结构,描写了韩国抗日民族运动的现实,宣扬了自己热烈的爱国心。主人公“韩人”历尽生死磨难,去寻找“君之国”———祖国,只为让“君之国”昏暗的天空恢复光芒。作者通过刻画“君之国”以及“韩人”的形象,表现出了甘愿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我”与“非我”之斗争的艰巨性以及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申采浩以笔名“燕市梦人”创作的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以幻想性的叙述结构,描述了代表民众力量的“德拉衮”与代表日本侵略者的“弥利”之间的对决。经过激战,“德拉衮”最终取得胜利。通过“德拉衮”的胜利,表达了作者的社会志向,即民众的自由与平等得到保障的社会。当然,这种社会志向其根基在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指出:“文学创作就是作家的白日梦。”作家通过梦的形式表现人的本我,即无意识。对于申采浩而言,中国不仅是开展独立运动的政治空间,也是延伸其生命体验的文化空间。通过长达20余年的中国体验,申采浩的爱国情感、民族意识与无意识相互结合,得以进一步强化,使他以夙夜不懈的精神奋笔疾书。在申采浩的作品中,有“君”和“梦”两个极为重要的意象。申采浩曾经用过的笔名有“丹涯生”、“一片丹心”、“锦颊山人”、“梦人”、“燕市梦人”、“韩人”、“赤心”等,同样与心理冲动引发的本我———无意识的作用有着紧密的关联。
对于人而言,故乡、祖国等是与本我(即无意识的领域)密切相关的存在。所以人具有希望在死后回归故土的本能,即“回归意识”。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促发了其“回归意识”,而“回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了其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申采浩所毕生追求的民族独立,就是向“君之国”———祖国的回归。申采浩通过梦境的形式表现了自己的“回归意识”。因此,在申采浩的文学中,“君”和“梦”是理解其创作特性的重要环节。
申采浩的文学是殖民地时代韩国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高峰。他通过小说、随笔、政论、诗歌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最为迫切地表现出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也主导了文学形式的革新。同时,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战斗的气魄、渊博的学识、雄健豪放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讽刺、丰富多彩的文体手法等形成了申采浩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
五、结语
申采浩无疑是20世纪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坐标。他的主体哲学在20世纪韩国思想史上开创了近代哲学的新纪元。同时,其与主体哲学紧密相关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都是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史的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申采浩作为知行合一的革命斗士和爱国文人,不仅是韩民族的伟人,对于全人类而言,也不愧为楷模。申采浩具有对民族与祖国的一片丹心、对邪恶堪称“怪物”的不妥协精神、对友人真诚炙热的交友之道、对名利视如粪土的学人风格,可谓将“朝鲜之志操”、“朝鲜之正气”
集于一身。一言以蔽之,申采浩是宁死不屈的抗日斗士、独具一格的历史学家、夙夜不懈的爱国作家,是“民族魂”的象征。
申采浩的哲学和为人将永昭青史。申采浩逝世9年后的1945年,中韩两国文人共同发起在中国上海筹办“申采浩学社”。中方主要参与人有李石曾、杨众骆、朱设等,韩方主要参与人有郑华岩、柳子明等。“申采浩学社”成立伊始就策划将申采浩遗稿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并出版发行,以向全世界弘扬申采浩的学术和精神。
可惜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未能实现。但是“申采浩学社”的成立足以说明申采浩及其成就在当时具有深远影响力。相信对申采浩的研究必将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